蝙蝠，在走兽的眼中它是“飞禽”，而在禽类眼中，它依旧是兽类？……
20世纪80年代末的苏联领导者们，某种程度上便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隐患
毋庸置疑的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一个产物，它必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需要后来者来完善——当然这并不能掩盖掉它作为开拓者的光辉。
受俄国具体环境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体系和运作模式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借鉴了俄国东正教的体制——内核相反、结构相近。对比此前资本主义国家以利益为纽带的各类政党，苏共的组织体系要严密得多，因而也就有着更强的行动力。在布尔什维克获得国家政权后，一国的意识形态、政权以及经济运行被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此也就迸发出了让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难以置信的行动力。
这么比可能有的读者会觉得比较别扭，其实历史上学说与组织相互结合的实例是在我们中国——始于战国的墨家同样有着非常严密的组织体系。巧合的是墨家学说在本质上，很多东西和社会主义的主张其实都是相通的。而战国时代的秦国能够横扫六合，除了采纳了法家的主张之外，同时也在于秦王室与墨家的合作——准确说秦制即法墨治国。
然而世界上总是存在这么一条亘古不变的定理，一个事物最强大之处往往也真是它最脆弱的地方。苏共教会化的结构之下同样也隐含了一系列问题：最初将众多党员变成严密的组织、聚沙成塔的核心是基于意识形态的信仰而非利益，一旦信仰开始虚无化，那么组织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也将不复存在，相反严密的组织会带来比西方政党更高的运行成本。反过来说，组织内的矛盾又会削弱信仰的权威性。
苏联自上而下层层服从的组织体制，本质上依然是一套精英治国的体系。列宁也曾说过：沙皇可以靠几十万贵族统治这个国家，我们（布尔什维克）同样可以依靠三十五万党员来管理这个国家。对比中苏蜜月期间的中共和苏共，会发现一个微妙的区别，在各种庆祝活动上中国更多的是将宣传的重心放在成绩突出的基层工人、农民以及士兵身上，而苏联的宣传部门则更关注科学家、宇航员、作家等等，这个细微的差别背后，则是一个治国思路的不同。
苏联的精英治国模式下，一方面国家的智力资源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但另一方面人民对党、普通党员对上级事实上都缺乏可靠的制度化的监督能力。而在苏联建国初期，由坚定信仰所带来党员干部高度的自律性，却恰恰掩盖了这一问题。卫国战争期间牺牲在战场上的苏共党员有230万人，当时发起冲锋第一个跃出战壕的必须得是政委，而党员会被分配在攻击阵形的最前排。
而随着国家环境的逐步转变，苏共从“打天下”转变为“坐天下”之后，缺乏约束的问题也随之暴露了出来，苏共领导干部开始脱离群众，当时干部的实际收入是苏联平均水平的四倍。特权意识、派系意识、精英主义开始在党内弥散。腐败、任人唯亲以及大大小小的特供商店开始一步步的腐蚀掉苏共的执政根基。
除此之外，苏共一直以来都未能解决好领导干部接班的问题，高级干部基本都是在位置上做到死的终身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席团委员）的平均年龄在斯大林去世时为55岁，赫鲁晓夫下台时为61岁，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80年，则超过了70岁。领导层的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除了政治生态的暮气沉沉之外，更致命的是很容易导致权力交接出现断层。因为领导人权力何时终结取决于他们的自然寿命，因此你很难合理安排好后备力量。1982年11月15日勃列日涅夫去世，紧接着1984年2月接替他的安德罗波夫去世，次年（1985年）接任安德罗波夫的契尔年科又去世了。在当时的莫斯科人们甚至开玩笑说，参加红场的国葬可以去办联票了。契尔年科去世后戈尔巴乔夫能够被推选为总书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时年54岁的他是当时苏共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大家参加葬礼已经参加怕了。这种权力断层很容易导致国家政策无法延续，继任者也很容易由于缺乏历练而显得轻率和不切实际——戈尔巴乔夫同样向世人验证了这一点。
逆局
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和赫鲁晓夫曾就东西方对抗的未来趋势有个一次对话。毛泽东的观点是：面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中苏有两种对抗模式。一种是选择支援第三世界国家此起彼伏的革命，让美国无暇喘息，在不断的“救火”中逐步消耗国力；另一种则是准备一场世界大战，而在此之前自然要和西方世界搞军备竞赛。两种方式中，前者对中苏有利，后者则对美国有利。因为西方世界的总体经济实力依旧强过社会主义国家，而军备竞赛拼来拼去，拼得就是一个国力，这种掰腕子式的对抗方式显然不利于实力较弱的一方。而从后面的历史来看，赫鲁晓夫以及他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显然并不认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所谓冷战，终归还是一种“不战”的状态，美苏相互搞了二十多年的对峙，而在这二十多年的静止当中，美国解决了自己的不少问题，而苏联的种种潜在问题开始发酵了。
