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从历史渊源上说打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经济发展其实就一直有着浓厚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味道，非常强调整体性和计划性——不这样的话，让一群“散户”资本家自个去和西方老牌帝国主义竞争，那不出一个回合，要么被“市场规律”淘汰掉，要么就得被人家收编成买办。都说日本人善于学习他人，在经济运营模式上当时日本的学习对象一个是普鲁士（联邦德国），另一个就是苏联，他们的经济发展模式和苏联一样，都是走的重工业先行，有余力后轻工业跟进的路子。日本战后前首相岸信介以反共著称，但他却又是这套“苏式”经济模式的主要倡导者——侵华战争时期岸信介曾负责伪满洲（东三省）的经济[10]，他的主张曾一度让同在伪满的东条英机怀疑岸信介是“赤化分子”，并下令叫关东军特务机关特别留神这个家伙，而从日本的角度说，岸信介当时在伪满的经营确实比较成功，这一点从后来东北成为新中国工业摇篮也能看出来。这是题外话。
把日本经济的崛起（而非日本的崛起）放到同一时期的世界大格局里来看，这其实是欧美国家产业输出的结果。资本越来越国际化，各个国家在分工体系里开始变得日趋专业化，欧美国家开始主攻“钱生钱”的虚拟经济，把实物生产这种脏活累活都抛给日本人去干了，这是这套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发展的必然结果。但这说的是大势，在具体的时间，对具体的人或集团而言，这个过程并不一定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种产业转移是金融资本所乐于见到的，但对当时欧美制造业的从业者来说则是一场灾难。
后来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正处于战略收缩阶段，由此不得不进一步放松对日本经济的压制，以此为契机日本先是实现了对美国的贸易平衡，进而在80年代彻底在美国本土击垮了美国的家电业，正式对美国建立起了出口优势。到1986年日本泡沫经济开始前，日本在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生产领域都在世界市场上获得了有利地位，当时日本的GDP占世界总额的15.3%，相当于美国的一半，超过了欧洲第一、第二经济大国——联邦德国与法国的总和。至1983年，日本在当时决定未来产业发展方向的159项技术领域中，同时领先于美国和欧洲的有39项，与美国相当的有38项，落后于美国与西欧的技术仅为19项。当时世界十大银行中有八家是日本银行——其中前三位都是日本的。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日本企业占了244家，比如住友、三菱、丰田、松下、索尼、全日空、新日铁、新干线等都是世人皆知的。从尖端的特种钢、特种材料、半导体、大型电子计算机到传统的汽车、轮船、钢铁、电子产品、精密化工产品，到处都是日本制造的天下。光看经济指标的话，超越美国在当时的日本人眼里确实是一个可望亦可及的目标，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就是在那个背景下写出来的。
在日本产品的冲击下，美国制造业不断地丢城失地（当然这里面也有美国奉行强势美元政策的因素），大批产业工人丢掉了工作，更多的人则是人心惶惶，议论着即将来收购自己公司的日本新老板。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舆论一片哗然，他们把日本再崛起看做是“第二次偷袭珍珠港”。美国国会议员公开骂日本人是“可耻的剽窃者”，高呼“爱美国就要买美国货”，甚至还当着电视新闻记者面当众砸毁日本汽车以示决心。那一时期西方国家不少文艺作品里都有嘲讽日本人的桥段——就像早先时候嘲讽犹太人那样。笔者印象比较深的是路易·德·菲奈斯主演的《夫妻市长》，里面的日本人具备了西方人眼中所有的关键词——剽窃、诈骗、偷窃等等，但是路易·德·菲奈斯扮演的市长兼资本家还得把他们奉为上宾，因为日本人有钱（购买力）。当时欧美国家看待日本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心态——非常不甘心，但还非常无奈。如今他们看待中国同样还是这种心态，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注释
[1].由于纵深比较浅，作为首都的莫斯科两度受到来自西欧的威胁，一次是拿破仑带领法军，最终逼得俄方统帅库图佐夫自己火烧莫斯科，用坚壁清野来对付法国人；另一次是二战中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当时苏联动用了150万节车皮将各个工厂迁往东部，莫斯科城内所有桥梁都安置好了炸药，其实就是准备在最后时刻再学一次库图佐夫的做法。
[2].美国核研究中心的代号。
[3].奥巴马在第一个任期企图推进医改时，媒体一句“总统是要搞社会主义”就让老百姓开始动摇了，对多数美国老百姓而言，在几十年如一日的“狂轰滥炸”之下，“社会主义”已经和“邪恶”画等号了，至于为什么则没几个人会去想。
[4].不仅仅是西方人所谓的“香格里拉”情结，从地缘上说，控制了青藏高原，就可以影响印度、缅甸乃至中亚地区。
