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边想边写容易乱套。小说写糟了，乱套了，这无关紧要，大不了不给别人看，其严重性不可与杀人同日而语。杀人若一着不慎，不仅灭不了人家的性命，而且要把自己的搭上去。
“见没见过麋鹿？”周珊端咖啡我喝。
这时我正躺在她的床上看画报。我是午后过来的，没去水利局开会。周珊的卧房对着河，近处是河，远处是山，视野特别开阔。春天的太阳从窗外照进来，照得屋里亮堂堂。
我问她跟我说啥。
麋鹿，她说。
又说起麋鹿来。
我们处跟隔壁处五一节一起到大丰去。隔壁处的陈处长是苏北大丰人。大丰有啥地方好玩？大丰有天然麋鹿场呀，全世界就大丰有，总不能今年还去黄山九华山？我们处的多数人都响应隔壁处的陈处长的提议，愿意陪陈处长衣锦还乡一回。十几个女科员呼啦围住我，问我同不同意。她们中最起劲的是周珊。
“陈处长说，看麋鹿要春天看。”
“为啥呢？”我不解地问。
“麋鹿春天发情。”
我和陈处长都不坐小车，我们坐瑞典客车沃尔沃往大丰走，当官的跟不当官的坐同一部车子。陈处长也是开明人士，不认为坐大客车回家比坐小车丢人。他说随便搞一部客车就行，于是我随便搞来一部沃尔沃。坐车时我跟周珊坐同一边的两张座位，住店时跟我处里的那个小叶睡同一间房间的两张床。
我对麋鹿的性生活毫无兴趣，我不关心某个公麋鹿剥夺其它公麋鹿的性权利于物种生存有何意义，可我混在这些人中听导游津津有味地讲这些事情时也咧嘴嘻笑。因为我明白，与民同乐是我们中国官员的古老而优良的传统。
我们住得不错，也吃得不错。有一顿吃的是大丰人家的家常菜，掌厨的是陈处长的大嫂和二嫂。这两个女人不仅烧菜烧得好，而且特别会劝酒，一唱一和，总有理由叫你喝下刚给你倒满的酒。
喝得多就容易醉，喝得少就拉肚子。为啥呢？因为大家都贪吃泥螺，每个人跟前都吐了一堆泥螺壳，一个比一个多。东西越好，就越要你付代价。泥螺的那个鲜呀，没啥好跟它比。早吃厌了人工饲养的虾啦蟹啦，一尝到海里的泥螺就叫好。再说吃泥螺要懂得吃它的法子才行，不会吃的吃一个咬一嘴泥非常狼狈。年轻人都特别好胜，而且聪明好学，大都只三五分钟就学会了怎么吃，并越吃越老到，越吃越多。
不妙的是，结果不少人一回旅店就轮流上厕所，幸好房间里有厕所不用跑路；也幸好陈处长早就准备了一箱子黄连素，一人发一瓶，不用上医院。而没拉肚子的，也都喝得差不多了，一个个躺在床上起不来。
午后我一个人往海堤方向走。我喜欢海堤上的那些枝叶茂盛的巴豆和蓖麻。在一人多高的植物中随意穿行，很容易想起小时候钻到农民的黄瓜架里或番茄架里一饱口福的那些童年往事；现在的小孩，没我们那时候会玩。
从旅店到海堤至少有两公里路。这儿看不到高楼大厦，也看不到柏油马路，一望无际的是白花花的盐碱地，以及这盐碱里的忽疏忽密的矮芦苇。我是我们处酒量最大的一个，酒喝得多但没喝醉，泥螺吃得少没拉肚子，所以不用像其他人一样躺倒睡觉。
沿土路刚走出几步远，周珊就在后面叫我，从旅店里追出来。
她也是泥螺吃得少没拉肚子。
上了海堤我们像走进热带丛林一样新鲜高兴，因为四周全是疯长一气的巴豆和蓖麻。我爬上一棵楝树四下张望，发现这海堤像荒岛一样死寂。我不会头脑发热在这里掐死周珊，因为我知道警察很容易查到我头上来。即使没人看到周珊从旅店里跑出来跟我一起上海堤，我也无法证明自己不在现场对不对？
“怎么看不见海啊？”
周珊好不失望。海堤外是一望无际的黑泥滩涂，穷尽目力也看不到海水海鸥。远处虽然有几只船，可它们全搁浅在滩涂上叫人扫兴。
“这儿到海边有十五公里远，”我说，“渔民是骑了自行车去泊船的地方下海打鱼的，打了鱼用拖拉机把鱼拉回来。”
“你咋知道的？”她问我。
“看门的讲的。”
“是不是有海水的地方才有泥螺？”
“不知道。”
周珊要我回旅店租一部拖拉机或自行车去海边看海。我见过海南岛的海，见过夏威夷的海，还见过地中海，所以不在乎看不看这儿的海，可周珊不这么想。
“去嘛去嘛，人家求你了，现在越来越请不动你。”一面说一面拿身子推我。“一起去看海，一起拾泥螺去，拾回来自己烧了吃。”
于是我再次爬到树上，瞧一瞧周围有没有拖拉机或自行车。这时我看到远处有个移动的黑点，是不是骑车的我吃不准。接着我和周珊连滚带爬地翻过海堤，来到海堤外。她眼睛比我好，不但看得出那是个骑车的，而且看得出是男是女。
“一个头上扎红头巾的女人。”
我们迎着这个黑点往前走。这时我才发现，这海涂上一路插过去的木桩或芦苇，原来是引路的路标。“拖拉机和自行车要顺着这路标走，不然会陷在泥潭里对不对？”周珊也注意到了。
那个被我们拦下来的女人朝我点点头，看来她能听懂我的话。我掏钱租她的车她点头同意。我给她的押金买一部新车只多不少，因此她非常满意，一个人徒步走回去。她的红头巾一会就消失在海堤上的蓖麻丛中，于是这荒凉沉寂的、仿佛无边无际的黑泥海涂上，只留下我和周珊两个人。
