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和清朝重复了类似的政策摇摆。朱元璋重亲情，分封诸子为王，连早死的哥哥的儿子也封了王。为了防止朱家大权旁落，朱元璋规定藩王有“清君侧”的权力和责任。他一死，儿子燕王朱棣就是以此为法律依据，起兵造反，最后夺了侄子建文帝的皇位。明朝时，宗室亲王待遇极其优厚，爵位世袭，子孙繁衍极多，生育王子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者也不在少数。结果，明朝后期，供养这些龙子龙孙就要花费朝廷半数以上的收入。到了清朝，宗室政策又一大变，皇子并不必然封王。宗室轻易不能入阁参政。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铁帽子王，爵位不是世袭的，而是逐代递减。有的皇子龙孙，因为世系逐渐疏远，到清末沦落为街头小贩。
就是在清朝，皇帝对宗室内部的事情，也不能独断专行。根据清代笔记《十叶野闻》记载，同治临终前留有“遗诏”，要传位给宗室载澍。因为军机大臣李鸿藻的背叛，遗诏落入慈禧手中，被慈禧撕得粉碎。毫不知情的载澍也就成了慈禧的眼中钉肉中刺。
载澍是康熙长子胤禔的六世孙，光绪四年过继给道光第九子孚郡王奕譓为嗣，封为贝勒。他娶的福晋是慈禧的小侄女——慈禧弟弟桂祥的小女儿。婚后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吵架。载澍年轻气盛，难免讲气话，说了一些对叶赫那拉氏不敬的话。老婆把话传回娘家，桂祥夫人又添油加醋传给了慈禧。慈禧勃然大怒，把所有宗室亲贵都请过来，要给载澍“议罪”。
于公于私，慈禧都欲置载澍于死地。载澍的几个伯伯明确反对。六伯恭亲王奕訢、七伯醇亲王奕譞、八伯惇郡王奕詥不和慈禧争论载澍到底犯了什么错，而是搬出宗法来。他们说，九弟孚郡王奕譓没有儿子，过继的载澍是他唯一的嗣子，如果杀了他，孚郡王这一脉就“绝嗣”了。面对延续皇家小宗血脉的大道理，慈禧不得不让步。载澍保住了性命，被革去贝勒爵位，杖责八十，永远圈禁。据说慈禧在颐和园的岛上修建了一座天牢，把载澍关在里面坐井观天，生不如死——可见她有多恨载澍。
仅仅四年后，载澍就被释放了。显然这是宗室诸王施加压力的结果。不过，载澍不准回府。一等慈禧死后，载澍就回到了王府，虽然没有了爵位，但有一等侍卫的虚衔，带头品顶戴，解决了待遇问题。
第四，舆论也对皇权构成了制约。皇帝教化万民，对官民有生杀予夺大权。单个臣民微不足道，可千万个臣民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也能作用于皇权。
1843年4月，道光皇帝下旨起用鸦片战争中祸国殃民的罪臣，任命琦善为热河都统、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这些人之前都因为在鸦片战争中，一味妥协、举止失措，或者欺君谎报，被革职、流放。起用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御史陈庆镛上疏，说“行政之要，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虽“操之于君”，但却“喻之于民”，所以恳请道光皇帝尊重舆论，“收回成命”。虽然只有陈御史一个人上奏反对，但道光皇帝还是把琦善等人革职，让他们闭门思过。而且，道光皇帝本人在圣旨中也承认“朕无知人之明”。这就是舆论的作用。
同治皇帝亲政后要“修复”圆明园，结果遭到了王公大臣几乎集体性的激烈反对。舆论认为在国家内忧外患、财政窘迫之际，动用千百万两白银大兴土木，满足一己之欲，是不道德的。皇帝既然是天下之主，自然也要是天下人的道德楷模。因此，朝野几乎一边倒地反对重修圆明园。君臣之争持续了两年，虽然同治处罚了几个激烈反对的中级官员，但大臣们还是一有事就往修圆明园上扯，直接间接地反对修园子。一次，君臣在殿堂上吵了起来，吵得面红耳赤。小同治怒气冲冲地指着皇叔、恭亲王奕訢的鼻子骂：“此位让尔如何？”这皇帝是你做，还是我做？同治盛怒之下将奕訢革职，奕訢也甩手而去。可没几天，同治就不得不恢复奕訢的职位，慈禧还出面替儿子道歉：六叔，皇帝年纪小，不懂事，你多担待啊！
以上四种制约，让任何皇帝都不可能独裁专制。很多事情，皇帝做不了主。为什么皇帝不能专制呢？这是有深层的文化和历史原因的。
第一，儒家思想是传统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提倡“为人君则怀，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慈，为人子则孝”，“君怀臣忠，父慈子孝，政之本也”，“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皇权不是单向度的，君臣存在一种相互制约、相互负责的关系。皇帝如果破坏这种关系，就会被视为“失德”。失德的皇帝，合法性随之下降，言行会受到质疑。如果那样，他的实权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可能被皇室内部的竞争者取代。因此，每一个皇帝都不敢轻视儒家道德。
