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莉莲·亚隆对与乳房有关的史料，搜集可谓不遗余力。举凡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古典雕塑、名人回忆、广告招贴、宣传海报等等，无不纳入视野，从中观察乳房文化之演变。全书共有插图99幅，每幅下皆有可以独立于正文阅读的说明文字。这些说明文字往往既点出了这幅插图的价值和意义，也富有阅读趣味。
Bernard绘，《向七十五军致敬》，法国海报，1914年。为了鼓舞爱国情操，一次大战时的法国海报将玛丽安（Marianne，作为法国象征的类似女神的人物──江按）色情化，让她裸身站在加农炮前，发丝飘扬，坚挺的双乳不畏德军的侵袭。
《有点危险》，1943年8月12日。驻扎于英国空军基地的波音B-12飞行堡垒轰炸机388轰炸大队。二次大战的机身绘图艺术融合了乳房、危险、摧毁与胜利。
这类笔触，书中到处可见。
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在西方的“女性与性别”研究者、特别是女研究者中，常有女权主义倾向，她们的作品也往往带着女权主义的烙印。但是在玛莉莲·亚隆的《乳房的历史》中，我们看不到这种烙印。她的观察是敏锐的，但态度则是平和的。即使叙述到紧身褡对女性身体的改造和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古代缠足同样性质──这类内容时，也没有对“男权社会”或“男性中心主义的审美”作任何批判和讨伐。
强调了玛莉莲·亚隆对乳房文化史的“述而不作”的描述，却反而引出了我自己发表一个“观点”的欲望。《乳房的历史》使我想到一个近来常在思考的问题：那些以描述为主、没有多少宏论的著作，是否可以具有很高的学术性？
多年以来，我们习惯于空疏浮夸的“学”风，喜欢徒托空言，大发议论。先前有所谓“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之争，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着眼点都在“论”上。大焉者构建“理论体系”，小焉者发为惊人之说，必出一番宏论而后已。久而久之，许多人已经习惯于一定要在文章或著作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一般性地提出观点（比如有所谓“夹叙夹议”）还不行，通常还要摆开一个论断的架势才行。
其实，描述也有学术价值。从时间的维度──其历史沿革、从空间的维度──其分布范围、从社会的维度──其影响作用，将某个事物、某种文化现象描述清楚。例如，西方许多文化人类学著作──其实《乳房的历史》也可以归入其中──就是这样做的。难道没有学术价值？难道不比那些平庸的、陈词滥调的、卑之无甚高论的“观点”更有学术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参照科学哲学理论中的有关方面，也有启发。早先人们在朴素的客观性假定的简单指导下，坚信科学理论必定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通过绝对“客观”的观察，才能归纳出理论。然而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早已指明，绝对“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观察程序的设计、观察结果的表述等等问题上，必定有某种理论的介入。作为一种类比，我们也不难看到，绝对“客观”的描述同样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描述对象的取舍、描述语言的选择等等问题上，也必定有某种“观点”──实际上也就是理论──的介入。故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仿照某前伟人之名句句型曰：
描述当头，观点也就在其中了。
吴歌小史话当年
一提起“吴歌”之名，早年所诵李白诗句就会浮上心头：
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犹衔半边日。
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吴歌动君心。动君心，冀君赏，愿作天池双鸳鸯，一朝飞去青云上。
……
因此见到这本《吴歌·吴歌小史》，一时心血来潮，就用电脑对全唐诗进行字词检索，将所得结果去其重复（轻而易举就发现了三处重复收诗的情况），共得直接提到“吴歌”者18处，其中：
孙逖、祖咏、常建、韩愈、杜牧、许浑、李商隐、温庭筠、刘兼各1处，罗隐2处，而李白一人独占7处！
可见李白对吴歌情有独钟，非其他诗人可比。这一现象如何解释，也许尚待高贤──不知搞唐代文学史的专家是否已经提出过解释？
使李白如此钟情的吴歌，究竟是何宝贝？
吴歌者，江南歌谣，吴地之人所咏唱也。《晋书·乐志》说“吴歌杂曲，并出江南”。吴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顾颉刚认为其起源“不会比《诗经》更迟”，其内容则主要是“小儿女口中的民间歌曲”。“小儿女”们口中最爱唱什么？首先自然是男欢女爱、郎情姐意，此外当然也经常会旁及家乡风景、人生苦乐之类。当年宋人编《乐府诗集》，就有“吴声歌曲”，其中如《子夜歌》：
