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讲述的是30年代英国著名作家弗吉尼娅·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为寻找革命激情从英国到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与文学院院长夫人林发生了婚外情，林是朱利安的第11个情人，朱利安给她编号为“K”。隐情败露后，林陷入自杀情结中，而朱利安回国，最终战死在西班牙内战战场上。朱利安带着氰化钾来中国寻找革命，还没有参加革命，却疯狂地与有夫之妇的林陷入了爱情。在这份与中国传统伦理全然不同的“偷情”中，还夹杂了中国特有的房中术等美妙时光后，他们的这种爱情被现实证明是行不通的时候，朱利安到四川去寻找红军，寻找革命。但是革命与血腥、残酷、流血和恐怖的关联又使他望而却步，重新回到爱情中来。他就在革命与爱情、中国和西方之间迷离和徘徊。最后战死在西班牙内战战场，用死亡结束了这种痛苦状态。
这个国际版“革命加爱情”的故事附会了不少真人真事，伍尔夫、徐志摩、齐白石等均在小说中出场，这就引起了对主人公真实身份的猜测。2000年底，《K》在《作家》杂志12期刊载；国内某地方报刊更以醒目的《凌叔华、陈西滢、朱利安的三角恋爱》标题捅开了这层窗户纸。
陈源、凌叔华之女陈小滢看了由台湾尔雅出版社出版的《K》后，认为从书中描写的时间、地点、人物可知，书中主角“程”分明指涉的是陈源，而“林”则影射陈之妻中国著名女作家凌叔华。陈小滢认为不能容忍的是，该书内容黄色下流，满篇全是性交、手淫的描写，她的母亲在书中被描写成“荡妇”，父亲是“性无能”。身为两人惟一后代的她对这种肆意的污蔑非常气愤。官司由此而起。
最初的影响是漓江出版社停印《K》；4月，凌叔华之女陈小滢向北京海淀法院起诉，认为《K》侵犯了其母亲的名誉权，身在英国的虹影专程回国应诉。
《K》：文学的翅膀在法律的空间里能翱翔多远？
刚刚从《饥饿的女儿》官司里走出来的虹影面对又一场官司，表示很委屈：“作者可以有多大的想象力？”官司迅速变成文学与法律的一场对话。
官司的问题在于，林是否是凌叔华？书中的描写是否“淫秽”而且诽谤？
虹影强调自己写的不是传记，而是小说，完全是虚构的，表达的是自己的想象和历史的理解。“我对陈小滢的心情表示理解，对她认为受到了伤害表示同情，但很遗憾，她误读了这本书，应该重新读这本书。”
对于“淫秽”说，虹影认为“太荒唐”，在小说中，林非常地光彩照人，最早摆脱封建枷锁敢爱敢恨的女性，在塑造林这个形象时，自己非常尊重她，尊重历史，“如果我的母亲是那样，我会骄傲的”。在台湾《联合报》采访时，她说过“我就是K”。
中国现代文学馆傅光明认为，虹影在《K》的自序和接受采访时，都说明故事是以历史为原型写的。关于它是否“诲淫”，法院应该有如何界定淫秽出版物的法律规定。2001年1月5日，傅光明就写了文章，认为《K》是“诲淫的”。傅光明也在做相关的文献研究，他说，对于这件事，英文传记“Journey to the Frontier”在描写到朱利安和“林”的“床上戏”时，最“脏”的字眼用的还是英国人不大懂的拉丁文（英文应为“caught in the act”，相当于汉语被捉奸的意思）。虹影却把它“想象”编织成“诲淫”的展示。
台海出版社社长、法学教授安然认为这一事件有利于法律的量化和界定。如何保护公民名誉权与保证作家的创作权，安然个人认为，大前提是在保持社会安定前提下繁荣社会主义创作，对作品人物不能太对号入座。在本案中，陈小滢只是以自己的感情来想象自己的母亲是什么形象，想把凌叔华塑造成刘胡兰那样的革命女性，特别是涉及一些私生活细节，在举证上存在困难。
从出版的角度来说，我特别希望作家能够回避这类题材，不要惹是非。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虹影是先驱，我很尊重虹影。社会应当给予一个宽容的空间，不能动辄打官司，这样把出版界弄得太紧张了。作家个人性格不能得到张扬。安然说：“我个人觉得，算不上污秽，性爱的描写不及渡边淳一的《失乐园》，甚至觉得描绘得比较美好，没有肮脏的感觉，还是从女性的角度去描写，细腻圆润。从性的角度来看，没有构成对主人公形象的损害，“林”是一个丰满的正面的人物出现。可以删节一些，以免让青年读者误解了作品的原意，沉浸于性的描写之中。它描写的是一种超越政治、文化蒸发出来的纯情感的东西，不是玩物丧志诲淫诲盗。现在不少作品写的都是乾隆、康熙，关照现实的少了，这样是出不了巴尔扎克的。”