这是一部28英寸的永久牌载重自行车，其车龄至少在二十五年以上。我叫周珊小心坐好，别让裙子卷到锈迹斑斑的钢圈里。她一手拉起裙摆，一手搂住我的腰，脸和身子都压在我的后背上。
我的骑车功夫还没丢。这黑泥地忽硬忽软，看上去一马平川，实际上有沟有坎，不过尽管车子颠得厉害，但一次也没倒。
上午的太阳已经给阴云完全遮住。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只巨大的、半透明的玻璃罩子，倒扣着把我们罩在海涂上。骑了一个多钟头没看到一个人。歇在滩涂上的那几只渔船，像陇南山里人家停放在路边的棺材一样，好像闻到了腐尸气味呢。我年轻时到过陇南宕昌，一个人走过摆那种棺材的荒凉山沟。
“不要跟我讲这些事好不好？”周珊拿拳头捶我。
“这儿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不管死的活的，”我仿佛自言自语，“那些棺材里的还都是人，这儿连个人影都没有。”
“喂，你咋停下不走了？”周珊怕得叫起来。
这时我把车子停在一只油漆斑驳的渔船旁。
我们看到了海。混浊的黄海没啥看头。这边是黑泥，那边是浊水，周珊跟我一样失望。而且刚站了一会儿，鞋子就陷在泥里了。
“哇噻。”没想到周珊突然高兴起来。“这是泥螺，这是泥螺。”她拔鞋子的时候，发现泥地里有个发亮的气孔。扒拉一瞧，竟是泥螺。
进而发现，这周围有上百个这样的气孔。
人是一种古怪动物，情绪很容易变化。这时我也跟周珊一样，光着脚像拾宝似的一粒一粒捡泥螺兴致勃勃。周珊戴了顶红帽子，赶紧拿帽子盛泥螺，不管这帽子弄脏了能不能洗干净。这帽子是周珊在上海南京西路上的一家女帽店里看中的，买它的钱可以买一百斤干净泥螺。
更叫人兴奋的是，周珊无意中踩出一只发亮的文蛤。这时候，好像天空也亮了许多，渔船上也没了腐尸气味，而且远处也飞来了几只海鸥，嘎嘎叫了几声，海滩上有生气了。
泥螺越拾越多，文蛤也越踩越容易踩出来，我们也越走越远，越来越分不清自行车是停在哪只船边的。
若找不到自行车，就要徒步走回去，天黑也回不了旅店。
周珊玩性大，不在乎天黑走夜路。
我们以为前面一定是停自行车的那只船，结果不是。
“会不会给人拿走了？”周珊说。
“没看见一个人。”
“会不会有鬼？”她倚住我轻声问我。
“没见过鬼。”
我说我得爬到船上去，看看船上有啥东西。周珊拉住我不让我爬，怕船上有鬼，怕船上的鬼把我拖到船舱里活活掐死；也怕水里有鬼，怕水里的鬼把她拖到海水里活活淹死。她要我赶紧走，一起往远在天边的海堤方向走。
于是我们光着脚丫徒步往回走。周珊捧着一帽子泥螺文蛤神色紧张，时不时回头看一看，生怕后面有恶鬼追来。
天暗了许多，她问我现在几点。
五点半。
“那是什么呀？”她突然脸色发白，手一松，泥螺文蛤全掉在地上。
我想啥也不会像她这张被吓得魂飞魄散的白脸更叫人毛骨悚然。即使看到一个满脸是血的披发女鬼，也不会如此胆战心惊。
“糟了。”我回头一看。“海水要来了。”
“现在是涨潮时间？”
“没错。”
“那咋办啊？”她带着哭声问。
比海堤还长的一排海浪朝我们汹涌而来。刚才还风平浪静呢，可转眼间就大浪滔天。我们离最近的一只渔船也有半公里远，离海堤就更远得没法说。我问周珊会不会游泳，她哭着说，我不会，我不会呀。我叫她紧紧拉住我的手，浪头打过来也不能松。
海水漫过来了，很快就没过脚背，没过膝盖，没过肩膀。我打算等海水没到周珊的嘴巴时，就托起她带她往海堤方向游。这时海风竟越吹越紧，海浪也越来越大，第一排大浪就把我们一同打倒。正要站起来的时候，又被第二排一同打倒。我喝了一口海水，周珊在澎湃浪涛中叫了一声，后来就没声音了。海水没过脖子时她拚命抓住我的左臂，这时我拿另一只胳膊用力划水，不让我们一起沉下去。
后来的情况是周珊死了我没死。
第二天退潮后，营救我们的当地渔民在一只渔船的锚链旁找到了我。他们找到周珊的时候，我已经从大丰回来好几天了。
周珊死了，给海水淹死了，尸体被冲到十多公里外的另一处海滩上。
借车给我的那个女人是跟我讲过几点涨潮的，可我说我听不来苏北话，什么“乖乖隆地咚，韭菜烧大葱”，一句也听不来。
认识我的人当面都说我大难不死命大福大，背地里说啥就不管它罗。幸好没人知道我是游泳好手，也幸好没人知道我以前去过大丰，不然周珊的家里人会认为我犯谋杀罪。
处里出了事我引咎辞职。接着是我老婆跟我离婚。她拿出几张照片给我看，每张照片上都是一男一女，男的是我，女的是周珊。后来她跟我们处里的那个小叶结婚，两个人亲亲热热一起上街。这时我才明白，那些照片是小叶暗地里替她偷拍的。
更气人的是，现在小叶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