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北魏军队，只是在洪水水位最高时，乘船到附近的八公山上躲避，等坝垮后整整齐齐地回到了寿阳，一根汗毛都没伤着。北魏统帅李平一开始就对萧衍的大坝工程不以为然：“异想天开！这坝肯定要垮，我们就等着看萧衍的洋相吧！”
浮山堰，是典型的领导一拍脑袋就上马的工程。皇帝的决策，没有真正的监督和论证，难免出笑话。不过萧衍的这个错误决策，玩得太大了。愚蠢指数四颗星，后果指数五颗星，没有搞笑指数，有的是后人对几十万无辜生命的哀悼！
雍正皇帝出书
雍正皇帝出的这本书，叫做《大义觉迷录》，洋洋洒洒四卷本。起因是湖南书生曾静，宣扬满族统治者是蛮夷、散布雍正皇帝的坏话，还指挥学生张熙去策动汉族总督岳钟琪继承祖先岳飞的“优秀品质”，起兵造反，驱逐蛮夷。岳钟琪被吓坏了，赶紧把曾静、张熙卖给雍正表忠心。这是个谋反的大案，雍正审定后，把自己论述此案的十道上谕、审讯词、曾张师徒二人的口供，以及曾静服软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写的“忏悔录”兼“马屁经”《归仁说》合编成书，就是《大义觉迷录》。
这本书都有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是两大块内容，第一是论证清朝统治的合法性。雍正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说明满族人不是蛮夷，是中华正统；第二是论证雍正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曾静不是散布雍正的坏话吗？雍正觉得有必要来论证：“朕到底是不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好谀、奸佞的皇帝？”雍正一一驳斥了上述十项指控。他说自己是天底下最孝顺、最善良、最慈爱的人，走路的时候都怕踩死一只蚂蚁、压坏一根小草，怎么可能干那些坏事呢？（原话是：“朕性本最慈，不但不肯妄罚一人，即步履之间，草木蝼蚁，亦不肯践踏伤损。”）雍正还说自己是清朝的柳下惠，坐怀不乱。（原话是：“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
者。”）诸如此类等等，一反一正，配合起来看，内容相当劲爆。
雍正不仅公开出版这书，还下圣旨，要求各级官府、各级官吏人手一册，组织学习，认真体会；要求全国的学校，都要保存这本书，当做教材教导学生。哪个机关、哪所学校没有存书，哪个官吏没有认真学习这本书，都要“严办”。曾静、张熙被放了出去，当做反面教材到全国各地巡讲，说自己都散布了雍正的哪些“谣言”，再说雍正是多么圣明、多么慈祥的圣主明君，怎么会是谣传中的昏君呢！
这下可好，全国各地、官民上下，掀起了学习体会《大义觉迷录》的热潮！人们很自然地想：“原来满族人和广大汉族人一样，都是炎黄子孙，都是中华正统啊？原来紫禁城里还有那么多劲爆新闻呢？原来皇上曾经那什么什么啊？”这本书起到了“启蒙”作用，促使人们去思考华夷之辨和统治合法性问题。
按现代舆情传播规律来说：谣言最需要的，就是传播途径！雍正恰恰给攻击清朝和自己的谣言，提供了传播的扩音器！全天下人都捧着这本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的奇书热议。雍正此事愚蠢指数四颗星、搞笑指数五颗星、后果指数五颗星。
雍正的儿子乾隆觉得老爸这事干得太丢人了，上台一个月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曾静、张熙凌迟处死，把《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全国上下严令收回，有敢私藏者杀头。书可以收回（其实也没收干净，该书最火的时候，远销日本、朝鲜。乾隆收不回这部分书），但已经种在读者头脑中的想法是收不回的。
光绪皇帝打官司
其实，这官司是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打的。起因是上海租界的《苏报》用“恶毒的言辞”咒骂皇上、太后，号召造反。
《苏报》的胆子也忒大了，仗着在洋人租界里，一天不骂皇帝不骂朝廷就不舒服。报纸发表章太炎的文章，说要和“爱新觉罗氏相会于枪林弹雨中”，还骂光绪皇帝“载湉小丑，不识麦菽”。更过火的是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这篇两万余字的长文，骂清朝历代皇帝都是“独夫民贼”、“无赖之子”，骂慈禧是“卖淫妇”，说所谓“皇恩皇仁”不过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说清朝官吏都是洋人的奴隶。邹容直接号召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最后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这还了得！慈禧太后和被骂的官吏们恨不得将《苏报》的编辑、作者满门抄斩。可惜，《苏报》是以日本侨民的名义注册的，又在租界内活动，朝廷鞭长莫及，不得不接受洋人的游戏规则，向租界当局控诉《苏报》侵犯名誉，要求引渡。
