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一日看尽长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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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青山几度夕阳红(5)

高启,自号青丘子,因得罪明太祖,被腰斩于市,年仅39岁。高启少有才名,博学工诗,与杨基、张羽、徐贲齐名,称为“吴中四杰”。他的七言歌行体诗和七言律诗,最能代表他的诗歌特色和创作才华。如《醉歌赠宋仲温》,还有《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开头四句曰:“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大笔淋漓,豪气满纸,颇有太白余风;清新俊健,涵浑从容,直追盛唐气象。

明代中叶,从弘治(1488~1505)到隆庆(1567~1572)年前后,文坛上出现了前七子、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运动。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大体归纳为:一是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二是主张摹拟以形式为主,一切唯古人是尚。这些主张在反对台阁体和扫除八股文风方面,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成为一时之风气。但因为只注重拟古之形式,师貌而不师心,结果是舍本逐末,甚至是食古不化,走上一条不良之路。后七子则继承了前七子的衣钵,发挥扬厉,越走越远。

嘉靖年间(1522~1566)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反对派,以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有光为代表;因为大力提倡唐宋散文,所以被称之为“唐宋派”。他们的文学主张归纳为:反对盲目拟古,提倡唐宋散文;认为好文章不在于琢字雕句,而应该直抒胸臆,莫逆于心,这就是“文字工拙在心源说”。“唐宋派”中成就最高的是归有光,他的散文代表作有《项脊轩记》、《寒花葬志》等。

到了明万历年间(1573~1620),继续攻击复古派并取得显著成就的是李贽,和受其影响的“公安派”“三袁”。李贽,字卓吾,他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叛逆性和顽强的战斗性。李卓吾提倡“童心说”,认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也。”童心即真心:“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对于“公安派”的“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因这兄弟三人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有着重大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一是反对今不如昔的文学退化论,认为文学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时有古今,语亦有古今”。二是在创作上反对摹拟和墨守成规。三是倡导“性灵说”,主张诗文应抒发性灵,不拘格套。四是主张文贵有质,“质者道之杆”,反对华而不实。五是从肯定天真自然的“趣”出发,肯定民间通俗文学。“公安派”的理论主张,给拟古主义的打击是致命的;复古派从此一蹶不振。“公安派”所提倡的“性灵说”,对清代诗坛文坛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明代末年,政治黑暗,党争激烈,宦官专权,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此时的文学跟政治结合的更加紧密,东林党人张溥等人所组织的“复社”,稍后陈子龙、夏允彝所组织的“几社”等,都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像这样的文社又是政治性很强的结社,在社会上有广泛基础,深受群众爱戴,与政治斗争结合的如此紧密的现象,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明末诗坛上,爱国主义的激情空前高涨。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陈子龙的学生、夏允彝之子夏完淳(1631~1647),是一位少年英雄;14岁便参加抗清斗争,被捕下狱后,写了三篇文章:《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土室余论》,临难陈词,仍念念不忘“中兴再造”,三文是血泪凝成的爱国主义杰作。他临刑不惧,视死如归,遇难时才17岁,是我国文学史上活得最短暂,但却生得可歌、死得可泣的民族英雄!他那些用生命写成的爱国诗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闪光一页。

明代民歌

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封建的正统文学——诗歌,到了元明清,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日趋衰落。在复古与反复古斗争笼罩下的明代诗坛,文人创作成就并不高;但产生在民间土壤里的民歌,却蓬蓬勃勃,兴旺发达,呈现出“万紫千红总是春”的繁荣景象。民歌的创作和传播都十分广泛:“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沈德符《野获编》)它不但在民间传播,也引起了文人们的重视和推崇。卓人月甚至认为:“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又让元,……(唯民歌)为我明之一绝耳。”说民歌是明代文学中的“一绝”,并不过分。

现存的明代民歌有近千首,当时流传的肯定要多得多。内容十分丰富,有反抗阶级压迫的,有歌颂农民起义的,如:“朝求生,暮求合,近来贫汉难求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有配合政治斗争,揭露奸臣严嵩的,如:“可笑严介溪,金银积如山,刀锯信手施。试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等等。这类民歌虽然十分深刻,但数量上却不占多数。

在明代民歌中占大多数的是男女情歌。这些情歌,有的出自劳动人民之口,有的出自市民之口,也有的出自歌妓狎客之口,所以内容比较复杂。其中有纯洁爱情的歌唱,也有私情、偷情的描写,甚至有色情的淫声荡语,但总的基调是比较健康爽朗的。如歌颂真挚爱情、要求自主婚姻的:

郎有心来姐有心,二人好似线和针。针儿何曾离了线,线儿何曾离了针。

有写爱情生活中最激动人心的男女约会的:

约郎约到月上时,那了月上子山头弗见渠。咦弗知奴处山低月上得早?咦弗知郎处山高月上得迟?

还有描写对爱情坚贞不变、一往无前的:

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

明代民歌最大的特色,首先就是一个“真”字:真心真情,真诚真挚。如《劈破玉》:

碧纱窗下描郎像,描一笔、画一笔、想着情郎。描不出、画不就、添惆怅。描只描你的风流态,描只描你的可意庞。描不出你的温存也,停着笔儿想。

最可宝贵的就是那描不出来的情,那体贴温柔的爱。正如冯梦龙在《山歌·序》中所说:“有假诗文,无假山歌。”“情真而不可费。”“公安派”也认为:“真情在民间”,“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

其次,明代民歌以朴素的语言唱出心中纯美的情感,语言本色,明快自然,大胆泼辣。如《劈破玉·分离》:

要分离除非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是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的鬼!

再次,明代民歌善于用谐音双关语,如《山歌》:

不写情词不写诗,一方素帕寄心知。心知接了颠倒看,横也丝来竖也丝,这般心思有谁知。“丝”谐音双关相思的“思”。另外,民歌往往构思新颖,设意巧妙,幽默诙谐。如《挂枝儿·送别》:送情人直送到丹阳路,你也哭,我也哭,赶脚的也来哭。赶脚的,你哭是因何故?道是:去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两下里调情也,我的驴儿受了苦。

语言俏皮,读罢令人捧腹。

明代民歌的兴盛,跟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以及由此产生的民主主义思想新因素有关。新的思想萌芽,最早往往发生在民间,最早感受到的也往往是下层民众。他们用民歌来表达自己对自由的渴望,以及自己新的理想。只有体现了人民情感的民歌,才会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并且用心血去浇灌它,促进和推动它繁荣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