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床后，罗泊迫不及待地窜到他的伯父面前报告：“小狗还没死！它从箩筐里爬出来了，撒了一泡尿，可是没有办法爬回去，我帮了它。”
罗想农正在刷牙，含着满嘴的泡沫，“哦”了一声：“你没有碰疼它那条腿吧？”
罗泊很委屈：“你既然把它交给我，就不应该不相信我。”
罗泊读小学四年级，功课比大学生还紧张，奶奶的去世给了小家伙一个绝好的暂时休读的机会。罗泊自己的理想是当个汽车修理工，专修高级越野车，这样的话，他可以不必像他的可怜的同学们一样，课余之外跌跌爬爬地上各种奥数和外语培训班，为考上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熬白了少年头。
当伯父的罗想农觉得，小孩子从小知道务实是好事，可是因为务实而浑浑噩噩躺下来混过青春的话，那就成了不思进取，不值得肯定。他想他空下来要跟小罗泊认认真真谈一次话。指望罗卫星在他的几个儿子身上费心劳神，那是徒然，罗卫星自己的生活都过得一团乱麻。
罗想农喝一口水，在口腔里转了转，连带着牙膏沫吐出来，再拿毛巾擦擦下巴，笑着在罗泊脑袋上胡撸一下。“说得对。”他说，“那你觉得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喂它点药？”
“还应该再换一回绷带。”罗泊建议。
罗想农放下洗漱用具，找出昨天用剩下的消炎药、紫汞、纱布和消毒药棉，两只手抓着，跟随罗泊往院角的一个堆杂物的小棚子里走。天气其实够暖和了，可是罗泊还怕虚弱的小狗会冻着，很尽责地在箩筐周围布置了保暖用品，有一条草帘子，一条旧枕巾，两只杨云从前用过的棉护膝，还有一大团雪白的脱脂药棉，大概是从杨云的药箱里翻出来的。小东西看上去比昨天有好转，见到来人，努力把脑袋抬起来，哼哼了两声，算是打招呼。想必它已经决定认下他们两个做朋友。
“摸摸它的鼻子。”罗想农吩咐罗泊。
“为什么？”罗泊不理解。
“你摸摸。”
罗泊就伸手过去，小心摸了摸，回头向罗想农汇报：“湿的，还有点凉。它把脑袋扎进碗里喝水了？”
罗想农忍住笑，端详小狗的表面体征：“狗鼻子湿润，是表明它健康，身体机能正常。现在你可以放心，它肯定能活下来。”
罗泊盯住伯父的脸，眼睛乌溜溜地转动，寻思这个结论有没有科学道理。“奶奶告诉你的？”
“用不着她告诉，我当了她几十年的儿子，看都看懂了。”
罗泊接受了这个说法。“也是。就比如我，我不想跟我爸爸学油画，可我能看懂，他朋友的那些画，用了功夫的和应付差事的，我一看就明白。”
罗想农哈哈大笑。罗卫星的三个儿子当中，他最喜欢天真的罗泊。天真是人类最好的品德，从目光到心灵的透明，成年人无法模仿。
叔侄联手，给小狗清洗伤口，重新包扎，又掰着嘴喂下两片消炎药。罗泊征求罗想农的意见：可不可以喂它一根火腿肠？罗想农说，可以，前提是它有胃口。如果它不想吃，最好别勉强。
“这我知道。我讨厌别人强迫我，我也不会强迫别人。”罗泊一脸严肃。
之后，罗想农走出杂物间，在院里的水龙头下洗了手，走进三间正房中的堂屋。
杨云的小院子，格局是三间正房加两间厢房，再加一间厨房，一间厕所。正房很大，九架梁的结构，房间铺木地板，客厅青砖漫地，四壁打了半人高的护墙板，再往上白灰到顶，显得高而敞亮。后墙有窗户，透过毛玻璃，隐约看见屋后摇曳的竹影。春夏暖和的天气，打开这些窗，绿荫婆娑，一窗好景。砌这屋的人当初怕光线不够，屋顶另外还留了天窗。有阳光的日子，大束的光线从屋顶倾泻，早晨射向西墙，傍晚又移到东壁，金龙腾挪似的，将整个堂屋弄得生动无比。
