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集权最大的受益者是那些新晋王公大臣们。他们把改革当做自我表现、自我享受的盛宴。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百姓所共享，成本却要由百姓承担。满族权贵们不去多方筹措资金推动改革，只会一味地增加百姓的负担。正如梁启超在革命爆发前的1910年指出的：“教育之费取诸民也，警察之费取之民也，练兵之费取之民也，地方自治之费取之民也。甚至振兴实业，所以为民间维持生计者，而亦徒取之民也。民之所输者十，而因之所得者二三，此十之七八者，其大半皆经由官吏疆臣之首，展转衔接，捆戴而致诸辇下矣。”这样的改革，即便成功了，也不会得到广大百姓的支持，只会加剧社会裂痕，激化矛盾。
少数满族权贵幻想如此自私的改革能够保住祖先的千秋功业，留给子孙一个稳固的江山。但是，变革的序幕一旦启动，哪怕只是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它就会像射出去的箭一样，由不得揭幕者、弓箭手的意愿了。改革很快脱离了满族权贵们预想的轨道，孕育出了新式知识分子、商人群体，加速了近代社会思潮的传播，产生了更多的矛盾和问题。五光十色、汹涌澎湃的变革大剧，轰轰烈烈地上演，你要么顺应潮流，参与到变革中去，要么被变革的浪潮吞没，成为历史。直到革命爆发时，满族权贵们仍不明白这个道理。
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分析法国波旁王朝覆灭原因的时候，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这段话移植到晚清身上，同样很有说服力。
晚清的十年改革，最终走到了改革者——满族权贵们的反面，成了埋葬他们的洪水猛兽。“计划之外”的大革命在1911年爆发了。
“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例”，慈禧等人倒是破了，“私”，他们始终没有放下，因此最终误了国家，也断送了祖宗的江山社稷。清王朝难逃覆灭的噩运。
被权力压垮的皇帝
皇帝，是中国古代史的关键词之一。“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同时，皇帝又是高危、高压、高职业病的职业。多数皇帝不是好大喜功、狂妄自大，就是胡作非为、自暴自弃，总之是不正常的人。据统计，有史可查的古代皇帝，有接近一半非正常死亡。他们的平均寿命为39.2岁，低于刨除夭折人口后的中国古代平均寿命。
皇帝的威严享受，因权力而来，他们的问题与悲剧，也因权力而生。高度专制的皇权，是这一切的根源。套用一句时髦的话，绝大多数皇帝都是被权力压垮的。
中国古代皇帝的专制，是绝对的专制，且程度不断加强。在古代中国，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为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为皇帝一个人所牢牢控制。有人认为：“中国皇帝的权势达到了人类所能达到的顶峰。不论是东方小国、非洲酋邦或者西方王国，其君主的声威都远远不能望中国皇帝之项背。与中国皇帝比起来，世界上其他君主都显得小气寒酸。”可是，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予所有者荣耀和平台的同时，会不知不觉地扭曲人性。绝对的、没有制衡的权力，则会毁掉专制帝王的人生。
中国历代帝王，通过操纵社会，维持社会的超级稳定来巩固皇权。要想把天下化为一家私产，世袭一切权力，皇帝们自然反对平等的对话、变化与改革的倾向，进而反对自由的思想和宽松的文化。通过强化纲常伦理和等级制度，皇帝们强化了皇权专制，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牢固统治。比如，增加等级数量、扩大等级差距，分割不同等级的地位、权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这样上一个等级对下一个等级的控制就越有力，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自然更是高高在上，威不可及，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朱元璋很典型，把天下人群划分为不同等级不同类型，规定不同人的言行标准，甚至是建筑装饰的标准。他怕大权旁落，怕豪杰不服，怕地方不稳，又怕天灾人祸、民不聊生，同时时刻受到“悲惨的童年”阴影的影响：对地主富豪的厌恶、对地方官员的不信任、对底层流动性的恐惧，自然也包括从极端贫穷和屈辱记忆中转移而来的报复心理。这造成了朱元璋的猜忌多疑、残暴嗜好和不切实际的“稳定”。他甚至规定，后代子孙必须在皇宫门口和京城各处城门，时刻准备快马刀剑，以便遇险逃脱时急用。
