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兰州书法界最终能摆脱数十年裹足不前的尴尬处境，竟异军突起，扬名海内外，完全得益于我妻子蔡瑾对书法艺术的独到见解与热情执著。不过若有人说我当年把她从陇东环县的一个偏僻小镇上带到兰州来是独具慧眼，就是胡说八道了。事实上，十年前我头一次认识她时，反觉得她固守在纸与墨的堡垒中很可悲，而我历经艰辛向她求婚不止，却是要她放弃或者淡薄她的这种爱好。其实书法不是她的爱好，因为那时候她没有任何爱好。她之所以执著于书法，是把它当作呈现自我的一种刻意。假如她眼睛没问题，她还是喜欢画画，画油画，或画水彩画。她答应做我的妻子时，已完全屈服于爱情的力量，不再固执了。当时她将毛笔和字帖全付之一炬，不写毛笔字了。那是一个深秋的寒夜，我永远忘不了那堆熊熊燃烧的纸堆，也忘不了蔡瑾泪流满面的样子。我们瞅着纸堆上的火舌默默无语，那些活泼的火苗正拚命地往上窜，好像要烧到天上去，要烧毁天上的月亮和星星，可最终烧毁的却是它们自己。火堆快熄灭时我走近她，头一次用手臂围住她的身子，她让我吻了她。我摘下她的眼镜吻她的双眼，吻她的脸颊，吻她脸颊上的冰冷的泪珠儿。当我吻到她那温热绵软的嘴唇时，她哭出声音来。这时我跟她一样激动，完全失去了平日那种对什么事情都不屑一顾的自负样子。我紧紧地搂住她，将身子贴住她丰满的胸脯。
老实说，我那次在老家环县看书画展览时特别注意她倒不是她的毛笔字写得有多好。尽管我爷爷在那个小县城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可我本人对这门艺术却一窍不通。也许我当时的那种睥睨人世且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使我瞧不起埋头搞艺术的人，因此我向来认为我爷爷写毛笔字就像他打太极拳一样是没事找事做。他拖我去看书画展览是看我闲得无聊，怕我在老家待不了两天就要回兰州。
“那个女孩跟你一样也是写字的？”我在县文化馆中看到一个穿紫衣服的小姑娘时问我爷爷。她人不高，面孔白皙，胸脯丰满。
“是的，她是我们协会中毛笔字写得最好的。”爷爷对我说，“她叫蔡瑾。你看看她写的这些颜体字，应该看得出她写得不错。”
我对挂在墙上的那些黑墨字幅兴趣索然。在这个寂寞的小县城里，看到有人穿着那种胸前镶了花边的紫衣服觉得奇怪，这个穿紫衣服的姑娘乳房高耸也很特别，我便忍不住多看了她两眼。她戴着厚镜片的近视眼镜站在墙角，跟那些走到她身旁的人点点头，不得已时才说一两句话。她那种高傲矜持的神态，似乎与我相仿。
“她的书法作品经常在《中国书画报》上登出来。”爷爷对我说。
我点点头，不吭声。这时候，我不明白我这个经常在舞会上无所谓跟哪个女人跳舞的年轻硕士，居然注意起这个矮姑娘来。此后的两天中，我像得了神经病似的，在这个巴掌大的小县城里到处闲逛，想再次见到她。于是我跑了商店跑医院，跑了邮局跑学校，甚至还跑到县政府里头把每一间办公室都看了一遍，结果大失所望，没看见她。
“那个叫蔡瑾的小姑娘是哪个单位的？”最终我不得不问我爷爷。
“她在政平镇文化站工作。”爷爷说，“她很有悟性，只是不爱说话。”
第二天上午，我问堂弟借了一部自行车，蹬车去政平镇。太阳挂在头顶酷热难忍，幸好那条大黑河溪水涓涓，渴了便捧一口清水喝。我是骑车好手，在北京读书时动不动就骑车到天津去玩，因此我那天在傍着大黑河的那条搓板路上骑了四十公里后，依然精神抖擞呢。
那个小镇就在河边，镇口有一座不高的砖塔。从浓荫密布的核桃树底下走过去，我围着那座砖塔转了一圈。呵呵，还是唐朝的呢。我看到一条宽缝从塔顶裂到塔基，裂缝中正冒出几株柔弱的嫩草来。
文化站就在砖塔旁边的一个大院子里。那个院子很大，能容下五六千人。一眼望进去，最里面是一个露天戏台，戏台旁立着一根光木杆。我猜那根杆子是唱戏时用来挂喇叭的。大概是没看见一个人、没看见一棵树的缘故，我觉得那个大院子有荒凉感。
院子门口有两排平房，一边一排。我先瞧了瞧东面的房子，那边的几扇门全都锁着，于是掉头往西走。西面的第一个门敞开着，里面是一张土炕，还有一些烧饭用的简单炊具。土炕上干干净净的，只有几本书，大概被褥都放进炕头柜里了。这时我发现里面有一堵墙，它把这个面积不大的小屋子隔成里外两间。我不明白这屋子的主人为什么不把她的炕──即她的卧室──放在里间。尽管没看到一件女人的东西，可我竟认为这是女人的屋子。我敲了敲开着的门，没人应声，只得再往西头走。
