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静仪确实在一家幼儿园当过幼儿教师，但她从武汉回来后，谁也没见过她。后来我又找到她家以前住过的那幢楼房，她的邻居都说她去武汉读书后，这房子就退给房管所了，难怪我按这个地址寄信，邮局要退回去。当我垂头丧气打算回旅馆时，一位戴红袖套看大门的老人跟我讲，洪静仪的外婆家在长乐县江田村，那是一个坐落在海边的小渔村。我离开福州前，去了江田村。与其说我想在那里找到洪静仪，还不如说我想看大海去。在那以前，我还不知道海是什么样子。结果我看到了一望无边的大海，也看到了洪静仪的老外婆。当我得知洪静仪确实一直住在这里，可眼下正在新疆旅游时，激动得手舞足蹈。激动之余，又感到遗憾。老太太非常客气，硬留我在她家住一宿。因为回县城的最后一班长途汽车已经开走了，而且当时那个小渔村还没有旅馆呢，因此我不得不厚着脸皮，接受老太太的盛情款待。晚饭是在洪静仪的小舅家吃的，那位古铜色脸膛的老渔民对我尊敬有加，可除了用白酒把我灌醉，就不知道该如何款待我。我从他的嘴里得知，洪静仪的父母都是福州大学的教授，他们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就被人整死了，她是外婆带大的。她确实还有个舅舅在国外，但不在伊拉克的巴格达，而是在美国的纽约。那个舅舅曾写信叫她去美国，她说不想去。父母平反后，国家给了她几万块钱，所以她现在什么事也不做，只是每天陪老外婆说说话，要不就刻刻石头，或者到海里游水去。每年秋天，她总要出去旅游一趟，去过拉萨呢。
那天夜里，我给洪静仪写了一封长信。当我不由自主地写出“我喜欢你”这几个字，才明白我过了三十四岁仍未结婚的真实原因了。我告诉她，学校放寒假时我会再来一趟，来看你。
洪静仪没给我回信。当我千里迢迢再去那个小渔村找她时，她躲到福州去了。我可不是那种自尊心很强的人，我老实不客气地赖在她外婆家，陪老太太说话，帮老太太挑水，还替她买年货，跟她一起过年。直到寒假结束，我才伤心地离开那个面临大海的小渔村。
“你喜欢我家静静？”老太太送我上车时握住我的手问我。她瘦骨嶙峋，手背上就连着一层薄纸一样的干枯皮肤。
“是的。”我点点头说，“我想跟她结婚。”
“她说这辈子不结婚。”老太太说。
“为什么？”我问。
“我不知道。”老太太说，“可能这孩子一个人待惯了。”
“我没跟你讲就拿走了她的一张照片，请你原谅我。”
“你要给她多写信。”老太太恳求我。“她一个人的时候不开心。”
回到武汉后，我信守承诺，每个月给洪静仪寄两封信。我本人学古汉语学得不怎么好，可我写情书却得心应手。我是真心爱她，不可能写不出优美动人的甜言蜜语。我不盼她给我回信，她没把我的信给我退回来，已是上上大吉了。
去年夏天，我突然收到她寄来的一封短信。她说她外婆去世了，她已动身来看我，预计十天后到达武汉，这使我欣喜若狂。狂喜之余，我自告奋勇地向我们王校长毛遂自荐，应聘学校服务公司总经理职务。没想到校长居然同意，还正儿八经地跟我签了承包合同。他说博士生当经理是新生事物，他要大力支持。也许校长认为我虽然读完了博士，但资质不好，个性浮躁，在事业上不会有成就，便成全我弃儒经商。现在我干经理干得出色，我这边效益全校最好，连王校长的女儿都眼热，想到我这里来。我心想，若跟洪静仪结婚的话，我们得有点钱才行，过日子不能过得太寒酸，对不对？
我苦苦等她，度日如年。都过了十五天了，还不见她的人影子。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不大容易伤心的对不对？可我当时竟独自躲到卓刀泉的树林里抱头痛哭。不过我没绝望，即使她跑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她跟她结婚。她确实来武汉了，但没来看我，只是在汉口码头给我挂了个电话，用轻松口气对我说，她在武汉玩了三四天了，正准备搭江轮去上海，然后在上海搭飞机去纽约，她的大舅要她到美国去盛情难却。她在电话里跟我道别，感谢我给她写了那么多信。
我拦了一部出租车赶到码头时，开上海的申江十六号客轮，正载着我心爱的女人驶离汉口港。当时我没有流眼泪，只心里暗暗起誓，这辈子一定要弄到一张美国签证，即使砸锅卖铁，也要去纽约找她。