天下一人的地位和不断聚集的权力，对皇帝本人也是巨大的负担。所有权力集于一身，也就意味着诸事不论大小，都要皇帝一人决策。越到后来，天下事务越繁杂，皇帝集权却越深，皇帝的工作压力也就越来越大。据说，雍正皇帝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其余时间都在打理江山，而且每年只休息一两天，常常抱病秉烛处理奏折。他在位十二年，留下了上千万字的朱批文字。可是，有几个皇帝有雍正这样的精力与毅力，且愿意做这样的工作狂。书中的嘉庆皇帝，每年只在生日的时候休息一天，平时日日天未亮就起床办公，公务少了还要痛骂大臣们不勤奋不努力。即便如此，嘉庆还是无奈地看着国势日非，弊端丛生，有心作为却不知所措、无从下手，只好眼睁睁看着自己成了“嘉庆中衰”的主人公。同时，对皇帝的神化、对儒家思想的假借与利用、森严的等级和繁琐的礼仪，让皇帝这份职业缺乏人性，没有丝毫的温暖。清朝对皇帝和后妃的男女之事都有严格规定。皇帝不能去后妃宫殿，只能召幸后妃来乾清宫；后妃如何来，如何上床，如何穿戴都有严格限制；甚至连男女之事的时间都有规定，时间一到就有太监来请皇帝“节劳”。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紫禁城，变成了一座不近人情、了无生趣、内容匮乏的权力纪念碑。明清时代，皇帝每天的言行，每年的日程，都是有章可循的，有法必依的。比如明朝皇帝除了战争、祭祀等极少数情况，不得离开紫禁城。你让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天天端坐空荡荡的大殿上，面对一群须发花白的老爷子喋喋不休，或者让一个活泼好动的小孩子在大型典礼上扮演天子角色，一罚站就站好几个时辰，怎么不让他们反感，怎么不遏制他们的天性？于是，有皇帝喜欢抓老鼠爬竿，有皇帝喜欢微服私访，有皇帝喜欢斗狗走马，有皇帝喜欢做木工活，再派人拿到市场上去兜售。明代的正德皇帝则向往塞外风光，渴望行伍生涯，不喜欢乾清宫喜欢另造房子住，不喜欢紫禁城喜欢在四九城里闲逛，不喜欢宫廷大乐喜欢红灯区的粗俗小调。他一生主要的“事迹”就是和朝臣们斗，争取到外面游玩的机会，另一大“事迹”就是自己任命自己为大将军，亲临塞外前线与蒙古人作战。他向文官们炫耀：“朕在枪林剑雨中手刃敌骑一人！”他的听众们则瞠目结舌。
我们于是看到，历代王朝的开国君王大多像朱元璋那样，嗜权如命，强势多疑；后期的皇帝不是正德皇帝那样任性胡为，自暴自弃，像个小孩子，就是嘉庆皇帝那样既发现不了问题更提不出解决的办法，一味求稳保守，是个中庸的“好人”。
如果说皇冠对多数皇帝来说是枷锁，那么更加可悲的是，戴上枷锁的那一刻，他的刑期就被确定为无期——不得假释、不得请假，甚至不能偷懒。这不仅是儒家思想的刻板要求，更是皇帝这个高危职业的客观要求。绝对专制使得皇位争夺变为了你死我活的残酷游戏。赤壁之战前夕，曹操百万大军压境，东吴内部战和不定。鲁肃的一句话，最终让孙权下定了拼死一搏的决心：“我们这些臣子，投降曹操后还能混个一官半职；主公投降后，想得到什么待遇呢？”鲁肃没明说，但凡读过几本史书的人都知道：死！不是被乱刀砍死，就是被下毒毒死，残忍的还有被活活闷死、烤死、五马分尸、挫骨扬灰，即便出于“统战需要”，会在一开始得到短暂的善待与优容，也只是“缓期”几年奔赴黄泉而已。专制给帝王宗室带来无上荣耀和无穷享受外，也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一旦权力衰落或者丧失，等待皇子皇孙们的只有悲惨的结局：用全家人的鲜血来为之前的享受还债；为了避免为人所辱跳井、悬梁、服毒自杀或者子弑父、父杀女（崇祯皇帝在北京城破后逼周皇后自尽，并手刃爱女长平公主，边挥剑边哭喊：“汝何苦生于帝王家！”）；丧尽人格尊严，跪爬乞命，依然被沉江、被烧死；崇祯皇帝的朱三太子隐姓埋名半个多世纪，年逾古稀依然逃不过罗网，先看着子孙一一被斩首，自己再被一刀刀凌迟至死。一句“愿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道出了多少辛酸、悔恨和无奈。这从反面，促使帝王们紧攥权柄，不让他人染指。