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思想包含明确制约君权的内容。亚圣孟子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百姓、国家和皇帝三者被清楚划分，前两者都重于“君”。这和西方政治学理论中国家与皇帝、国家与政府的分野，有异曲同工之处。对皇帝来说，他要尽量弥合三者的分裂，论证皇权和百姓、国家的统一，让两者为皇权所用。但是，三者的思想分野始终存在。南宋著名御史刘黻说：“天下事应当于天下共商议，非君主一人可以私下处置。”明末清初，顾炎武更是提出了“天下兴亡”的概念，“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是为亡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顾炎武看来，天下（国家）明显比皇帝、比一家一姓的王朝要重要得多。皇朝的更迭事小，皇帝的生死事小，国家的发展事大。
到了晚清，制约皇权的思想更流行了。“天下之公，虽庶人而可议。”各省咨议局、中央资政院，因之建立。在资政院，有人说：“若说皇上的话没有不是，这不是资政院议员应当说的，比不得作诗作赋，当用颂扬的话头……我们参预大政，一言系国家安慰，不应作颂扬语。”说这话的是清朝的末代状元刘春霖。在这样的氛围中，皇权大大受限，皇帝不能再对官民生杀予夺。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的强权皇帝也不可能再出现了。
第二，传统知识分子注重个人名节操守，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屈从于皇帝的淫威和权势的诱惑。几乎所有朝代都设置了劝谏皇帝的言官。明代的给事中，就有封驳上谕的权力。御史等言官的职责虽是监察百官，但一谈起官员贤否、为政得失往往离不开皇帝的因素，因此他们也常常触犯龙颜，直言不讳。多数言官认为身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如果不能拾遗补阙，革除朝政的弊端，就是自己的失职，就有损个人声誉。晚清著名御史江春霖就说，自己“所以哓哓辩论不已者，非计一身利达，为国家前途虑久远耳”。
历史上不乏迎难而上，前赴后继，冒死进谏的文人官员。刀山火海、血腥屠杀，都不能动摇他们的脚步。他们以“死谏”为荣，以明哲保身为耻。读书人对因冒谏而罢官、杀头的官员们，大举褒奖，以能和他们拉上关系为傲。不少皇帝意识到这点，对冒死进谏的大臣们，干脆不搭理，免得让他们博得大名，成就荣耀。清朝皇帝对老爱抬杠、老和自己过不去的言官奏折，往往“留中不发”，搁着不处理，让它们石沉大海。害得江春霖在奏折中写明：如果皇上不赞成臣的意见，可以将奏折散发给朝臣们讨论，请不要“留中不发”。明朝海瑞写奏疏痛骂嘉靖皇帝大搞宗教迷信活动不理国政、再不幡然悔悟就要被钉在耻辱柱上了。写奏疏的同时，海瑞把棺材都准备好了。海瑞的清朝传人们做得更绝，有在慈禧出宫祭祀路上举着奏折当众自杀的，有把奏折挂在脖子上悬梁的……这些执着、刚硬的官员的坚持，不能不震慑皇帝的言行。
第三，皇权的大小，能否说话算数，皇帝本人的素质很重要。一般而言，开国帝王的集权专制程度比较高，越往后皇权越弱。因为开国帝王的素质往往是最高的，越往后皇帝的素质越低。所谓“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开国帝王是提着脑袋，刀尖舔血得来的天下，素质不高的话，早就成了他人的垫脚石、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而他们的后代，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锦衣玉食，不识世事人情。他们的见识、能力、手腕等，完全不能和开国祖先相提并论。一些守成的平庸帝王，端坐在金銮殿上，对大臣们的争论、政策默然不语。这不是老成稳重，不是成竹在胸，而可能是这些守成帝王因为淡薄人情世故、对政策得失无知愚昧，不明对错，无话可说，只好等大臣们争出结果后，再予以追认。这样的皇帝，怎么可能做得了主？
在中国古代，虽然皇帝是名义上的天子，拥有至高无上的独裁专制大权，但他的权力远未达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地步。违抗皇帝的命令，并非都有性命之忧，很多时候反而是常态。
皇帝的检讨书