那几个门也上了锁，凑近玻璃窗往里面看，全是空房子。里面没人，也没东西。于是我一直往顶头走，走到最后一间大屋子的门口。这扇门开着，屋里搁着一张绿颜色的乒乓球桌。我甩了甩我的长头发，若无其事地走进去。
这屋里的砖地上几乎铺满了写着毛笔字的旧报纸。那些旧报纸都裁成八寸见方，像兰州人铺白地砖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此时此刻，我要找的那个姑娘正全神贯注地站在球桌旁写毛笔字，仍穿着那件不大好看的紫衣服。
老实说，我知道自己除了身材上有点高度外，没任何值得自豪的外貌特征。虽说我是在兰州出生的，也是在兰州长大的，可我这张颧骨很高而且毛孔很粗的方脸，却依旧保留着乡下人的淳厚本色。也许正因为我无所谓我的脸好看不好看，显得很随便，甚至很粗野，许多漂亮女孩反倒愿意跟我一起玩。假如有人说我风尘仆仆地赶到政平来，是对眼前的这个小姑娘一见钟情了，那是胡扯蛋。
“请问，”我站在门口，隔着写了字的旧报纸跟她打招呼。我已经木呆呆地站了一刻钟了，若不吭声的话，再站一刻钟她也不会抬头看我。
“你有什么事？”这姑娘拿着笔问我。我以为她会想起三天前在县文化馆里见过我，可她好像对我毫无印象。
“对不起，我想麻烦你一件事。”我说，“我这个人喜欢研究古迹，我到政平来，是想实地瞧一瞧政平塔，并希望你能给我提供有关这座唐塔的历史资料。”
“我这儿没这方面的资料。”她说，“请到县图书馆去查县志。”
“也许你本人能跟我讲一讲你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我就能这么无赖。
“抱歉我对政平塔一无所知。”
“原以为你是知道的。”
“我不是政平人。”
“你家在哪儿？”
“在另一个镇子上。”
“那你是一个人在这儿工作罗？”
“这跟政平塔没关系吧？”
看来她对我有戒心。“对不起，我是随便问一下。”我的脸皮向来很厚，不会有害臊的时候。“还想问另一个问题呢，也与政平塔没关系。”
这时她扬起眉毛看我。她的眉毛很粗很硬，裸露在短袖外面的手臂也长着黑汗毛，显得很男性。不过当我看到她那丰满的胸脯时，又心旌摇曳了。我猜她是个很早熟的小姑娘。
“我想问一下这镇上有没有饭馆。”我说，“骑车骑了四五个钟头饿坏了。”
“你往镇子里边走，那儿有一家拉面馆。”
“谢谢你。”
“不客气。”
当我独自走出文化站时，心里很恼火。尽管我时常冷淡那些漂亮的或不漂亮的女孩子，可像现在这样，被一个偏僻小镇上的小姑娘冷处理了，便觉得很窝囊。我走进镇子，找到了那家拉面馆。这时我真的饿坏了，狼吞虎咽。有的人一生气就不想吃饭，说是气饱肚子了，可我不是那种人。我捧上粗瓷大碗时，胃口非常好。
“文化站怎么没人？”我问老板娘。她正坐在门边绱鞋子，手上还粘着许多湿面粉。
“不会吧？”老板娘说，“蔡瑾总是在那间大屋子里写毛笔字，天一亮就开始写，要写到天黑才收摊呢。你去的时候，怕是上厕所去了。”
“那屋里全是写了毛笔字的纸片儿。”
“这姑娘不大跟人说话，就知道成天写字。”
“她的毛笔字写得好。”
“好不好咱看不来。”
“她家不在这儿？”
“她是何家坪人，原先在县里做事情，后来她自己要到政平来，她说这儿清静。”
那天下午，我在扫兴而归的路途中，一直在想蔡瑾的事。我替她惋惜，觉得她在那种毫无希望的地方苦苦追求自己的梦想是一桩可悲的事。如果你以为在《中国书画报》上登几幅字，就能鹏程万里了，便是异想天开。从古至今，不论哪个朝代，学书法的人向来到处都是多如牛毛，可我国历史上只出了少数几个像颜正卿、柳公权那样留芳千古的艺术大师。如今号称书法家的人比比皆是，可拿他们的名声与他们的生命相比，到底有几个人能使前者更长久些呢？就说我爷爷吧，他老人家现在写的字，几乎跟二十年前写的毫无差别，因此我不得不认为他能当上本地书法协会会长，是他德高望重，而不是写字写得好。
我要离开老家时，堂弟替我找了一部便车送我回兰州。那个司机是他的中学同学，也是高个子，也是很健谈。卡车在绕来绕去的华家岭上走了三四个钟头，路两边都是深沟，沟坡上的梯田里长着矮麦子。黄昏时分我们在华家岭站歇夜，司机问我能不能陪他喝点酒，我当仁不让，说没问题。