绝大多数人并非出生在帝王之家，更与皇位绝缘。他们对龙椅只有远远瞅几眼的份儿，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惊羡、欲望、僭越乃至是“谋逆”之心。一旦兵强马壮了（有时甚至只有一兵半卒），他们也会提出“天子宁有种乎？”的疑问。这可以理解为很多中国人的“皇帝情结”：尽管受到专制皇权的压迫与侮辱，却没意识到要把皇帝专制制度连根拔起，相反还藏着取而代之的念头。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是古代男子最常做的白日梦之一。王莽刚上台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的想法，但无上权力的诱惑最终侵蚀了他。至于洪秀全，则是一开始就是抱着搏一把的念头，想过过当皇帝的瘾。因此，等起义略有斩获，攻占一两个市镇，他就忙于封王建制，开始享受了。等到攻打长沙时，洪秀全干脆当起了甩手掌柜，躲进小楼成一统了。更多的人，则务实地选择不争皇帝，争取当开国元勋。通过起义改变生活，如此现实的想法，无可厚非，也是古代农民起义的主要推动力。只是，他们在刀口上舔血，给子孙后代辛辛苦苦赚下的“血酬”，总要末代子孙用鲜血生命来偿还。中国古代史就在如此的反复中少有进步。
理论上，古代皇帝并非是绝对专制的。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和制度设计中，都有对皇帝的制约。比如“民为重，君为轻”的观念，比如王朝内部的谏官等等，又比如儒家思想对皇帝思想和言行的高标准严要求。这些原本是为了制约皇权的膨胀，达到政治的良性发展，在实践中也的确起到了一些限制作用，但并没有真正制约皇权。这些制约只是机械地束缚了帝王的生活和人生而已。比如，父子母子之情是人间最宝贵的感情之一，父母照顾子女是自然而然的。但皇帝皇后们却不能亲自照顾子女，尤其是皇子。因为王朝体制中的皇子不是正常人，而是关系王朝走向和天下安危的政治资源，皇帝的培养自然是重要政务，父子母子关系要让位政治需要，让位体制要求。（因此，皇帝们接受的往往是没有人性关爱的机械刻板的教育，最终不是培养出正德这样的孩子，就是嘉庆那样的呆子。）又比如，正德皇帝毕生向往市井生活，他就想像普通人一样和小商小贩讨价还价，却被文官集团上升到天下安危的高度，极力加以阻拦。说来也可怜，皇帝更像是被政治体制团团包裹的木偶。摆布他们的，往往是祖先设置的“为子孙万代着想”的万世不变之法。之所以不能真正制约皇权，因为这些思想也好，制度也好，出发点都是承认皇帝是上天之子，承认政治明暗百姓贫富都系于皇帝一人。它们要求皇帝执行的是“理想”的专制而已，至多防止出现暴君害民进而威胁整个皇权体制的极端情况。如此“制约”的结果，只能是滑向皇帝专制，而不是分权制衡。
专制之祸，祸及帝王。绝对的专制让帝王如坐刀尖，欲哭无泪，欲逃不能，尝尽苦味。
太监能不能当皇帝？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中国历史上，卖草鞋的当过皇帝（刘备）、被人扒光衣服吊打的欠债赌徒当过皇帝（刘裕）、游方和尚兼小乞丐出身的麻子当过皇帝（朱元璋），拿着十三把菜刀砍人起家的蛮夷小青年也成了开国帝王（努尔哈赤），就连还俗的尼姑都能当皇帝（武则天），为什么太监就不能当皇帝呢？所以，太监不存在“应不应该”当皇帝的道德障碍，而只存在“当得上当不上”的可能性问题。
正常人都排斥、鄙视太监，说他们“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听之不似人声，察之不近人情”。人们普遍认为，身体不正常的人，心理也随之变态。这个观念在读过书的儒生们心里尤其根深蒂固。而太监群体的言行举止，实在是不争气。粗鄙恶俗、骄横跋扈、贪赃舞弊、暴戾残忍的反面例子前赴后继，数不胜数，坐实了“太监没好人”的社会共识。
太监是皇权的牺牲品，是被权力侮辱、伤害、摧残的一群人。他们丧失了正常的人生、基本的人格，在冰冷、阴暗的宫墙之内看不到光亮，令人同情。然而，一旦有了一丁点儿权力后，太监们就把受到的伤害加倍报复在弱者身上。践踏他人尊严的人，往往曾被践踏过自尊；伤害他人的人，往往曾遭受过类似的伤害。这点在太监身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得势太监在宫廷内外的恶行丑态，是他们对扭曲的过去和蒙受的伤害的变态补偿，是对正常人和生活的恶意报复。因此，太监们又是皇权制度的产物，散发着皇权的残暴、阴冷。
太监群体被权力所伤害，又拼命摄取权力，攀登权力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