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埋怨雨季下雨，就不要打伞出门，不然你总是心情不好。前天下雨，昨天下雨，今天还下雨，可这绵绵细雨，却丝毫不影响杨岱搭长途车，来上海打一把锈迹斑斑的黑布雨伞，穿一双民工样子的半统雨鞋，来来回回走淮海路。
杨岱的嗜好是研究毒药学。十年前他决定写一部毒药学著作。本打算写二十万字，结果写到四十万的时候，发觉才写了一半。想到以后可以再写十年，杨岱心里高兴。上海人不在意杨岱穿半统雨鞋走进走出图书馆。当然杨岱本人也不在意。心里想着那部越写越多的书稿呢，他对旁人怎么看他没啥感觉。
没错。这是上海图书馆。长江以南怕是这家图书馆最大，写毒药的书也最多。幸好杨岱居住的那个苏北县城离上海不远，若走高速公路，长途车走一小时十五分钟就到了。也幸好十年前他住过的那个埋在三十八层高楼底下的地下室旅馆至今尚未歇业，虽然床铺钱涨了两倍，却还住得起。
云南有家出版社要他的稿子。打算出了书卖给国内的每十位法医中有事业心的五位，以及每十位刑警中也有事业心的五位。这个数目不小，能赚一大笔钱。他们要杨岱先出上半部，印出来先卖，可杨岱怕上半部还没印出来就要修改，不敢造次答应。虽然跟那个出版社的一个副社长一起吃过一顿饭，但稿子至今还在自己手里，没匆忙拿出去印书换钱。
这回杨岱主要是来抄《洗冤录》的。这是一个姓宋的宋朝人写的法医专著。其中写到毒药方面的句子，一字不落且字体工整地抄在软面本上。抄完后再次翻一翻《本草纲目》，查一下明朝人李时珍写马钱子无毒是哪册哪卷。
上海图书馆有吃饭的地方。肚子饿了就搭电梯下去，下到地下室吃蛋炒饭。大概是过分专注于读书的缘故，食而不知其味，所以每日两顿的蛋炒饭虽然盐度不够，权当猪饲料一样往胃袋里送，没送不下去的时候。杨岱总是在图书馆打了关门铃才起身还书，所以也总是在晚上九点以后才往旅馆方向走。
今天杨岱走出图书馆大厅的时候，才下午三点十分。他希望那趟末班长途车的开车时间，最好定在夜里九点或九点以后，而不是现在的三点五十五分；当然更希望除路费外，口袋里还有钱吃蛋炒饭，有钱住地下室。希望总是在人们看不到希望的时候从心里冒出来，无奈中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那座气势宏伟的建筑楼群，下个月再来。
街上不下雨了，但天空依然阴沉。走在被雨水洗得过分干净的人行道上，杨岱昂首挺胸，像一个又打了一次胜仗的老将军一样气宇不凡。他知道他会写出一部让这座城市吃惊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将永远留在他刚才还在那儿看书的那家著名图书馆里。
迎面走来一个穿短裙的短发女孩。又走来一个染红头发的画家一样的中年男人。街上行人不多，所以远远就看到电话亭那儿站着一个穿红衣服的老妇人。那老妇人朝他投来异样的目光。
“是杨警官吗？”杨岱正要走过电话亭时，她轻声发问，说话上海口音。
“你是李淑湘？”
“没错。”这位白头发小个儿的上海女人客气微笑，样子还像从前一样优雅娴淑。“到底是干警察的，都过了三十年了，还叫得出我的名字。”
杨岱不知说啥才好。如果当年这个女人被他送上刑场，挨了枪子，就不会把她记得这么牢；判死刑的一个都记不住。哦，那桩案子，那桩轰动城关镇的毒杀案，至今仍历历在目。即便是眼下，即便是眼下站在马路边，面对面看着这个上海女人，杨岱依然认定她是凶手。当年她毒杀了她的丈夫，对此杨岱坚信不疑。
“你也老了，杨警官。”显然她想跟杨岱攀谈一会。像一对久违了的老朋友一样，闲话悠悠往事。“印象中你比我大三岁对不对？”
“三岁零三个月。”
“难怪也一头白发了。”
李淑湘邀请这位查过她案子的退休警官去街角喝咖啡，杨岱点头答应。他比她高得多，像电线杆一样跟在她后面慢慢往前移。
那是一家常有外国人来喝咖啡的咖啡馆。其异国情调的装饰风格，一如上世纪二十年代坐落在巴黎拉丁区的紫丁香园咖啡馆，或红磨坊咖啡馆。李淑湘讲起美国作家海明威在紫丁香园写小说的轶闻时杨岱沉思不语，心里明白这个女人又要跟他讲起她以前讲过的那几句话，什么她丈夫不幸中毒身亡是她一生最大的不幸啦等等。