君主专制的一大前提假设就是皇帝英明伟大、绝对正确。皇帝是天子，代天牧民，在能力和道德上都无懈可击，不仅爱民如子，还能安邦定国。不然，那些学富五车的衮衮诸公们，那些奔波劳作的乡野村夫们，为什么要绝对服从于那个坐在龙椅上的同类呢？
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况且中国那么大，这里出点情况、那里爆发冲突，都是难免的。所以，君主专制政体下问题频发，有时甚至是灾难、是危机。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会出问题呢？哪里出问题了呢？这时候，朝野常做的就是“捉坏蛋”，找出一两个大奸巨恶来，把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王朝倾覆等等屎盆子都扣在他的头上。汉末的董卓、宋末的贾似道、明末的魏忠贤，不幸都曾当选过这样的“奸臣恶人”。我们穿开裆裤时就玩“捉坏蛋”的游戏，几十年后还玩这一套，不嫌没创意吗？
很多事情，推出一两个大恶人来，也解释不了。还有些事情显然是皇帝的错，需要皇帝本人出面认个错。作为至高无上、乾纲独断的皇帝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左传》上说：“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既然大禹、商汤这样的远古圣主明君都承认有错，都要“罪己”，后来者们认个错做下检讨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呢？话虽如此，皇帝们还是不愿亲口认错，而是以诏书的形式，间接认个错。这些皇帝们的检讨书，专用历史名词是“罪己诏”。
皇帝不到万不得已，不下罪己诏。最常见的情况是“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等自然灾害频发。古代科学不发达，人们将此理解为上天的愤怒与惩罚。以天命自居、代天巡牧的皇帝，自然是犯了错，所以才天降灾难。此时就需要罪己诏出场了。
汉明帝因为日食，下诏罪己；汉安帝因为大饥荒导致人吃人的悲剧而下诏罪己；咸丰皇帝因为四川大地震和黄河决口，在登基的第二年就下诏罪己，说自己“薄德”。客观地说，这些灾难的发生，并不是皇帝的错。可谁让他们借超常规的力量来装神弄鬼，给自己的统治涂脂抹粉呢？既然借光了，就要为超常规力量带来的灾难担责任。
皇帝下罪己诏的第二种情形是政局危急，王朝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不做点什么，死路一条；下诏或许能挽回一些支持度，缓解矛盾。皇帝都可能做不成了，这时候还有什么颜面需要顾及的呢？于是，穷途末路的皇帝也就“勇于”自我批评了。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狼狈逃往四川，途中落魄到和山野村夫同吃同住。有一位草民郭从谨就勇敢地说了一席大实话：“皇上昏昧，不听忠言，视反贼若宝贝，近臣阿谀，用假话讨得皇上欢心，今日之祸，完全是您自食苦果。假如不是糟到这种地步，草民哪能面圣，哪能和皇上对话呀！”唐玄宗无法辩驳，不得不承认：“此朕之不明，悔无所及！”他的曾孙唐德宗，因为天下割据、长安失守，被叛军一路追杀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从皇帝跌落成一个县令。退无可退了，唐德宗颁下《罪己大赦诏》。这份罪己诏不仅是自我批评，简直是自我痛骂，说天下大乱，“万品失序，九庙震惊，上累于祖宗，下负于蒸庶”，唐德宗“痛心靦面”，深刻反省，觉得都是自己的错，“罪实在予”。骂完自己后，唐德宗承诺要革新政治，“将弘远图，必布新令”。史载，这份罪己诏振奋了军心民情，唐德宗最终扭转了颓势。
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是历史上少有的不大被责备的亡国之君，《明史》说他好话自不在话下，就连李自成、顺治也替他讲好话。主要原因是他最后自缢殉国。
崇祯接手的江山千疮百孔，已经病入膏肓，如果好好励精图治，还能拖延时日。崇祯也想复兴王朝，可惜刚愎自用、猜忌多疑，他的志大才疏加速了明朝的灭亡。但他敢自缢殉国，死得轰轰烈烈。崇祯似乎是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隔个两三年就涕泪交下地痛骂自己一顿，上吊的时候身上还藏着最后一封“罪己诏”。其中一句“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就赚得了不少同情分。
不过从结果来看，崇祯颁布了那么多的罪己诏，都没起到多大功效。这也是所有罪己诏的通病：效果不大。为什么呢？这和皇帝们“罪己”的态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