这场对话以法律的决断而画上句号，《K》中文简体字本终于与读者见面，比原定由漓江出版社2000年1月8日推出晚了一年。
《K》：为什么值得让我们等一年？
官司已经使《K》蒙上了层层神秘色彩，如今，这层面纱以及围绕《K》的是是非非就该由读者亲自来揭开了。
中文简体字版《K》由虹影重新进行了改写，据《K》的中国经纪人、诗人潇潇告诉记者，这次改写使语言文字更加漂亮，对性的描写更诗意化，更纯粹。情节更紧凑。《K》由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并以此为开路先锋，希望能带出一个“红鲸鱼”品牌。
讲故事是虹影的特长，而朱利安与林的故事首先迷倒了虹影自己，2000年1月，虹影曾到马德里去寻访朱利安的墓地，到K与朱利安曾经携手走过北京大栅栏买K曾经布置幽会场所的蓝花瓷瓶、腊梅，她要重新点燃曾经三十年前那场惊天动地的事件的壮烈激情以及繁华、奢侈、颓唐和精致的三十年代。她想象自己就是K的灵魂，听自己疯狂又痴迷地对朱利安说：“直到老，我们睡”。
虹影这个国际版“革命加爱情”的故事被评论家归入所谓的“流散文学”，以朱利安这个西方青年的视角来看中国文化，从朱利安与林的爱情悲剧，喻示了中西文化冲突与调节的困难——哪怕情人之间，最后都难以沟通，成为一曲永恒的哀歌。虹影称这是她最得意也是最重要的作品，“是连结中西文化必读的一本书，不仅仅是三四十年代沟通联系中西文化的好书，读者在任何时间都能从这本书中体会出这样的价值，这本书是世界性的。”
据悉，《K》继瑞典文版、荷兰文版、法文版之后，英文版即将由Marion Boyars出版社推出，这家出版社曾出版过包括大江健三郎在内的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
他们在欧洲的生活
接下来该看中国的例子了。既然上面举了拜伦和朱利安两人，中国的就也举两人。
先看王独清。王独清（1898—1940），陕西长安人，九岁能诗，早年投身革命。1913年任《秦镜报》总编，该报旋被查封，王赴上海，往日本留学——赴日或赴欧留学几乎是当时革命者的标志。1919年返沪，任职于《救国日报》及中华工业协会。1920年赴法、意、德等国留学，1926年回国。著有《圣母像前》、《死前》、《锻炼》、《独清诗选》、《王独清诗歌代表作》、《杨贵妃之死》、《雨》、《独清文艺论集》、《中国文学运动史》、《王独清选集》、《王独清自选集》等多种作品。1940年病逝。
1936年王独清出版《我在欧洲的生活》，叙述他在留学生涯中的个人生活，书中对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其中有许多著名的革命者——浪漫放纵的性生活颇有反映。对于一些名人，他采用谐音之法隐其真名。此处只举关于他自己的一段描写为例（其中有些遣词造句在今天看来相当别扭，为存其真，不加改动——据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房东女儿马格里特姑娘底面庞带着几分苍白，身裁是法国人常说的delicate的一类，甚至会使人怀疑到她有肺病的征候。她几乎是不多余谈话，一双碧蓝的眼睛常盯着她的乐谱，好像要在那些复杂的音符上去寻找她心中想流露的语言一样。这位具有艺术家才能的姑娘在明白了我和我那由中国相偕同来的女人分裂后再没有和好的可能的时候，便立刻用一种引人去与她特别接近的柔情款待着我。常常，几乎是每天，她总叫我到客厅中陪伴着她，那儿，在摆着她底钢琴。
梦幻的情调带着袭击的情势来笼罩着我了。那位肺病式的少女用音乐的动律把伤感和情热两方面的血液注射到我底青春的灵感之中……
是在一个黄昏的时候，客厅底窗外正落着春雨。马格里特姑娘倚在一张长沙发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塞缪底诗集。椅背后面站着我，把腰弯了下去，下颔几乎偎在她底肩头。我们合读着一首诗。
