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满子
寻访阖闾城八门
苏州可玩赏之处甚多，要言之不外山水、古迹、园林三类。这三类当然每是重叠的。自然景观中如果没有历史的人文内容，意味就不深厚，比如天平、灵岩这样的山，别处也多的是，不很有出众之处。它们之所以受人青睐，不仅在于它们挨近这座名城，更因为它们有历史的风云和风流痕迹，能供人发点思古之幽情，人杰然后地灵。
但当时满不是发思古幽情的时候，因此我们玩赏名胜古迹的兴趣就被减掉了大半。近处的园林，似乎只到过拙政园、狮子林去浏览了两三次，城南的沧浪亭去过一次。稍远的如留园，直到快离开苏州前几天，才和张维华去游虎丘经过时转了一圈。远郊风景则本来没有去游赏的打算，只因偶然在旧书店里觅到一本南宋人周必大的《吴郡诸山录》，才引起了一点兴趣，有两个礼拜天特地不回上海，约了张维华和潘伯鹰两位，去游了天平、灵岩和石湖。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事是，有好几个下午，陪着张维华去勘察苏州古城几个城门的故址，他那时专攻沿革地理，于此道最为留心。
以城市的建制史来说，除了楚国的郢都，即纪南城以外，苏州城即阖闾城是长江以南建城最早的国都了。史载阖闾城建于周敬王六年（前514年），我此刻定下这年份，是查书查来的，可张维华专治这一行，博闻强记，烂熟于心而随口可以说出。我们住在平门里，他就指着平门说，伍子胥攻打齐国就领兵从此门出发，要平掉齐国，故曰“平门”。并且说笑话：“这是你们江南人侵略我们山东的历史见证。”又讲了齐门的历史，说是齐景公的女儿嫁给吴王阖闾的太子，也就是吴王夫差的长兄，不料嫁过来后，太子就死了。齐景公的女儿思乡情切，号哭于此门，因号“望齐门”，略称“齐门”。这些大概是附会之谈，但我后来读唐人陆广微的《吴地记》，果然有此说法。
寻访城址就从近处的平门、齐门开始。手头没有地志书，买了一张石印的苏州风景图，根本不合比例，只能看出大致的方位。苏州的城墙在太平军之役大量毁坏后，就没有增修过，本世纪二十年代拆城筑路以后，城垣已所剩无几，继以日寇侵华时期的破坏，除了盘门还比较完整，其余都已很难辨识。我们多趟陆续寻访的结果，可以断定所谓阖闾城八门，并不像北京或西安城那样，按东南西北的方位按比例开门的。例如盘门和蛇门（今南门），相距就很近，齐门和平门相距也不远，而娄门到匠门（后称相门），就有平门和齐门之隔的双倍的距离。从平门桥北堍东行，大约一刻钟可到齐门；娄门大抵与北寺塔东西成平行，匠门则与玄妙观成一线还要靠南，两门之间步行要四十分钟以上。从匠门沿城往南，还有一座葑门，不属于阖闾城八门之内，因为吴王绝越，正东的门不开。葑门之名大概是由“封”而来，是后代开了门命名的。仔细一考虑，才恍悟原来的八门并无平、齐、阊、胥之类的名称，比如，胥门相传是以伍子胥之名为门，试想建城时，吴王绝不会将一个臣子的名字定为城门之名。旧说伍子胥的住宅在此附近，故称胥门，这就分明是后人命的名了。胥门何在，我们始终寻访不到。因为阊、胥两门并为西边的城门，只能大约估计当在今金门之南某处。1954年前后，张维华函告，他写了一篇《阖闾八门考》，但我始终没有读到这篇文章。
木渎灵岩之游
苏州当时有马车载客。我以为郊游的交通工具，以马车为最理想。汽车太快，想浏览一下沿途的风光，没看清就疾驰而过了。马车则悠徐容与，视界也比关在轿车里宽广，更加上蹄声得得，仿佛就有那么点郊游的味道。
