黄福升
1965年我考入哈密二中读高中，一年后，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1968年，我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报名“上山下乡”到农村落户，接受再教育。当年11月中旬，一辆大客车和一辆大卡车（拉行李）把我们30多名初、高中生送到巴里坤县大河沿公社，当晚由公社安排集体食宿。第二天，按自由结合的原则，我和另外3名男同学被分配到大河沿大队插队落户，大队派来一辆牛车，拉着我们的行李，我们跟在牛车后面，步行几公里，来到大河沿大队，从此开始了近两年的知青生活。
做饭
到农村后，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吃饭问题。一个简单的道理是饭做熟了才能吃，要吃饭必须会做饭。由于我们几个在下乡之前基本都是饭来张口，四个人中，除两人常年在学校食堂就餐外，其他两人连碗都没有洗过。
除了不会做饭外，甚至连生火都成了我们的难题，因为当地人用大的梭梭柴生火做饭，加之当地潮气大，没经验的人很难生着火。我们所在的大队分为两个居民点，当地老户为一个点，新户为一个点，两个点相距近一公里。所谓新户的点，也就是一排四间的土坯房，每间房约十四五平方米。我们来之前，已有两家“盲流”来的人家住在此处，一家是甘肃人，两位大人，两个小孩，大人为人善良热情，成天笑眯眯的，小孩乖巧，讨人喜欢；另一家是四川人，只身一人。为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大队安排我们的近邻甘肃老乡为我们生火做饭。
几天下来，我们感觉很不好意思，一是老乡要照常参加队里的劳动，回家要做自己家的饭，还要照顾两个孩子；二是我们4个大男子汉，总不能老坐享其成，过寄生虫的日子吧。
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动手。我们对“家务”做了分工，我和另一位同学因天天能看到自己的家长如何做饭，有一定的感性认识，自然干的是技术活，一个负责蒸馒头，一个负责擀面条；另外两人，一人负责劈柴生火，一人负责挑水扫地。为解决生火难的问题，我们买来了煤油，先将煤油浇在柴火上，再点火。遇到难题，就向邻居请教，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们可以独立生火做饭了，但还是免不了出一些差错。
有一次做晚饭，生着火，馍馍也上了蒸笼，不料火却灭了，大家又费了好大劲才把火生着。在等馍馍熟的时候，全都睡着了，当一股刺鼻的焦煳味把大家熏醒时，发现蒸笼已快着火了，大家七手八脚把炉子里的火扑灭，再看蒸笼里的馍馍，个个黑不溜秋，好在都熟了，剥去外面厚厚的一层皮，吃起来虽烟熏味很浓还带点苦，但总算给饥肠辘辘的肚子交了差。
两角钱买觉睡
由于晚饭吃得晚，因此睡觉也就晚，睡觉晚，按时起床就困难。当时，社员每天干农活的时间是早晨2个小时，早饭后2—3小时，下午3小时左右。每天早晨，我们之中醒来最早的一个人，首要任务是透过门缝侦察社员是否已经下地。如果社员们正往地里走，他就赶快叫醒其他三人，大家迅速穿好衣服，也顾不得洗漱就往地里跑；如果社员已经下地干活，大家也就不好意思下地了，索性倒头再睡，等吃过早饭后再下地干活。
因为早晨2小时记2个工分，年底分红每个工分约一角钱，耽误一个早晨就意味着少挣两角钱。因此说，我们是两角钱买个懒觉睡。
清淤
大河沿公社有一条贯穿全公社的灌溉渠，估计公社也可能是由此而得名。各生产大队又有若干小灌溉渠将水引入各自的地头。每年初春，各生产队都要组织社员清理小灌溉渠的淤泥，这是十分苦和累的农活。巴里坤是高寒区，初春，灌溉渠里表面的冰已经消融，但下面的冰却没有化，人们虽穿着胶鞋，但长时间站在冰面上干活，脚底还是冰凉冰凉的。
对我们来说，最要命的还是清淤工作的劳动强度。要干好清淤这项活，最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工具要好，二是体力要强，三是要有一定的经验和技巧。我们一个条件也不具备。首先，清淤用的铁锨必须是使用多次，磨得发亮的方头锨，这样的锨不沾泥，干活时容易将泥甩出，而我们却只有下农村时发的尖头凹型铁锨；至于后两个条件，我们更是无法和社员比，因此吃的苦头就多。
