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许多搞笑皇帝或者荒唐皇帝，都是青少年。他们正在贪玩、叛逆又精力充沛的年纪，无上的权力让他们没有约束地挥洒汗水、追逐欲望。这在后人看来不可理喻，但他们其实是被权力宠坏的孩子，并非疯子或者暴君。一些通达人情、老成持重的重臣就看清了这一点，方法得当，能正确劝谏少年皇帝的荒唐举动。比如唐中期的敬宗皇帝，十五六岁即位，白天热衷玩马球，宫里宫外都踢，晚上就带一帮子人去找狐狸洞（史载“抓夜狐”），时常还有一些额外动作。比如一天突然要巡幸东都洛阳。大臣们长篇累牍地劝谏都没用，老臣裴度则说：“国家设立东都，本来就是让皇上巡幸的。但东都因为连年战乱，荒废不堪，皇上要巡幸，得让他们好好修缮个一年半载再说。”唐敬宗觉得很有道理，停止了巡幸计划，改让官府复建洛阳。裴度的劝谏，把一件劳民伤财的坏事变成了对洛阳百姓有利的好事。类似的例子，在古代还有不少。
攀附权力助长皇帝搞笑风
专制体制固然可以解释帝王们搞笑的部分原因，一般人的攀附权力、阿谀奉承，也让帝王们在幽默的道路越走越远，客观上起到了“起哄”的作用。后人在对搞笑帝王肆意大笑的时候，板子不能全打在帝王的屁股上，旁人也难辞其咎。
做大臣的，明知道皇帝写的诗词狗屁不通，还大张旗鼓地捧臭脚，皇帝随手写一个字就恨不得立一座碑亭供起来。拍马屁的好处是立竿见影，却不想想后世人看到皇帝的臭字到底是骂皇帝还是骂你？
南陈末年，杨广率领隋朝六十万大军浩浩荡荡杀向江南。边关的告急文书雪片般飞到陈后主陈叔宝面前。尚书仆射袁宪冒死劝谏，认为务必在长江渡口增兵把守，做好防御。但是陈后主左拥张丽华、右抱孔贵嫔，膝上还坐着个龚贵嫔，一边听《玉树后庭花》，一边饮酒作乐，对大臣们说：“北齐侵我三次，北周侵我两次，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我们打得大败而归。为什么？建康有王气在，小小杨广能奈我何？不理他！”话刚落，丞相孔范就献媚附和：“是呀，长江天险，自古隔断南北。杨广黄口小儿，难道能插翅飞过长江来吗？我一直嫌我官小爵低，万一杨广飞渡长江，那我就有了封侯拜爵的机会了。”孔范的话，说得陈叔宝哈哈大笑。不过没几天，隋军就攻破建康，陈叔宝躲在井底，被人拉上来时发现和张丽华、孔贵嫔挤在一个筐里呢！而孔范，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封侯拜爵”了。这个孔范最擅长给陈叔宝文过饰非，凭着一套拍马屁的本领做的丞相。如果没有孔范，陈叔宝这个笑话的“笑果”就大打折扣；没有孔范，陈叔宝也不会在搞笑的道路上一奔到底。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了一个笑话：
有一天，我在御花园里骑自行车玩，骑到拐角的地方，几乎撞着一个人。我的车子在那里打了个圈子，准备绕过去了，不料这个人却跪下来不走，嘴里还说：“小的给万岁爷请安！”我瞅了他一眼，看见他嘴上还有一抹胡茬子，知道他并不是太监。我骑着车打着圈子问他：“干什么的？”“小的是管电灯的。”“刚才没摔着，算你运气。干吗你老跪着？”“小的运气好，今天见着了真龙天子。请万岁爷开开天恩，赏给小的个爵儿吧！”
我一听这傻话就乐了。我想起了太监们告诉我的，北京街上给蹲桥头的乞丐起的诨名，就说：“行，封你一个‘镇桥侯（猴）’吧！哈哈……”我开完了这个玩笑，万没有想到，这个中了官迷的人后来果真找内务府要“官诰”去了。内务府的人说：“这是一句笑话，你干吗认真？”他急了：“皇上是金口玉言，你们倒敢说是笑话，不行！”……
如果说陈叔宝是笑话的主角，那么发生在紫禁城的这个笑话，主角是那个管电灯的。如果他没有攀附权力、官本位的思想，就不会有笑点。同样，捧臭脚的大臣也好，拍马屁的孔范也好，违背常理，让自己成为笑话的一部分，也是屈服于帝王手中的权力。一来是避祸，避免帝王的绝对权力伤害自己。比如雍正皇帝曾在阿克敦的奏折上批道：“今到广西，若仍皮软欺隐，莫想生还北京也！”一般人都如同阿克敦一样，是有七情六欲的凡夫俗人，能不屈服雍正的威胁，揣摩雍正的意旨办事么；二来也希望专制权力能造福自己，在搞笑中追名逐利。比如雍正就说过：“朕说你好，你才得好。”底下的人只有屈服于他，才能“得好”。