游灵岩山先在木渎吃中饭。木渎虽是小镇，但我在少年时就已留有很深印象。印象得之于一本叫做《滑稽诗话》的小书，书中说有几个三家村冬烘先生改张继《枫桥夜泊》一诗。一个说，霜如何能在天上见到，首句“满天”不通，霜见之于瓦上，应改“霜满屋”。次句“对愁眠”，也不通，对愁哪能眠？应改“对愁哭”。第三句勉强。第四句“夜半钟声到客船”更不通，倘此船航行到了常州，难道也能听到么？应改为“到木渎”。木渎这个地名我从此就牢牢嵌在记忆里了。木渎有家有名的石家饭店，有名菜肺汤，抗战前曾为国民党的大员们赏识，据同行的潘伯鹰说，此菜不可不尝，谭延闿、于右任都曾在该店留题赞扬过的。扫兴的是正好碰上酒店在翻修炉灶，未能一饱口福。但隔壁一家面馆的爆鱼面也很出色，不像一般面馆似的将爆好的现成鱼块，作为浇头加在面上，而是热锅现爆，脆而又嫩，颇为可口。店名叫天兴馆。何以记得呢？这里还有一段因缘。说起来也真是无巧不成书，八十年代初，我到上海淮海路重庆路口一家苏州面馆沧浪亭吃葱油面，和同去的朋友闲谈，偶然提起了在木渎吃爆鱼面的旧事，说其味之佳至今尚能记得。一个上了年纪的苏州服务员插嘴问道：“阿是讲天兴馆？”原来沧浪亭的老掌勺正是天兴馆老厨司的儿子。难怪沧浪亭的葱油面如此精采！沧浪亭以后成了我常去之处，并曾作小文为其葱油面鼓吹。
灵岩的寺宇、宝塔和各种诡奇多姿各像其名的怪石固然值得一看，但吸引我们的是馆娃宫的遗址。什么响廊、采香泾、脂粉塘之类，历来为诗文所艳传。其实说穿了是大煞风景的。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美女的事，在《国语》上是记载着的，可说于史有据；但西施这个人却查无实据，先秦诸子如《管子》、《墨子》、《孟子》、《庄子》等虽然提到西施（一作先施）的名字，盛称其美貌，但从不提到她和吴越战争的关系；《左传》、《国语》有关吴越交战的文献则根本没有提到她的名字，直到汉代赵哗的《吴越春秋》，才提到越王以西施进献吴王的事，或说她是采薪之女，或说她是浣纱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谁也说不清。人们是不但喜欢造神，也喜欢编造风流故事的，于是越说越真，把一件虚无缥缈的事说得有鼻子有眼，风流旖旎，令人心醉。至少在汉代以后的二千年来，故事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俨然成为史实。历代好事之徒不免要在“旧苑荒台”上添上些琴台之类，毁了又修，修了又毁，我们观览的时候，兴趣倒不是所谓吴王和西施的古迹，而是历代诗人文人所塑造装潢过的传奇意义了。
倒是山西南麓的韩世忠墓留下了印象。当时虽已残破，但墓碑前巨大的却完好无损，镌刻也相当精致，比起墓主的同僚西湖岳王坟上的旧物来，后者无一件可与之争胜。这才是货真价实南宋遗物，比起灵岩寺里的所谓吴宫旧物来一点也不掺假。连灵岩寺本身也已是本世纪的建筑，没有多少古意了。
天平之游
不知“文革”头几年打砸抢的风暴中，苏州是个什么模样？那些旅游热点地区因无人光顾而萧条寂寞？抑或为免费旅行的大串连的学生所挤满？在1951年那阵，游山玩水的人确实很零落，灵岩还有少许乡下的香客稀零零地来朝拜，天平则游客极少，那天又刮着大风，一派秋深的萧杀之气。
头天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助教朱小姐赶礼拜六回苏州，她是潘伯鹰的学生，自告奋勇陪我们同游，由她准备了些面包点心和熟菜，准备野餐。此人和我们有缘，几年后，1957年夏天，我应张维华之邀，去青岛度假时，又在轮船上巧遇，张维华也因答谢天平之游而请她吃了饭，但这是后话。
天平山以山顶望湖台的一片开阔平坦的巅址而得名，但我们都没有爬山的勇气。而且，和包租的马车夫约定，下午三点一定要启程回城，不耽误他六点钟向车行缴车。同时，朱小姐也要赶夜车回上海。上午赶到天平南麓已经快十一点了，三四个钟头休说山顶，连半山上的白云泉、卓笔峰、飞来峰也来不及转。所谓“天平三绝”，就只能赏览红叶了。时正秋暮，天平红叶虽没有北京西山的满山红染，却要比南京栖霞山的红叶集中而绚烂。光看看这片红叶，就已觉此行之不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