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西·贝克尔·百斯（Kathy Becker. Bai Si）和詹妮弗·弗尔德对学前儿童进行的测试也发现了相似的关联。她们在测试中利用图画代替词语，让孩子们观看一些中性或有感情色彩的图片。看过之后，研究助理拿出一组新的图片以考察他们的记忆情况，当然这组图片中有些是他们看过的，有些是没看过的。在看完每一张图片后，孩子们要告诉研究助理是否看过这张图片。所有的图片都是来自孩子们的故事书，但是有些是很平常的图片，比如野炊，而另一些则相对吓人，比如一名父亲偷偷藏在房门口，房内是正在熟睡中的儿童。
为了营造出分散性注意力的环境，研究人员在孩子观看图片的同时放一些动物名称的录音。例如他们每次听到绵羊这个词，研究人员都会用手挤压绵羊玩具，发出“咩咩”声。在选择性注意力的情境下，孩子们只是单纯地观看图片，不会听到动物名称的录音。测试结果与成人的相似。在分散性注意力的情境中，相比于未受过创伤的孩子，曾经有过创伤经历的孩子和高度癔症患者对具有抵触情绪的图片记得较少，反而会记得更多中性的图片。然而在选择性注意力测试中，孩子们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和受过创伤的成年人一样，有过创伤经历的孩好像会将他们的注意力分散，以保证那些背叛的证据不会侵入意识中。
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提示将背叛创伤从意识和记忆中抹去的经历可能会引发高度的解离症。相似地，患有高度解离症的人（可能经历过虐待并对其采取“不知”策略）更有可能将情绪性的信息从意识和记忆中删除。这种解离或许需要一个人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蛮有意思的一个可能性就是，解离症患者会刻意寻找或营造出需要分散性注意的环境，比如忙碌不堪的工作场所。患有解离症的儿童可能会制造一些混乱，这不是因为他们没受到管教，而是因为他们不能让自己闲着而想起恐惧的事情。经历过背叛创伤的成人和儿童可能都会觉得，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会更加游刃有余地应对周遭的环境。轻微解离症患者可能将之理解为对混乱的钟爱。高度解离症患者甚至看起来像是不厌其烦地在制造混乱。然而事实是，他们这样做可能只是因为“混乱”会阻挡一切不愿也不敢面对的背叛证据侵入意识中。
解离症
正如前文讨论过的，我们可以同时处于“知之”和“不知”两种状态。知之兼不知的能力可能是大脑中知识划分的产物，人类的大脑向来如此。举个例子，33岁的玛尔妮（Marne）被诊断出患有解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又称“多重人格障碍”）。她时常会感到沮丧低迷。多年来玛尔妮一直在心理健康中心接受治疗。她参加了大脑成像研究——研究者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这一技术观察玛尔妮的大脑活动情况。玛尔妮的另一个人格名叫咪咪（Mimi）——一位朝气勃勃、活力十足的女性，完全与沉闷、忧郁的玛尔妮格格不入。咪咪讲述玛尔妮的过去，嗜酒如命、暴力的母亲经常鞭打、性侵她并且在精神上折磨她。
玛尔妮、咪咪还有其他几个性格人物同意竭力配合她们的精神病医师唐·康蒂（Don Condie）和神经生物学家蔡国传（Gouchuan Tsai）。蔡和康蒂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窥探玛尔妮的大脑，此时她正在转变到不同的性格状态。他们发现，玛尔妮大脑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部位——海马体——相对于她的大脑体积来说，偏小很多。在其他创伤幸存者的大脑中，研究者发现海马体均大为减小。众所周知，海马体参与人的记忆的形成，它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小觑。当玛尔妮在不同人格之间转化时，比如转换到一个儿童的性格，名为“咖迪安”（Guardian），此时海马体和附近的（颞）脑皮层活性慢慢减退。当玛尔妮后来再度出现时，海马体的右边重新被激活。研究者将其与玛尔妮假装转换到其他性格时相比较，两者的大脑活动情况差别很大。这些虽然只是初步的结果，但却极具提示性：大多数极端的背叛盲视涉及大脑活动。我们会在第九章以凯茜（Cathy）的经历作为案例继续探讨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
对情感的知之与不知
研究人格和临床心理学的学者探究了一个人脱离自己与脱离他人之间的不同。例如，有些人患有高度的述情障碍（alexitymia）。述情障碍是指一个人没有能力识别和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经历——可能是维持背叛盲视的有力手法。你或许会发现述情障碍和解离症很相似。解离症更多是指一个人的认知、记忆和意识之间的脱离。出现过很多次解离症状的人往往是解离症患者的高发群体。经历过背叛创伤的人也容易出现解离症。从研究中（包括我们与蕾切尔·戈德史密斯（Rachel Goldsmith）、在实验室中开展的研究）我们发现，一个人发生述情障碍的频率与他/她在童年时期受到的虐待或创伤相关。认知和记忆的解离以及情绪的解离看起来像是保持背叛盲视的手段。
作恶者的安抚以及对沉默的需求
除了要从内心做一番活动以对背叛选择不知情外，受害者可能还会受到社会压力，不得不保持沉默和不知情。例如，作恶者和他人（比如家人和教堂）强迫受害者不泄露实情，使得受害者不能与他人讲述自己的遭遇。社会压力影响人的心理机制，所以那些从未与他人分享过的经历可能与曾经分享过的事情在脑海中有着不同的储存模式。我们会在后面的章节详细探讨这一点。