事实上，她因她丈夫的去世，才得以回上海享受上海生活。
这个女人保养得很好，其衣饰又精致又大方，是那种即使走入英国白金汉宫，也不会叫英国人觉得不舒服的有气质的中国女人。全中国就上海出产这种女人。
当年没人相信这个温良女子会毒杀她丈夫。自然也没人相信老警察杨岱对她的尖刻指控。
既没有证据证明她是凶手。
也没有证据证明她不是凶手。
这个案子叫杨岱耿耿于怀三十年。
现在一面喝咖啡一面闲聊。杨岱自然说起了他来上海图书馆查书的事。自然也说起他写毒药学的一些具体情况。
“为啥写这样一本书？”李淑湘茫然不解。
“以前我对毒药学知道太少，不然……”杨岱故意打住话头。
“不然怎么样？”她问。
“我对河豚的毒性会有较为精确的了解。”
这是一个令她尴尬的话题。三十年前，一个早春的傍晚，她丈夫吃了她烧的美味河豚，突然中毒身亡。河豚毒数其肝脏最剧，她将河豚肝与河豚肉一同下锅，其毒性自然比普通烧法重。可当年查案时杨岱得知，厨艺高超的河豚料理，是不会缺河豚肝的，否则河豚肉及河豚汤的鲜美味道将大打折扣。本以为找到了谋杀证据，结果大失所望。
“你是个性格固执的警察，”这个女人依然脸色平静，“我以为现在你老了，性格变了，结果没变。我知道法院判我无罪，伤了你的自尊心……”
“如果，”杨岱挥了挥手，打断她的话，“当年能像现在这样查到这么多写河豚的书，我会发现有价值的线索，而不是像无头苍蝇一样摸不着头脑。”
“我每年都给他烧河豚吃。”
“这我知道。”
“也每次都是烧好后我先尝。”
“这也没错。”
“我知道起疑心是当警察的责任，所以不会因为你怀疑我生你的气。”此刻她镇定自若，确实没一点生气的样子。“我知道你有想象力。知道你跟别的警察不一样。也许这就是我为啥请你来这儿聊一会的原因。”
“谢谢。”
杨岱不是那种能说会道的人，他得考虑一下才会把话说到点子上。
“假如，”这个上海女人又说，“那天晚上死的是我，而不是他，你准怀疑他下毒害我，对不对？”
这话不对。
杨岱拿手背，而不是手边的餐巾纸，擦掉沾在拉碴胡子上的咖啡滴。
“如果，”他说，“河豚毒是在你丈夫吃河豚前，或吃河豚后，进入他身体的，那么我对你的怀疑，就会被证实。”
“这可能吗？”她笑起来，笑得温文雅致。
“你比我更清楚，河豚几乎全身是毒，连沾了河豚血的泥土，也含有致命的毒量。”
“你没查查他身上有没有那种土？”
杨岱无言以对。
写河豚毒的时候，他特地去法院一趟。他认识法院里的人。人家很快就给他找出那个案子的卷宗袋。可惜光看尸检照片，看不出啥。
杨岱的咖啡早喝光了。而且配给他的纯净水也一口一杯，连喝了好几杯，忙得咖啡小姐来不及添，结果不得不跑几趟洗手间。
这个世界，常颠倒过来，杀人的比查杀人的还镇静。
“你是哪年从上海去我们县的？”杨岱换了个话题问她。
“是文革时候……”默默想了一会，“应该是1969年。”
“这么说，你在我们县待了十一年？”
“没错。”她抿了口咖啡，且抿了抿嘴，眼睛望着墙上的一幅油画回忆往事。“开始住在一个小村子里，住在长江边。我就是在那儿学会烧河豚的。我给村里的产妇接小孩，那些产妇教我烧河豚。她们教我怎样认烧河豚的草头草，又教我怎样挖坑把河豚血埋到地底下。在那儿待了六年，才去县医院的。”
“然后跟宋院长结婚。”
“没错。”
“上海人能回上海的时候，只许没结婚的回去，除非夫妻双双都是上海人，对不对？”
“当时是这个政策。”
“可宋院长不会同意你跟他离婚。”
“我为啥要跟他离婚呢？难道你忘了，你们查过的那些人，没一个不说我跟他是恩爱夫妻？”
杨岱又哑口无语了。分手前他问这个女人：“你是觉得在我们苏北好，还是回上海好？”
“当然是回上海好啊。”
这话脱口而出。
这天下午，杨岱没赶上那趟末班长途车，只好回旅馆再住一宿。开旅馆的给他钱，叫他上街吃饭，他婉言谢绝。不是怕借了人家的钱以后记不住还人家，而是肚子疼不想吃饭。
一个人躺在床上呻吟时，突然想起他跟那个上海女人一起喝咖啡的时候，去了几趟洗手间，而且过来后又喝过水，心里不禁打了个冷战。
这时候，他的肚子比刚才疼得更厉害了。
而这个地下旅馆的灯光，也比刚才更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