[5].1895年俄法与清廷签订第一个甲午赔款贷款，为期36年的4亿金法郎贷款，同时附带俄国在东北铁路路权和法国在云南的铁路路权。1896年3月14日英德与清廷签订第二笔甲午战争赔款贷款，1600万英镑，以清朝关税做抵押，其中850万英镑为日军驻扎威海卫的军费。1897年第三笔甲午赔款贷款由德法俄比提供，1600万英镑，用盐税和厘金抵押，但是俄国要求东北权益太多，法国要中国缅甸铁路权益，列强无法妥协，拖至1898年，由英德提供贷款，为期45年，这个贷款条件是德国占领胶州湾，法国占领湛江，俄国租借辽东半岛，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三笔甲午赔款贷款总值4300万英镑（加上几年后的庚子赔款则总值达6750万英镑），盐税、厘金、关税统统都被抵押上去了，清廷实际等于是在替洋人收税，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义和团运动。袁世凯上台后的“民国二年大借款”实际就是把前清铁路贷款的旧债重组由新政权继承了下来，于是这个新政权就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承认。后来北洋政府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后放弃了沙俄的债权，德国战败后协约国看在中国派劳工参加欧洲战争的面上，免除了部分庚子赔款，但是，免除部分不由中国支配，而是由列强支配用于中国，建立了清华大学和香港大学——用于培植亲西方的知识分子。
[6].抗战结束后，除了与苏联签署了极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外，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后果更加严重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共计三十条，六十八款。这里仅摘录其中两条：“三、缔约此方对缔约彼方之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销售、分配或使用，或对输往缔约彼方领土之任何物品之输出，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但对一切第三国之同样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销售、分配或使用，或对输往一切第三国之同样物品之输出，亦同样加以禁止或限制者，不在此限。”这一条看似平等，然而中美生产力在当时存在天壤之别，这就相当于让刘翔和一个幼儿园小班的孩子同场“公平竞技”，最终的结局必然是美国货充斥市场，民族工业荡然无存。再来看这一条：“五、倘缔约此方之船舶，由于气候恶劣或出任何其他危难，被迫避入缔约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时，此项船舶应获得友好之待遇及协助，以及必须与现有之供应品及修理器材。本款于军舰及渔船以及第二十一条第二款所规定之船舶亦适用之。”这和上面一条道理一样，中美实力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把两者放在一条起跑线上——美国军舰及民船在中国海港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中华民国’海军拿什么漂洋过海到美国去？更严重的是，旅顺大连驻扎着苏军，青岛驻扎着美军，而美苏争霸的局面业已形成，未来如果美苏开战则日俄战争期间旅顺大连的惨剧将在整个中国重演，即便美苏是冷战，哪个商人又敢在这样一个火药桶上投资呢？届时不要说外商，本国资本家也会尽可能把产业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国外去。上面这些条款好歹还是在玩弄文字游戏，到了《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干脆明说“中华民国”修建的青岛海军基地，没有美军允许，他国任何船只不得随意停靠。除此以外，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11月21日签署《美国在华空中摄影协定》，1946年9月是《中美三十年船坞秘密协定》，10月8日《中美警宪联合勤务议定书》，12月20日《中美空中运输协定》，1947年1月《中美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9月3日《中美同意美军驻华换文》，12月8日《中美海军协定》。对比“一战”结束后山东主权从德国人手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不客气地说，南京国民政府对比之前的北洋政府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后者好歹还依靠“华盛顿九国公约”收回了青岛和山东的主权。除《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之外，国民政府尚需偿还1942年向美国借贷的贷款5亿美元，按购买力约合现在500亿美元以上，而1945年国民党政府全部的黄金储备也就约合5亿美元，直到1952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也才刚刚到50亿美元。除了旧债以外，国民党政府还曾在美国发行过不少国债，募集大量资金用来打内战。这两笔债加在一起中国是还不起的，按照西方国家惯常的手段，还不起账它们必然就会让你借新账还旧账，结果就是越还越多，越多越还不起……这笔“驴打滚”的债务将使得中国再次由于资本流失导致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无法实现国家工业化。
[7].从这一点看，国民政府根本不可能破除包税制。
[8].早在1945年日本还没有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的时候，美国在美苏冷战迅速激化和共产主义红色政权的迅速扩张的压力下，认为有必要在亚洲建立一个基地，以遏制红色政权的发展，所以在东京大审判过程中，美国就做好了与日本合作的计划，开始准备战后扶持日本，这个计划在经济上的直接表现就是著名的“道奇路线”。
[9].日本对华战争赔款和外蒙“独立”原理上差不多，之前回旋余地都已经被国民党政府给弄没了，两盘死棋到中共手里后，前一个换来了日本对华无息贷款，后一个则促成了苏军撤出东北。
[10].这也是岸信介位列甲级战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