背叛者通常暗中协助受到自己背叛的人对背叛之事保持不知的状态。例如，作恶者虽然不会明确要求受害者不泄露真相，但往往会安抚受害者以让他们忽视、否认事实。有些作恶者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做出这等善后工作，他们自己或许也处于掩耳盗铃的状态，所以旁人不知道内幕也在情理之中。许多作恶者之所以会对他人实施背叛行为，源自自己曾受到过他人的背叛。一位针对年轻性侵犯者的治疗师曾对我们说过：“他们对背叛持有恐惧心理，但他们一而再地背叛他人。”作恶者本身对背叛选择盲视的话可能会诱使受害者和旁观者保持不知情的状态。
有些儿童猥亵犯深知受害者背叛盲视的心理并加以利用。他们似乎对这种现象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然后仍将之玩弄于股掌之中。以迈克尔·马丁利（Michael Mattingly）为例。马丁利因性骚扰一名9岁的男孩被告上法庭。他向警方坦诚，性侵发生的前几年，为了光明正大地接触男孩，他与男孩的母亲成为朋友。马丁利同时透露，他在作案之前往往会先取得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信任，比如主动照看孩子、带孩子看电影或者将孩子带回自己家里过夜。等到马丁利真正性侵孩子之时，那些家长已与他的关系很融洽并习惯依赖他照看孩子。信任和依赖的桥梁一旦搭建好，马丁利就开始肆无忌惮地侵犯儿童，并受到自己一手操纵构建起来的背叛盲视保护伞的庇护。
群体思维和政府庇护
不同的团体处理方式包括所谓的“群体思维”也会为背叛盲视创造滋生的肥沃土壤。团体的自我审查机制或许在短期内会维护小组和谐，但它会于悄然中酿造祸害，后果一发不可收拾。群体思维的一个典型案例是欧文·詹尼斯（Irving Jannis）指导的猪湾入侵事件。虽然入侵行动早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就已经策划出来，但是却是在肯尼迪任职总统后授权并实施的。起初，肯尼迪的顾问团队强烈反对这次行动，但迫于团体的压力最终保持了沉默。顾问团成员慢慢盲视了这种不可能之事，而行动结果却相当惨烈。
政府也会有效地将背叛揽入它的大翅膀下加以保护。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抗议事件就是对机构背叛盲视的一个案例，而且政府亲自引领民众忘却事实真相。1989年6月4日，爆发了天安门广场事件，警方杀害了诸多手无寸铁的抗议者。抗议者大都由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4月份聚集在一起悼念一位官员的逝世，此人曾支持、倡导政治自由化。一起悼念的学生继而声明要继续支持经济改革和自由化。到5月份的时候慢慢演化成了中国史上一次大规模的非暴力运动。于是政府进行了军事管制。于6月4日，政府组织武力在大街上枪杀了抗议者以平息暴动。尽管具体的死亡人数尚不能确定，但估计遇难者有几百至几千人。枪杀过后，政府逮捕了许多幸存者并禁止媒体对事件做任何的报道。
中国共产党（CPC）严禁讨论天安门广场事件。CPC限制媒体和互联网资源，并规定教科书上不得出现这个话题，以此封闭或审查消息。在中国，你用搜索引擎比如谷歌搜索“6月4日”都会遇到信息封锁。那些斗胆谈论天安门事件的人都会被逮捕。政府经过严格且直接的信息审查，有效得淡漠了公众对这次事件的记忆。信任需求
与背叛紧密相关的是信任这一概念。毕竟，我们不会被不信任的人所背叛。
报纸上曾刊登过一则报道，题目赫然写着“受信赖的医生竟沦为杀人犯”，真是触目惊心，部分内容如下，“备受敬重的哈罗德·西普曼（Harold Shipman）医生也有阴暗的一面，这让市民深感到背叛。”西普曼是英格兰海德镇的一名医生，这个小镇市民大都是工厂工人，约有35，000人。他给15名女性患者注射过量吗啡导致她们身亡。臭名昭著的美国医生迈克·史瓦格（Michael Schwager），人称“致命医生”，因杀害3名患者被告上法庭，西普曼与他的性质一样，但据说西普曼杀害的无辜患者人数远比法庭上公布的要多得多。显然，这两个恶魔一而再地侥幸逃脱了应受到的惩罚。据这两个杀人狂魔以前的患者和同事回忆，死于他们手下的患者人数完全超出正常范围。这种确凿而又诡异的证据为何被旁人一度地忽视这么久呢？
在这些案例中，信任以及信任需求始终贯穿在悲剧事件始末。病人、社区和同事需要信任西普曼和史瓦格医生，所以他们一度地对非自然死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医生，如果这种信任桥梁一旦崩溃，我们很难全然接受他们的护理，也不会对他们的建议全盘接受。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种信任需求是盲视的强力助推剂。
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依赖位高权重之人，那么权力之人对他们的虐待和不公最好在脑海中自动删除、严禁存档，以便维稳求和。意识到虐待的存在必然会引发受害者退避三舍或者反抗不服从，结果可能就是与位高权重之人渐渐疏远。这种背叛盲视无疑是一种生存策略。一个女孩曾向妈妈坦言，她被妈妈的男朋友强奸并意外怀孕，妈妈回应道：“我很难相信我深爱并信任的人竟然会伤害我的孩子。”这位妈妈拒绝相信女儿的话，选择相信自己的男友，并与同居男友依然你侬我侬。人们往往忽视虐待和背叛，这背后其实具有强大的动机。
背叛盲视起初是基于维持现状的迫切需要，比如维持婚姻、促进家庭和谐或巩固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如果婚姻、家庭或社区是生存不可或缺的因素，那背叛盲视就是一种生存策略。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样，心理状态和社会环境逼迫我们对真相视而不见。这种无意识虽然是一种生存策略，但会荼毒当事人的内心、身体、人际关系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