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湖面结冰后，这里就变成了溜冰场，从哈尔滨等地请来的冰雕艺术家，雕塑了“中华门”、“军垦第一犁”、“金鸡报晓”等作品，尤其是用巨大冰块砌成的长城，气势恢宏，蔚为壮观。每当夜幕降临，彩灯闪耀，每件作品展现出不同的风采，整个冰雕群流光溢彩，鲜亮壮观。
其实，冬季制作冰雪雕塑，在巴里坤不是当代人的发明，早在清代或者更久远的时代，人们就有制作冰雪雕塑的传统。每到冬至，巴里坤家家都要在门前的粪堆上立冰碑，“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取肥田之意。还要不断往冰碑上浇冷水，以水代酒，浇酒祈福，亦即谐“交九”之音，让冰碑越塑越高，越晶莹剔透。元宵节前，沿街和庙里都要塑冰灯，冰灯形态各异，有庙宇造型，有人们喜爱的各类动物造型，也有人物和不同的花卉形体，千姿百态，栩栩如生。
现在，在巴里坤，元宵夜，冰灯内烛光闪烁，使人物、动物、花卉更具动感。冰灯、花灯、旺火、社火、相互辉映，组成绚丽多彩的节日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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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宁安进驻巴里坤
元朝时，哈密曾属维吾尔王亦都护管辖，后来由成吉思汗的后裔纳忽里镇守。朱明王朝建立后，蒙古人退到塞北。但明王朝册封哈密纳忽里的继位者安克帖木尔为“忠顺王”，属中原朝廷统辖，民生物产，古风犹存。
元朝王室后裔占据蒙古高原，恢复原称“鞑靼”，而西北方的蒙古部称“瓦剌”，是蒙古的别支。瓦剌和鞑靼在历史上积怨很深，双方争雄，极其复杂，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明末清初时逐渐强盛起来的瓦剌部向西南扩张，占据了哈密北山（天山）以北到阿尔泰山间的广大草原。巴尔库尔（今巴里坤）成为瓦剌的游牧地。
清朝建立后不久，准噶尔汗国首领噶尔丹，一心要实现重新建立大蒙古国的梦想，先是帮天山之南的“回部”回教白山派打败了黑山派，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势力引入了回部，并引起西方的震动。之后噶尔丹向东发展，越过杭爱山侵占了蒙古喀尔喀部，喀尔喀部众逃走并向清朝政府求救。康熙帝一面收容安抚难民，一面谕令噶尔丹退兵。噶尔丹不听命令，继续追赶喀尔喀部一直打到察哈尔地界。康熙皇帝忍无可忍，御驾亲征，在乌兰布通打败噶尔丹。两年之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春，噶尔丹又亲率大军东进，康熙再度亲征，派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领大军自宁夏出发迎击，费扬古麾下的都统阿南达带兵到巴尔库尔的昭莫多（巴里坤东部柳条河、松树塘一带）驻扎，两军遭遇一场大战，噶尔丹兵败。就在噶尔丹率大军与清兵大战之际，他的侄儿策妄阿布坦在准噶尔内部发动政变夺得了政权，堪称一代枭雄的噶尔丹兵败却无家可归，回到阿尔泰山脚下时服毒自杀，时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三月。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在巴尔库尔湖畔被哈密回部阿奇木伯克额贝都拉之子郭帕尔伯克生擒，清军取得胜利，准噶尔部请求议和，清军班师东归。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策妄阿拉布坦统治下的准噶尔汗国，继续与清王朝分庭抗礼，屡次派兵侵扰，再度攻占巴尔库尔，先行剽掠，后派遣大军围攻哈密，企图占领西域东部而后图谋东进。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清庭在哈密、巴尔库尔创设站台，派吏部尚书、靖逆将军富宁安率军3万余进驻巴尔库尔。为稳定局势，保障西域长治，富宁安派绿营（满族共有八旗，分别是正红、白、黄、蓝和镶红、白、黄、蓝，收编和新征入伍的汉族军兵军旗为绿色，故称绿营兵）兵丁500名在巴尔库尔的上涝坝、下涝坝等地垦田种地，亦农亦兵。同时开始了移民屯垦，从河西走廊迁移一些农民到巴尔库尔垦田。这大约是清代在巴尔库尔屯田的开端。这是汉、满族人群在数量上逐渐成为当地的主体人群的开始。次年，清军及被动员的百姓从驻军大营至乌兰乌苏沿途修筑20余座烽火台，严密监视准噶尔部的动向，使其在较长的时间里不敢轻举妄动。屯田取得了明显效益，收获青稞近2000石，解决了部分军粮，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社会秩序一度稳定，百姓生活状况明显好转。巴尔库尔经济运转、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过去以牧业为主、半牧半农的生产经营方式，逐步转向以农业为主、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当时尚无镇西城池，富宁安在巴尔库尔驻军大营之侧修建了一座关帝庙，这是当地修庙的开端，巴里坤老百姓中一直有“先有关帝庙，后有镇西城”的说法。