当历史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人而言，苏联确实已经越来越不足以为虑了——虽然那时苏联的威胁被媒体描述得仿佛可能在下一秒就会降临在西方人面前，然而在位于“东西对抗最前沿”的联邦德国，他们的安全部门此时最头疼的已然不是什么克格勃的渗透，而是驻民主德国苏军在东西两德之间愈演愈烈的走私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犯罪活动。
如前文所言，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软硬兼施的手段，西方世界中由美国人所主导的“金字塔”形分工体系的结构开始变得清晰且严密起来，并且西方世界大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总量在美国人的统一调配下成为实实在在的优势。两个阵营之间的实力差距从当年的两届奥运会就可以看出来，当时美国以苏联入侵阿富汗为由，带头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结果不算苏联自己，当年参赛的国家只有80个，参与报道赛会的新闻记者共有5615名，比参赛运动员的人数还要多。开幕式上，这80个国家里又有16个国家的代表队在入场式上没有打本国国旗，以奥林匹克五环旗替代，新西兰代表队干脆打了面黑色五环旗，有10个国家只有旗手一人，运动员干脆没出场，后来在获奖时这些国家也不升国旗、不奏国歌——借着奥运会搞政治对西方国家来说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苏联还以颜色，也带头搞了一次抵制，但声势上要小得多，参加抵制的只有保加利亚、民主德国、越南、蒙古、老挝、捷克斯洛伐克、阿富汗、南也门和古巴等国家。
所谓“抵制”，就是要让各个国家表明立场、选边站队。看看两次抵制的响应者，东西方阵营的界线也就基本清楚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差不多涵盖了世界工业生产力的三分之二，这样的实力一旦被有效地组织起来，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在总体实力居于劣势的情形下，苏联要继续和资本主义阵营保持均势，那么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重工业和轻工业的比例以及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就都无法保持平衡，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程度和国家经济增长就无法成正比。举个例子，在阿富汗战争期间，苏联一架米-24武装直升机的价格只约合9吨猪肉，这不是说苏联直升机多便宜，而是意味着那里的猪肉太贵了，这背后就是苏联国内轻重工业严重失衡。苏联的封闭经济体系里，发行的货币和生产的产品是对应的，然而这些产品中大多数都是衣不能穿、食不可餐的军工产品，刨除这一块，只对比和老百姓生活相关的消费品的话，卢布的发行就是过量的。因为对一般消费品的购买力不足，导致卢布对西方货币的官方汇率和实际汇率能差出很多，那时黑市兑换猖獗就是这个问题的反映。“8·19”事件以后卢布迅速贬值，其中就有被“打回原形”的味道。
有人说苏联为什么不能不搞对抗，为什么不以“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主题？问题是西方国家不会给社会主义国家阵营这个机会。里根上台以后，美国开始对苏重新采取遏制政策，表面上没有20世纪50年代杜鲁门主义那样强硬——因为美苏的实力差距没有那时那么大，但也不是尼克松时期的收缩政策。里根政府的基本方针是：强调以抗击苏联为中心，奉行所谓“以实力求和平”的方针，具体说就是以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压制苏联；在地区争夺上，把苏联顶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扩张线上，使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再前进一步。同时，保持各种渠道，加强同苏联的“对话”——也就是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国务卿黑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伦、国防部长温伯格成为对苏战略的核心人物。后来艾伦在任职10个月后被对手搞了个受贿丑闻被迫辞去了职务，军人出身的麦克法兰接任了他的位置，这样里根身边就是三位军人出身的鹰派幕僚在决策对苏战略。和平与发展在后面的历史的确成了时代的主题，但其前提是美苏两边必须有一方衰落或者灭亡。
异化