干活时，泥巴沾在铁锨上，拖泥带水，怎么甩也甩不出去。而我们与社员是同工同酬，既然是同酬当然要同工了，每个人一次一杆（用竹竿丈量分工作量）的任务，先干完先休息，等大家都清完第一杆，再开始干第二杆。因为每一杆我们都是最后干完，没容喘气，接着又开始清下一杆的淤泥。晚上收工后，我们一个个觉得浑身的骨头都散了架，起身躺不下，躺下起不来，要好多天才能缓过劲来。
犁地浇水
在所有农活中，犁地和浇水是我们比较喜欢干的，这是因为犁地和浇水技术含量不高，除此以外，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新鲜事吸引着我们。巴里坤北山坡上的耕地距居民点大概有十几公里远，而且面积都特别大，有的地的长度可达一两公里。上山犁地时一部分人骑马先行，一部分人骑马赶耕牛。
因我们从来没有骑过马，就争先恐后地加入了骑马先行的行列。为了我们的安全，社员让我们骑没有备马鞍的马（对于不会骑马的人来说，骑备有马鞍的马，如果马受惊骑马人的脚一旦被马镫套住，那是相当危险的）。开始路面比较硬，大家都缓缓而行，待到了前几天已犁过的耕地时，社员放马狂奔，我们骑的马也跟着狂奔起来，令我们意外的是，骑在狂奔的马背上，竟比马缓行时要平稳得多。转眼间马就要跑出耕地了，我琢磨着，马一旦跑出耕地，如果自己控制不住马，那时摔下来可就惨了，于是赶紧勒马，但马就是不听我的话，三弄两弄，我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因为是虚土，只是左手腕受了点伤，当时有些微肿，并无大碍，而且犁地扶犁用的是右手，不影响我干活，于是我坚持着干完了一天的活。下山时，我只好骑牛了。虽然慢了许多，但平稳了不少，也不失悠然自得。
不知什么原因，当地北山上麦地的浇水时间都放在晚上。
一次，我和另一位同学由一名社员带着上北山浇水，傍晚我们一行三人来到麦地。因为北山的地都是北高南低，有一定的坡度，加之地又十分长，所以浇地就十分简单，只要将水口子扒开，两三个小时后水才能浇到头，而且不存在跑水的担忧，实际上，一个晚上只扒和堵两三次水口子就成了。前半夜，我们望着南山星星点点、游动着的汽车灯光，听社员介绍大队各家的情况和讲各自知道的趣事，后半夜裹着棉大衣，头枕大地睡觉。清晨醒来，地已浇完，堵好水口子，每人拿一个脸盆去采野蘑菇，用不了一会，就满载而归。摘好洗净煮熟（山上有季节性护地人员），咸盐酱油一拌，操作简单，美味可口，绿色环保，估计现在的高级饭店也未必能吃到这样的山珍。
北山修渠
为了将北山里面的水引出山灌溉耕地，每年夏天公社都要组织各大队人力进山修水渠。我所在的大队也无例外派了一部分人参加修渠。我们是额外派去临时拉石头的，两辆牛车6个人，一辆牛车一名社员赶车，两名知青装卸车。
因为拉的都是小石头，所以活倒是不重，只是有件事现在想起来有些滑稽可笑。我们是在山上捡石头装车往山沟里运，山坡有的地方十分陡，我们担心拉车的牛扛不住（尽管牛车上装有刮木，相当于车闸），我们就双脚蹬地，两腿蹦直，使劲向后拽车，等到了沟底，再看两只鞋底，已被磨去了厚厚的一层。想一想，螳臂挡车，枉费心机，我们这样做又能有什么作用呢？
拉石头的活是干半天，歇半天。后半天，人休息，牛吃草，但必须有人去放牛，这项工作就由我们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我们把牛赶上山坡，然后自己爬到较高的山顶，举目远眺，南山、全大河沿公社尽收眼底；回望北山远处，山峦层层叠叠，树木郁郁葱葱，满山碧绿，使人心情豁然开朗。低头俯瞰，星星点点的各色野花点缀在绿草丛中，姹紫嫣红、争奇斗艳，让人目不暇接。对我们来说，放牛已不是农活，而是一种享受了。
离开农村已经四十多年了，然而短短两年的知青生活却使我永远难以忘怀。它使我认识了农村、懂得了农民，它给了我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力量，它也丰富了我的情感世界。在后来几十年的工作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我都会努力去克服，无论遇到多大的烦心事我都会自己去排解。
（黄福升，1948年10月生，陕西省清涧县人。1971年从哈密到独山子任小学教师。自1987年起，先后任五小副校长、二小副校长、五小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