报纸的所有人陈范和主笔章士钊早接到消息逃走了。写文章的章太炎“好汉做事好汉当”，束手就擒；邹容闻讯后，到租界当局“自首”，很够义气。这两人就成了这起官司的两大被告。在审讯时，清政府方面明显对西方司法不熟，被章邹二人钻了空子。章太炎说，我说要和“爱新觉罗氏相会于枪林弹雨中”，意思是要拿起枪杆保卫皇上，应该嘉奖。章太炎还考证出“小丑”在古汉语中是“年轻人”的意思，是中性的。邹容更绝，干脆说《革命军》是自己胡乱写的，书稿早就被别人偷走了，自己根本不知情就被人发表了；市场上流传的《革命军》小册子，都是盗版书。因此，邹容哭诉“我也是受害者啊”，要求法庭维护他的著作权！
媒体争相报道此案，舆论热议，客观上也起到了扩音器的作用。租界当局还是相当给清政府面子的，虽然章邹二人在法庭辩论上占上风，最后还是裁定二人有罪！清政府太高兴了，让租界当局赶紧引渡二人，说要将他们“凌迟处死”。一听这话，洋人们直摇头，说你们的刑罚太残酷太血腥了，不行，我们不会把这两个人引渡给你们的。最后，章太炎被判监禁3年，邹容被判监禁2年，在租界服刑。
在这场官司中，清政府只得到了小小的名义上的胜利。整个案子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千百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也好、看似威风凛凛的朝廷也好，都是可以骂的，骂得再狠也只要坐牢两三年！于是，各种反政府和宣扬革命的小册子、报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中国近代媒体的发展，还得感谢光绪皇帝的这场傻官司。晚清政府在此事的处理上，愚蠢指数、搞笑指数和后果指数都是七星级的。
大清国是怎么亡的？
大清国寿终正寝100多年了。在中国历朝历代当中，清朝的表现还算是比较优秀的：历届皇帝都很勤勉。清朝的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达到了历史巅峰，皇帝们在工作量大增的情况下，没有罢工、旷工，也没有把工作量推给身边的太监，甚至连荒淫无道、低能弱智的皇帝都不曾出一个，相当不容易；清朝尊崇儒学，弘扬儒家思想，并以此自我约束，公开承诺“永不加赋”，还真的在法律上、明面上做到了低税负；清朝经济繁荣，保持了两百年的社会稳定。从明朝后期开始，中国人口开始急剧增长，清朝不仅比之前的朝代多养活了几亿人口，还贡献了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尽管清王朝表现优秀，但它却是口碑最差的王朝之一，差到可以用臭名昭著来形容。后人一想到专制王朝的反动、黑暗和腐朽，脑海中就浮现出清朝的例子。人们熟悉的是，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清政府面对颓势，束手无策，让国家任人宰割。后人普遍认为，清王朝要为近代中国跌入悲惨的深渊、错失发展的良机负责。更恶劣的是，清王朝在晚期屠杀追求变革的仁人志士，与多场变革运动为敌，仿佛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些都让后人对它没有好感。总之，清王朝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王朝，却不是现代标准下的好朝代。
改革，是晚清的关键词。即便是满族统治阶层，在内忧外患之中，也认识到非改革不足以挽救统治了。就连被很多人视为顽固派头子的慈禧太后，也“何尝不许更新”。她扼杀了维新变法，却主导了清王朝最后十年的新政运动；她废除了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但她自己走得比维新派还要远，就连维新派不敢提出的“设议院”、“立宪法”，慈禧也下令实施了。在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新政上谕中，慈禧把话说得很明白：“世有万祀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她也是希望变法图强的，毕竟国家强盛也符合慈禧及其满族权贵的利益。她在上谕中坦率说道：“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