宿昔不梳头，丝发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顺便插一句，此歌意境，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春图中常有描绘，特别突出美人之长发。又如《子夜四时歌》：
朝登凉台上，夕宿兰池里，乘月采芙蓉，夜夜得莲子。
“怜”者，爱也，又常以“莲”字谐音代替，故“莲子”者，即今日之“love you”也（如今网上聊天之种种特殊用语，其实也有相似光景）。当年使李白情有独钟之吴歌，或即此类也。当然，和后来收集到的吴歌相比，上面这些歌谣可能已经经过文人的改写润色。
到了明代，吴中“山歌”就有更接近口语的文本流传下来了，比如冯梦龙编的《山歌》中：
吃娘打得哭哀哀，索性教郎夜夜来。汗衫累子鏖糟拼得洗，连底湖胶打不开。
结识私情像象棋，棋逢对手费心机。……姐道郎呀，你摊出子将军头要捉我做个塞杀将，小阿奴奴也有个踏车形势两逼车。
后面一首采用了民歌中常见的“素谜荤猜”之法，如将末两句之“谜底”直白说出，那就不成体统了。
这些歌词要用吴语吟诵，方能传神，经文人笔录下来，如以普通话读之，韵味要损失几成，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二十世纪学者所收集整理的吴歌，依然只能如此，比如王翼之辑《吴歌乙集》中：
日落西山渐渐黄，画眉笼挂拉（拉，在也）北纱窗，画眉笼里无食难过夜，小奴奴房中无郎勿进房。
天上星多月勿明，河里鱼多水勿清，京里兵多要反乱，姐妮房中郎多要乱心。
所谓吴歌，鼎尝一脔，豹窥一斑，大致上的光景也就不难推想了。
不要小看这些“淫词艳曲”──当年可是劳动了顾颉刚、刘复、鲁迅、周作人这样的人物亲自收集，甚至还劳动了蔡元培这样的人物“登高一呼”，号召学者们从事收集工作！
鲁迅早在1913年就主张收集民间歌谣，周作人则动手收集越中儿歌，但他们的努力没有多少效果，直到蔡元培和北大介入，此事才有转机。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了校长蔡元培的启事，号召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一起帮助收集民间歌谣；还刊登了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不到半年，即征集到一千二百余首，并从这年5月20日起，每天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一首。
北大这番收集民间歌谣的举动，颇使当时一些守旧人士痛心疾首。据顾颉刚回忆，许多守旧的教授和学生们叹息道：
北大是最高学府，《日刊》是庄严公报，哪能让这种“不入流品”的东西来玷污它！
一位前清进士更是义愤填膺：
可惜蔡孑民也是翰院出身，如今真领着一般年青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孩子们胡喷出来的……东西，在国立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
然而，学者们则对这种“胡闹”乐此不疲。
顾颉刚1918年爱妻病逝，因悲哀过度而得神经衰弱之症，只得在家休养。他每天收到《北京大学日刊》，看见上面的歌谣，决定尝试“把这种怡情适性的东西来伴我的寂寞”。他是苏州人，就从自己孩子口中开始收集，渐至邻家孩子，再至教孩子唱歌的老妈子……到后来，连他的祖母，新婚夫人，乃至友人叶圣陶、郭绍虞等等，都加入了帮助他收集吴歌的队伍。顾颉刚收集的这些吴歌不久后在《晨报》──当时学术界都看这张报纸──上连载，使他在这方面又出了名，被目为歌谣研究的专家。本书中所收的《吴歌甲集》，就是顾颉刚收集的这些歌谣。当时竟有胡适、沈兼士、俞平伯、钱玄同、刘复五大名流分别为《吴歌甲集》作了序。
收集吴歌的另一个干将是刘复（半农），江阴人。他收集整理的《江阴船歌》（收在本书《吴歌戊集》中）比顾颉刚的《吴歌甲集》还早一年。且看一首：
新打大船出大荡，大荡河里好风光。船要风光双只橹，姐要风光结识两个郎。
刘复还模拟民歌进行创作，他的《瓦釜集》就全是模拟的江阴民歌。后来他又将目光扩大到俗曲──不附乐曲的谓之歌谣，附有乐曲的即为俗曲。他除了自己收藏，又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集，并进行研究，编有《中国俗曲总目稿》。
周作人当然也是歌谣收集研究中的大干将，他在那篇著名的文章《猥亵的歌谣》中，反复强调收集民歌时不排斥猥亵的歌谣。这也可以说是歌谣研究者们的共同认识。起先在刘复起草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尚要求“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而四年后发行《歌谣周刊》，新定章程第四条则说：
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者加以甄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