在这种情景之下，把我底地位换给任何一个青年男子，要说是不起一种情感的冲动，那是不可能的。在她，也是一样，甚至比我还要厉害：她的心脏底跳动简直直逼进了我底耳朵，她读诗的声音一直颤抖到不能够再读。结果是抛开了那本诗集，用她那一对在我看来是oxotie的眼睛不停地注视着我。不消说只要我底头和她底头渐渐地合拢了起来，一个情爱的关系即刻便可以成立了。……
前面我已经提到中国人有“圣人无性”的传统观念，按照这种传统观念，一个人通常不可能以情事为荣，因而也就不大可能以情事自炫，而自述情事需要比较大的勇气，故这类自述是相对比较可信的。
第二个例子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性学先驱张竞生。
首先要知道张竞生同样曾经是一个勇敢的革命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竞生23岁，南北和议时，他曾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有人认为他可以算“国民党元老、中华民国开国元勋之一”，可能稍有夸张，但他确实认识不少国民党的元老人物。比如，1910年汪精卫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据说为汪精卫探监报信的就是张竞生。不过张竞生后来对于政治没有什么兴趣，和议后他表示要出洋求学，得到孙中山嘉许。1912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隽等人以官费生出洋。张竞生在法国留学，深受浪漫主义爱情观念之影响。他在这方面的言行，确实与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国情大大相悖。在他自述情事的《十年情场》（昆仑出版社1988年第1版，又《张竞生文集》中也收有此书，广州出版社1998年第1版）一书中，记述了多次他在欧洲时与外国女郎的恋爱情事。这只要看看《十年情场》中那些章节标题就可见一斑了，如：
“提倡性交的自由”
“许多漂亮的女店员”
“深夜里她娇声喊肚痛”
“在巴黎惹草拈花”
“留学时代的浪漫史”
“彼此全身都酥软”
“海滨变成我俩的洞房”
“伦敦的一次奇遇”
“娇小玲珑的瑞士女郎”
“她占了我的一页情史”
“我是一只采花的昆虫”
“爬上树上寻欢”
……
这里只举一段尚非最大胆的描述为例，是他自述与一位法国女护士的情事：
（她）也如通常法女一样极活泼，善于修饰，当然也讲究卫生，又善于表情，金丝发，蓝眼睛，笑口常开，一种温柔令人喜悦，随时引诱人不得不去亲近。……彼此眉目传情……彼此全身已酥软了……销魂当此际！……更觉万倍舒畅了。……她房内是照东方土耳其安排的，满睡床中都是各种颜色与式样的大靠枕。在这些大靠枕中，颠鸾倒凤，确有别具一种滋味。
这类描述在书中比比皆是。
而他自述编印《性史》的三种动机之一，就是“即主张情人制与性交自由制”。下面这段关于“美的书店”期间的生活自述，更能看出他在这方面的思想倾向∶
书店雇员有许多女性，又相当漂亮的，而在社会上，我又以“性博士”著名，那么，我对于女子必有许多浪漫的故事了。实则，说起来真奇怪，连我自己在后想起来也觉奇怪，在这个时间一二年之久，我竟“守身如玉”，未曾一次与女性发生肉体关系。这是任何人不肯相信的。
在他看来，这一两年内“守身如玉”竟是非常奇怪的事情。这也难怪有人会将那些《性史》看作他本人的现身说法了。张竞生在《十年情场》中还说：
确是我在法国习惯了性交的解放和自由后，反观了我国旧礼教下的拘束，心中不免起了一种反抗的态度，所以我想提倡性交的自由。在我当时以为这样可以提高男女的情感，得到性交的乐趣。而且我疑心由这样青春奔放，可以生出身体强壮，精神活泼的儿女。当然我所希望的性交自由不是乱交如禽兽一样无选择的。我在“性史”出版之前，已经发表我的情人制了。（在一本《美的社会组织法》中）我所希望男女的结合是一种情人制，不是如我国那时的婚姻制。我以为性交能得到自由发展就可帮助情人制的发展，就是把旧婚姻制打垮了。
要说自述情事的勇气，张竞生可算中国第一人，至今我还未见到有人可以与他比肩。写小说无论多么大胆，哪怕是用第一人称，毕竟可以推说是“艺术虚构”，不像张竞生是如此坦白：“我为写出自己的真实传记，有就说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