博士不说话了，我看着他那双噙着眼泪的眼睛，觉得他就像一个被人抢走了雪糕的小男孩那样痛心难受。他已经喝了半斤白酒，今晚要醉倒在我的房间里。他高擎茶杯要跟我喝干杯中酒时，我起身给他沏了一杯浓茶，我知道如何跟醉汉打交道。
“你以为我醉了？”他抬头问我。
“我喜欢闲聊时喝浓茶，以为你也这样呢。”我解释道。
“小马林，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喝白酒能喝三斤多。我当了经理，除了跟别人喝酒划拳，没做过其他事情。校长用我，是物尽其用呢。”
“她怎么会想出编一套古埃及语这个怪念头？”我似乎自言自语地问。
这时候，罗博士拿起扔在我床上的那件西服，从暗袋里掏出一只真皮钱夹，从钱夹里取出一张百元票子给我看。
“你瞧，这张纸币上有阿拉伯文，也有蒙古文。”他对我说，“仔细研究后，我认为洪静仪是模仿纸币上的这两种文字，设计了她的古埃及语。进而认为，她这种伪造的古埃及语恰恰是人造语言的光辉典范。它语法规则，构词简单，从实用角度上讲，这种语言若作为我们亚洲人的世界语，肯定比波兰人柴门霍夫搞的那一套影响更大些。”
尽管我对罗博士的这个说法不以为然，但看得出他此刻说话认真，并非信口开河。我心想，如他这样痴情的男子，在酒后向朋友流露出他对心上人的那种爱屋及乌的狂热情感，当不足为奇。
“可惜，”博士接着说，“她对她所设计的这套人造语言没兴趣了。她总是对她得到的东西，或是能够得到的东西──也包括我──弃若敝屣。她自由自在，表面看既痛快又潇洒，可每当我想起她画的那幅船帮上镶着黑眼睛的油画时，就觉得她内心既孤独又苦闷。她父母都死了，都是被人家活活打死的。她不肯原谅打死她父母的那些人，至今耿耿于怀。也许一位豁达的哲学家能够从个人的痛苦经历中超脱出来，从而客观地理解我们的历史与现实，若要一个从小就做了孤儿的女孩，意识到整个国家都蒙受了历时十年的动乱，这是一个罕见而巨大的历史悲剧，而一个普通人家的不幸遭遇，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这绝对办不到。于是她就以她个人的那种方式，无情地嘲弄社会。她说谎，她骗人，而且从不介意别人怎么看她。她不相信任何人，不相信你，不相信我，冷眼旁观，独往独来。不过即使如此，可我仍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女孩。当我想到她这么多年来，一直用自己最最宝贵的青春岁月，在服侍抚养她长大成人的老外婆时，我怎能以简单的道德原则去谴责她呢？老实说，我比她幸运得多。我有父母，我有兄弟，我在别人上山下乡受苦受罪时上了大学，因此我无法体会她的情感世界。当我自以为了解她时，不过是浮光掠影。即使想到，若是我死了父母，也只是对一种虚设情形的感情体验。她是个聪明女孩，一个女孩要刻意给别人留下那种说话随便性情活泼的印象，不让别人知道她内心深藏着孤独与痛苦，在心理上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力和把握力啊？现在她离开了使她终生痛苦的祖国，远走高飞了。我说过将来总有一天，我要去美国找她，一定找到她，可我不敢肯定，到那时她肯嫁给我。”
“她好像结过婚了。”我对博士说，“有个男孩叫毛毛。”
“那是她表弟的孩子，不是她的。”
“我明白了。”
“有时候我真的搞不清楚，为什么一个女孩死了父母就不肯结婚了。”罗博士茫然失神地说，“我想你可能要劝我别想她了。事实上，如果你今晚不提到她，我不会说起她的事。而且，我也知道去美国找她很渺茫。”
“不，你能跟她结婚。”我对博士说，“如果你明天动身，再到那个小渔村去一趟，你会如愿以偿。”
“你说她没去美国？”罗博士眼睛里突然亮起恍然大悟的兴奋光芒。“天哪，我怎么这么笨，笨得像头驴。”他用拳头敲击自己的脑袋。“来，小马林，”他举起杯子，“我们把这点酒喝干，我得走了，抱歉不能陪你喝到明天早上。”
“你打算明天去福建？”我问他。
“不，今晚就走。”
他搁下酒杯，起身抄起衣服，跟我握手告别，匆匆走出我的房间，一眨眼就不见人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