晚清改革搞得热火朝天，却没有巩固清王朝的统治，而是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把王朝引向了毁灭。改革官制、裁撤机构、清退冗员、废除科举、鼓励留学、兴办实业、颁布新律，晚清似乎在向现代社会靠拢。难能可贵的是，清政府高举“君主立宪”大旗，敕令建立了各级代议机构，制订了宪法大纲，主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最后在革命党人的炮火中，摄政王载沣还代表爱新觉罗皇室，宣誓遵守“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大范围、深层次的全面改革为什么会把改革者拖入死亡漩涡呢？
改革，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妥协。为了更高、更大的利益，一些群体或者机构要放弃部分既得利益。高度集权和君主专制已经被证明不能挽救国家危亡，民主共和成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那么，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掌权专政的满族权贵就要适当放弃部分权力。而权力，恰恰是他们紧紧攥在手里，不愿意放弃的。
慈禧太后富有政治阅历和权力手腕，长期的政坛搏杀让她异常珍惜手中的权力。慈禧等满族权贵还非常看重列祖列宗的江山社稷，希望能永保特权。他们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占人口少数的满族人的利益，这是改革的首要目的，其次才是富国、强民等。比如，晚清用人不重真才实学，多用“苗正根红”之辈。“官二代”、“爵二代”当道。慈禧临终时，将政权和改革大业推给了不到30岁的载沣。为什么选择载沣？载沣胞弟载涛的判断是：“载沣是我的胞兄，他的秉性为人，我知道的比较清楚。他遇事优柔寡断，人都说他忠厚，实则忠厚即无用之别名。他日常生活很有规律，内廷当差谨慎小心，这是他的长处。他做一个承平时代的王爵尚可，若仰仗他来主持国政，应付事变，则绝难胜任。慈禧太后执掌政权数十年，所见过的各种人才那么多，难道说载沣之不堪大任，她不明白吗？我想绝不是。她之所以属意载沣，是因为她观察皇族近支之人，只有载沣好驾驭，肯听话，所以先叫他做军机大臣，历练历练。慈禧太后到了自知不起的时候，仍然贪立幼君，以免别人翻她的旧案。但她又很明白光绪的皇后（即后来之隆裕太后）亦是庸懦无能、听人摆布之人，绝不可能叫她来重演‘垂帘’的故事，所以决定立载沣之子为嗣皇帝，又叫载沣来摄政。这仍然是从她的私见出发来安排的。”在慈禧等人看来，人的能力可以培养，经验可以积累，而“根正苗红”的出身却不是人人都具备的。这是他们的“私见”。这种任人唯亲的用人方针，注定了清王朝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和支持。
载沣上台后，一大群年轻气盛、轻率妄为的满族王公窃据了要职，成了改革的领导者。载沣组成“兄弟连”集体亮相，外行掌大权，内行靠边站。对军事一窍不通的皇亲国戚占据要职，小材大用；有军事才能和带兵经验的铁良、萨镇冰、良弼等人则退居其次，大材小用。
清末新政的一大重要举措是成立贵胄法政学堂，招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京内外满、汉文武大员的子弟入学。此举名义上是提高满族权贵的法律和政治素质，服务新政改革。内阁学士、宗室宝熙在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坦言：“我朝本周室亲亲之仁，列爵十四，锡封五等，屏藩带砺，历久常昭。宪政实行，此项亲贵皆须入上议院议事。若复懵于学识，于外交、内治一切未谙，将来非故与下议院反对，即不免与下议院附和雷同，驯至才望轩轾，政策失平，不独与宪政阻碍甚多……所以培植上议院才人意极深远。”一语道破天机，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就是为了“皇权永固”，为了满族权贵能够永远掌握政权。
除了权力贪婪外，满族权贵还以改革之名，行揽权牟利之实。他们迫使汉族地方实力督抚的代表袁世凯开缺回籍，由摄政王载沣亲自出面掌握全权，出任了新的“全国海陆军元帅”。改革后的新政府规定各省拨款均须户部核定，并成立盐务处，架空各地盐运使，控制财权；将开矿、修路等权力都收归中央，控制经济命脉。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索“铁路国有”政策，也是改革后的内阁的决策。不用说，这些新实权机构、官办事业都掌握在“爵二代”、“官二代”及其少数亲信手中。从清朝中期后，地方势力就上涨了，中央政府实权下降。新事物涌现，新的力量已经茁壮成长。晚清政府却想以贫弱之躯，不顾分权之实，重温集权专制之梦。这就激化了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等各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