巴尔库尔四面环山，车辆运输极其不便，尤其是从哈密到此地要翻山越岭，道路崎岖险峻，常常造成车毁人亡事故，给军需物资的运送带来极大困难，因而往往不能及时供给。后来便由官方倡导饲养骆驼，从蒙古喀尔喀部买进大批骆驼，陆续从内地迁移屯民，使屯田人数有了大的增加，种植面积同时大幅度扩大。于是驼运业由军用扩大到商品运营，全县饲养骆驼达10000峰以上，被誉为“万驼县”。一部分相对有资金、有能力的人专门从事驮运商业活动，驼运逐渐形成为一个专门行业。
雍正三年（1725年），准噶尔部眼看清庭在西域的军事力量强大，社会治理成效显著，只得又提出议和，清王朝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议和。于是清军从巴尔库尔撤回关内，仅在此设一些“卡伦”，即哨所。
富宁安在撤离巴尔库尔时勒石纪功，被称为富宁安碑，又称康熙碑或山神庙碑。此碑位于岳公台东北角山坡处，刻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就在盛产木材的山林下，就便取木修山神庙保护碑刻。碑体似一卧牛形的巨石，高1.33米，宽1.66米。碑文曰：
靖逆将军吏部尚书兼管总督仓场事务富公宁安，恭奉圣天之命，讨贼寇妄布坦侵犯哈密之罪，驻兵巴尔库勒，秣马厉兵蓄锐以待进取。维时天地之气，晴和咸理，水草丰茂，林木瞻用，商贾辐辏，士马饱腾，荒寒冱寒之区，气候顿易，四时风景，宛如春台化日。斯皆圣天子仁德广福百神为之效灵也。因于山麓，萁庙崇祀，用答神庥，塞外诸夷瞻斯庙也，当必共凛然于天威之气，远弗庙矣。庙侧有天然石一片，谨勒以志之。
碑文记述了这一时期清大军驻守巴尔库尔时对准噶尔部的震慑，使之不再敢轻举妄动，因而巴尔库尔一度社会安宁，民众乐业，连气候都很快变好，景色也优美了，“四时风景，宛如春台化日”。
岳钟琪筑建绿营城
雍正七年（1729年），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继承汗位，公然撕毁协议，再度挑起分裂事端，在西域四处抢掠。其中几次袭清兵在巴尔库尔的几处“卡伦”，抢走马、驼万余匹（峰）。驻守卡伦的清兵虽英勇奋战，夺回部分牲畜，但终因人数少、势单力薄而无法控制局面。
为彻底平息准噶尔部叛乱，雍正皇帝创立西路军。雍正七年，清廷派遣被誉为“清代第一将”的川陕总督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主持西路军，率25600人在巴尔库尔设立了行辕大营。
岳钟琪（1686—1754年），字东美，号容斋。一说为四川成都人，一说为甘肃山丹人，是清将岳升龙之子。有说法认为他是岳飞21世孙。
岳钟琪从军后，曾平定了西藏、青海，立下赫赫战功，受朝庭封赐，擢升四川提督，授三等功。
岳钟琪到巴尔库尔后，为使军队有坚固的堡垒，攻可免除后顾之忧，守可凭此固若金汤，决定修筑城池。几经踏勘，选定城址，两万多将士加当地百姓共数万人昼夜施工，开挖壕堑，取土筑墙，年内筑好城池，雄伟坚固。因城内驻扎的主要是绿营汉族官兵，所以后来称为绿营兵城，又叫汉城。
巴里坤城城址南缘正与远古的大月氏王庭遗址北缘相接，踞山坡高险之地。南面背靠青翠苍郁的天山，北面正对广袤的蒲类海、甘露川，巴里坤盆地景物一览无余。蒲类海似匹练，甘露川如锦缎，农舍星点，人民安定，炊烟缭绕，美丽富饶。西有黑沟大坡挡住凌厉的西北风，冬季气温较其他地方高2～3度，夏季将黑沟水向东北沿山坡引至城南，保证了城南农田、护城河等的用水以及地下水资源的充裕。地下水到城北渗出地表，孕育了优良的北湖草滩湿地。也由于在此之前生产生活方式、商业的兴起发展，特别是汉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等为基奠，使得巴里坤已经成为当时西域汉文化的堡垒、发祥地和向西延伸的源头。
城中修建的将军府衙门，由于一是城内南高北低的地势缘故，二是古有北宋时龙图阁大学士包文正的开封府衙门向北而开，以示和“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世俗相悖，因此岳钟琪的将军衙门也坐南向北，致使以后的府衙、县衙、满城里满族领队大臣的官衙一律北开，被称为当地“五奇”中的一奇“衙门望北”。
岳钟琪兵驻巴里坤，爱护百姓，治军有方。西路军虎踞西域东部要冲，稳定了整个西域的局势，老百姓安居乐业，十分拥戴这支军队。
相传现在巴里坤城南的那座平顶山头，正是岳钟琪当年的将坛。岳大将军坐在坛顶，山头两侧，可隐万千兵马。岳将军在此操练军马，登坛发号施令，令旗指处，军兵进退有序，挥戈西向，敌军望风披靡。老百姓就把这座山头叫岳公台，为巴里坤县八景之一——岳台留胜。
岳钟琪写下许多诗篇：“列灶沙关门，营门淡晚烟。月光斜照水，秋气远连山。归雁穿云去，慈乌带子还。征西诸将帅，转战又经年。地在乾坤内，人居朔漠间。日寒川上草，松冷雪中山。铁骑嘶沙碛，金戈拥玉关。楼兰诚狡黠，不灭不生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