堂屋大得有点空荡，杨云活着的时候干脆劈出一角，做了厨房，刮风下雨就用不着穿过院落往厨房跑了，落个方便。年纪大的人，生活上信奉的是实用主义。
罗家两兄弟回来奔丧，房间是这么安排的：罗卫星和苏苏住正房东头的卧室，罗江和玉儿住西间卧室。原因不说也明白，他们有女眷，女士优先。罗江和玉儿没领结婚证，不过在大家心目中，年轻人未婚同居也算是正常的事。剩下两间厢房，罗想农住一间，罗海和罗泊住一间。被褥床铺什么的，杨云已经早早备下。她生前一直筹划着让全家在这个小院里聚一次，过一个大团圆的春节，至少也是“五一”或者“国庆节”，却是阴差阳错的总没能实现。
这简直是魔咒：生前自己的筹划，却成全了死后家人的奔丧。
堂屋里供着杨云的遗像，像框前放四个果盘，一盘香蕉，一盘橙子，一盘苹果，一盘弥猴桃，色彩搭配和谐，这是摄影师罗江的杰作。果盘再前方，有个小小的香炉，黄铜的，昨晚已经被勤快的玉儿擦得铮光发亮。罗想农走过去，往香炉里插一枝笔芯粗细的香，拿打火机点着，退后一步，恭恭敬敬鞠了一躬。
罗想农并不相信烧香拜祖的玩意儿，他宁可一个人坐在房间里静默，手里端一杯清茶，目光虚空，遥寄思念。可是在遗像前敬香是本地习俗，别人安排了，他跟着做一做，也并不觉得别扭。
杨云的目光高悬在他的头顶上方，微微地眯缝着，嘴角的左边有一点点高，就使得左边脸颊的鼻纹略深一点，整张脸看上去不十分对称，并且带着一点嘲弄的意味。她的头发很短，梳向耳后，紧紧抿着，两边用很长的发夹别住，不允许有一丝丝乱发散落。这是她从年轻时候养成的习惯，从前给动物们做那些或大或小的手术时，披散的头发会碍事，动作起来不爽。后来退休了，她的同龄人也早就开始烫发染发了，她仍然保持当年的发型：剪短，借助发夹驯服。
如果杨云知道罗想农在她面前燃香拜祭，她会如何表示？嘲笑？不屑？装作视而不见？
什么都有可能。凡是罗想农做的事情，她总要反对，至少是不配合，这几乎就是惯例，罗想农早已经习以为常。这是奇怪的母子关系。
小时候罗想农怀疑过，他到底是不是杨云亲生的儿子？那时候他外婆还活着，外婆信誓旦旦告诉他，杨云生他这个头生儿子时，难产，折腾得死去活来。外婆说，到生罗卫星时，倒容易了，咕咚一下子，下个蛋一样。
外婆的话罗想农不能不信，小时候他是外婆带大的。
父亲生前劝慰罗想农：“别恨你妈妈，其实她心里是爱你的。”
罗想农真想对着父亲大笑出声。什么逻辑啊？心里爱着，而行动上排斥着？世界上有这样的母亲？
他拿杨云无可奈何。母亲就是母亲，无法选择。
而且，正是因为母亲对他的排斥，反过来成就了他对母亲的责任。他生活中的一切：读书，工作，婚姻……一切的努力，潜意识里都是为了得到母亲的一个满意的眼神。
母亲最终满意了他吗？母亲把他和罗卫星放在一起比较的时候，心里承认了他的优秀吗？他不知道。起码从遗像中看不出来。
罗江和玉儿双双进门，带进来一股食物的香味，芝麻香混合着油香。玉儿仍旧穿着那件鲜绿色的短款毛衣，衬得她的面孔红润娇艳。她手里拎了一只竹编提篮，篮子里一边排列着七八根黄灿灿的有婴儿胳膊那么粗细的炸油条，另一边摞着同样数量的撒满白芝麻的“蟹壳黄”烧饼。罗江敞着黑皮夹克的拉链，两手端了一只钢精锅，里面是大半锅浓稠的豆浆。为防豆浆溢出，他小心地架着两个肩膀，走路也撇了脚，姿态有几分可笑。
“吃早饭！”罗江快活地招呼他的伯父。“烧饼夹油条，再就碗甜豆浆，爽啊！我在南京做梦都想着。”
“南京街头也有。”罗想农走过去，拿起一只烧饼，嗅一嗅烤炉里烘出的芝麻香。
“那不能比。”罗江说，“南京的豆浆寡淡，油条是僵的，烧饼不酥脆。”