产生变化的不只是双方实力上的对比，更为根本的是苏共自身的变化：由于缺乏人民对党实施有效监督的体制，自赫鲁晓夫时代开始，苏共从一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主义政党一步一步蜕变成了所谓“全民党”。一个政治团体在维护一批人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总会要得罪另一批人。所谓代表所有人其实就只代表自己。由此苏共在实质上就已经从一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政党，变成了以自身利益为核心的朋党。连勃列日涅夫本人都曾对自己的兄弟说：“什么共产主义，不过是哄老百姓玩的”。
对信仰的背离导致领导干部日益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与干群关系紧张大大地损害了原本运转正常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内政问题进一步恶化……在经过长达十八年的、稳定的、“一团和气”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后，苏共的权贵化已然到了积重难返的时代。
苏共愈来愈明显的惰性与腐败、东西方生活水准日益明显的差距再加上西方思潮的不断涌入使得众多知识分子开始对苏共对苏联的制度开始产生不信任直至走向了对立，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别有用心之徒——当初靠搞“颜色革命”上台的这批人，后来无一例外地成了新贵族。譬如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乌克兰的尤先科等等。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苏共背离党的宗旨和原则、背离社会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社会弊端，在众多人眼里却成了社会主义的罪状，以此来彻底否定社会主义。至此一股气势汹汹的否定苏共和苏联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开始迅速蔓延至史学界、理论界、思想界，不仅批判斯大林，而且列宁十月革命甚至卫国战争都统统被全盘否定。人们并不是寻找建设性的办法来医治社会疾痛，而是利用言论自由来毁灭这个社会，混乱的言论和意识让苏联社会陷入混乱甚至黑暗之中。甚至苏共内部的一些人，在这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原苏共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顾问司有礼曾回忆到：“这要归因于雅科夫列夫——‘公开性’政策的倡导者，他对大型报纸、杂志、电视台的编辑们施加影响，逼迫他们发表极端言论。谁拒绝这样做，他就撤掉谁。”
而这些或天真或“聪明”的知识分子包括当时苏联的“经济学家”，对西方模式的认识仅仅是一堆名词：“多党制”、“私有化”、“议会”……面对一堆经济问题，他们的理解是只要私有化了，一切“自然”就解决了。除了党内与知识界的这两股力量以外，民族分裂势力、各种宗教势力以及沙俄时期的旧贵族在这段时期也都活跃了起来。而这些人又都不约而同地纷纷将手伸向了西方国家，以期借助外部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苏联时代大量“异见人士”的活动经费基本都来自于国外的所谓“非政府组织”（NGO），这其中最大的一个金主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又译为“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简称END，熟悉国际政治的人恐怕都不会太陌生。它号称美国上百万个非政府组织中的“龙头老大”，和美国国务院、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联系，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另一块招牌”。
而最要命的这些西方非政府组织机构在苏联境内的活动多数还是合法的，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把苏联向西方阵营让步归咎于戈尔巴乔夫，而事实上最致命的一个让步是始于勃列日涅夫时代——1975年7月，美国积极推动东西方阵营共三十五个国家共同签订《赫尔辛基协定》。协定中美国承认了苏联在欧洲的硬疆界。但同时明确提出，苏联要尊重西方的“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或信仰自由”，并要求苏联打开国门、解除禁闭，允许东西方人员自由交流往来。
《赫尔辛基协定》的签订对美国演变社会主义苏联的图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东西方各种往来的开放，美国各种NGO组织陆续进入苏联及东欧国家[1]。所有这些打着“人道”、“和平”、“自由”旗号的NGO与国家民主基金会大同小异，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们在极力宣传西方的奢华生活之后，又把东西方的差距归因为社会制度的差异，这等于是在苏联这座摩天大厦上提前布好了一个个炸点，剩下的就是在等“爆破”时刻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