“你是怎么认识蔡瑾的？”司机一面喝酒一面问我。这时他想起我在车上曾问过这个姑娘。
“我家老爷爷说她写毛笔字写得好。”我答道。
“她读中学时只画画，不写毛笔字。”
“你跟她很熟？”
“不熟，只是知道她。”司机说，“读中学时她比我低一个年级。她有个哥哥在北京美术学院当老师，所以她也爱画画。她还有个姐姐在兰州，也是读过大学的知识分子。生她的时候，她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所以特别宝贝她。她家解放前很有钱。”
“她不大爱说话。”
“她在中学时跟她的同班同学谈朋友，两个人好得不得了形影不离，惹得我们校长大发脾气。后来那个男同学到兰州读兰州大学时把她甩了，如今她躲在政平怕别人笑话她。”
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其实这算什么呢？你想得到一个人，又得不到他，这是你自己多事，怨不得别人。现在你一个人过着寂寞的日子，你是自作自受，没人知道你。
回到兰州后我却依然想着蔡瑾姑娘。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在心里暗暗责备她。熟悉我的人都说我缺乏同情心，然而我设身处地地想象着蔡瑾的寂寞与悲壮时，心情很沉重。我不明白怎么老是想着这个陌生姑娘的不幸遭遇。我对自己说，如今这种事情多的是不稀奇，结了婚再离婚的也数不胜数。说起结婚来，这可是我母亲最着急而我最不着急的一件事。我不知道我是怕结了婚失去自由呢，还是怕承担烦人累人的家庭义务。我对我母亲说我不去广州了她欣喜万分。
“怎么想通了？”她问我。
“我得给你找个儿媳妇，要不然你会骂我一辈子。”
“你看上哪个了？”母亲忙问，“是杨琼还是查莉莉？”
“你猜呢？”
“这两个姑娘都不错。”
“那就一起娶回家给你当儿媳妇。”
“跟你讲正经事情你也胡说八道。”
那天晚上，我给蔡瑾写了一封信。这是我第一次给女人写信。不可思议的是，我竟然一下子写了三四页纸。走到街上，我把那封信塞入信筒后茫然失神，记不起自己在信里写了些什么。
她没回信，我料想她不会回信，于是厚着脸皮又写了一封。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你的生活。你要追求一个与你毫无关系的陌生姑娘，就不得不采取某种不礼貌的方式让她注意你。我每隔半个月就给她写一封信，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多话要跟她说。她没把我的信退回来，说明她对我还是有好感的。其实我错了。
第二年春天，我借口回老家看我爷爷时，再次跑政平找蔡瑾去。那是一个热闹非凡的赶集日。文化站的大院子里正在唱秦腔，高音喇叭震耳欲聋。我走到那个放了乒乓球桌的大屋子门口，看见许多人正围着蔡瑾瞧她写字。她仍旧那样安然，仍旧那样严肃，也不管旁边站了多少人，也不管那些人在怎么议论她。桌子上搁着一大叠八寸见方的旧报纸，大概她规定自己每日必须写完多少张才能结束。这时我悄悄走出文化站，往小镇里面走去。原先空荡荡的街道上已摆满了各色各样的小货摊及小吃摊，人头攒动，声音嘈杂，很是热闹。我找到一家小旅店，开了房间，准备在这里住一宿。
也许我从来没有像那天下午那样激动过。我一个人沿着春天里的大黑河往上游走。野草在我脚边冒出新芽儿，小鸟在树丛中欢快地鸣叫。河床很宽，因为它要容纳雨季中的滔滔洪水。小溪在河床中曲折流淌，仿佛流淌着我心中的爱情。
天黑后，赶集的听戏的做小买卖的都走了，小镇又变得静悄悄的了，我独自一人朝文化站走去。走进空荡荡的院子，我敲西面那排平房的第一间屋子。她来开门了，我听见她的脚步声音了。她剪着短发，露出白净的脖根，一脸惊讶表情。
“怎么是你？”
“来看看你。”我笑了笑，“能进你屋里跟你聊一会吗？”
“不能。”
“别这么紧张。”
“我不认识你，也不想认识你。”
“对不起，我跟你正好相反。”
“你能走开吗？”她绷着脸对我说，“我现在有事，没时间跟你说话。”
“什么事？”
“跟你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