罗想农笑笑，奇怪这个在大城市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居然对乡村小食如此迷恋。血液里的思乡情结吧，他想。他拿起一只烧饼，掰开，小心不让脆皮掉落，然后把一根油条折起来塞进去。烧饼实在太酥，被油条一撑，眼见得就要四分五裂，罗想农不得不用两只手捏紧，像捏着美国街头“巨无霸”的汉堡一样。
“你先吃烧饼，我热一热豆浆。”罗江把钢精锅坐到煤气灶的火头上，拿一个漏勺慢慢搅动。玉儿手脚勤快地帮他做事：拿碗筷，拿碟子盛白糖，拧开一个“扬州酱菜”的玻璃瓶。
罗想农很感慨：罗卫星身边不是缺女人，是缺少长年持家的女主人，所以长子罗江练成了罗家的半个主妇：能干，顾家，好脾气。
“你爸爸呢？”罗想农望望东头卧室敞开的门。门里飘出来淡淡的香水味，还有热被窝、剃须水、皮鞋和旅行箱混杂在一起的气味。
“练功呢。找了个好地方，后面竹林里。”罗江指的是苏苏。当演员的实在也辛苦，压腿，下腰，掰脚脖子，一天都不能荒。这种时候，罗卫星自然是要陪在一边的，不陪着就不是罗卫星了。
豆浆翻滚起来，雪白的泡沫沿锅边汹涌漫出，新鲜的豆腥味在屋里热腾腾散开。罗江赶快拧灭火头，泡沫很快沉灭。他首先给罗想农盛了一碗，滚烫地端到桌上。“你先喝，趁热。”他说。
罗想农没有推辞。罗江和玉儿是小辈，过分客气反而不像是一家人。
他的两只手里还捏着烧饼，所以只能用手腕处夹住碗，嘴巴凑上去，吹口气，撮了嘴尖，少少地喝一口。豆浆真是新鲜，掺的水也少，香醇浓厚，从舌尖一路滑到喉咙口，热乎乎地流进胃底，全身的毛孔在那一瞬间打开，发出欢乐的歌唱。
“嗬，舒服！”他赞叹。
玉儿劝告他：“最好等凉一凉。喝太烫对食管不好。”
罗想农听从劝告，把喝的享受暂时放一放，先对付烧饼和油条。
罗江趁机问了他一件事：“听说奶奶不愿意跟爷爷合葬？”
罗想农抬头看看他：“你们都知道了？”
罗江说：“只是我。罗海罗泊不关心这个。”他在罗想农对面坐下来，眼睛里多少有一点忧虑。
“这事没定。要等你麦子姑妈回来。”罗想农故意地轻描淡写。
“奶奶为什么这么做？”罗江追问。“她喜欢这里胜过南京？”
罗想农简短地回答他：“我不知道。”
“他们生前并不和谐，婚姻勉强，性格不合，这我是知道的。可是在爷爷的最后时光，奶奶尽了她的责任，可见奶奶又原谅了他。如果奶奶不愿意去南京跟爷爷合葬，那恐怕不是恨，是爱，她爱故乡胜过一切。”
“或许吧。”罗想农喝了一口凉下来的豆浆，把牙缝里的芝麻冲下喉咙。
罗江耸耸肩：“你没有说实话。你一定认为我的猜测很可笑。”
罗想农于是抬起头，很配合地冲着罗江笑了笑。
罗家园和杨云的婚姻，具有共和国建国初期的普遍意义。
个人的历史总是与时代应运而生，臣子或是庶民，无出其右。在建国之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一切都是属于党的：肉体、精神、财产、荣誉……甚至漫长而不可知的未来。
二十岁的年轻姑娘杨云第一天到青阳县农林畜牧局上班的时候，心里惴惴不安。在那个工农干部无比吃香的年代，她的家庭出身令她羞耻。父亲患急性传染病死于抗战之前。母亲守着庞大的遗产把她和哥哥养大。如果事情仅限于此，那也罢了，解放后至多是没收财产，扫地出门。问题出在她的哥哥。那个长相俊美的公子哥儿，年少时缺了父亲的管教，十五岁开始抽大烟，泡妓院，拉帮结伙，霸占民女，打架生事，在青阳街上恶名远扬。青阳一解放，杨家少爷因为民愤过大被揭发出来，当即由军管会拘捕，戴上“地主恶少”的高帽子游了一圈街，拉到城外芦苇荡，一枪毙了命。
哥哥的被镇压，给杨云和她母亲带来的政治阴影，此后几十年中都难以消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