正是上述绝对的权力、残酷的环境和底下人的攀附奉承，让帝王这个“行业”笑料频出，帝王本人却浑然不觉。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皇帝做不了主
晚清大太监李莲英有四个养子，分别是福恒、福德、福立、福海。李莲英自己不是正常人，就特别希望四个假儿子能够过上正常人的好日子，平步青云，光宗耀祖。他们四人都花钱买了郎中的官职，在户、兵、刑、工四部候补。
但是候补毕竟不是实职，空有其名而已。李莲英就请慈禧太后给养子谋个实职。慈禧给李莲英很大的面子，亲自找来刑部尚书葛宝华说情，要求在刑部给李莲英的一个儿子解决实职。葛宝华回答：“补缺当遵部例，臣何敢专？”他借口国家有一系列的干部人事制度，自己不敢做主，明确拒绝了慈禧走后门。慈禧没办法，只好对李莲英说：“这事儿办不了。”
在晚清，竟然还有慈禧太后办不了的事情？这事就记载在胡思敬的笔记《国闻备乘》中。
胡思敬认为，革命者张口闭口就骂“君主专制”，其实是不对的。不论是用人还是花钱，君主都不能专制独行。胡思敬在朝廷当言官多年，知道不少这样的段子。一个是鲁伯阳向珍妃行贿了四万两银子，珍妃吹光绪的枕边风，鲁伯阳就谋得了上海道的肥差，走马上任。顶头上司两江总督刘坤一知道后，不等鲁伯阳到任满一个月就把他弹劾罢免了。刘坤一变相否决了皇帝的任命。另一个是同治皇帝大婚，花销很大，内务府的钱不够，就向户部借钱给皇帝娶老婆。户部领导班子集体商议后，决定不借。理由是：内务府和户部，一个负责皇室开支，一个负责政府开支，界限分明，不能混淆。慈禧太后要修圆明园，钱也不够，想挪用户部的钱，户部也不肯，最后才不得不挪用海军费用去修比圆明园小得多的颐和园，权当补偿。可见，在帝制体制下，皇帝的用人权、财政权都有局限，并不能一意孤行，为所欲为。
有位担任领导职务的长者诉苦说，领导不是好当的。大家只看到皇帝端坐金銮殿，一言九鼎，却没想到历史上有多少皇帝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发憷上朝。坐在龙椅上的不一定是主事的，可能只是个傀儡；站在下面的不一定是奴才，可能是幕后操纵者。或明或暗的根根丝线，编织成一张大网，把龙椅上的人包裹得严严实实。
历史上哀叹生在帝王家、不愿意当皇帝的人还少吗？翻阅中国古代史，后人不止一次看到皇家父母对子女感叹“奈何生在帝王家”，听到有乱世皇帝祈求“来生不再降生帝王家”。东魏时，大臣祝孝静帝元善见“长命百岁”，元善见听了，感慨：“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朕怎么能受用这样的话！”在场的权臣高澄发怒了：“朕，朕，狗脚朕！”高澄骂完还不解气，让亲信崔季舒上去打了元善见三拳。当众殴打了皇帝后，高澄这才拂袖而去。这样的皇帝连尊严都没有，谈何威严？
有人可能会说，大权旁落的皇帝毕竟是少数，多数皇帝是大权在握的。其中的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等人更是乾纲独断，独裁专制得很。其实，即便是再强势的人物，也不能做到乾纲独断，仍然受到诸多的权力羁绊。（开头的慈禧就是个例子。）下面详细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专制帝王受到官僚体系的权力羁绊。官僚体系中的强权大臣对皇帝的权力构成严重威胁和限制。典型的例子如西汉末年的王莽对汉平帝、孺子婴，东汉末年的董卓、曹操对汉献帝，显然后者的权力远远弱于前者，前者才是无冕之王。
皇帝只是一个人，皇权要发挥威力离不开官僚体系的贯彻落实。这就天然造成了皇权和相权（政府权力、官僚体系的权力）的分野，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存在分歧和制约。皇权从一开始就想压制相权，降低相权的羁绊，表现为皇帝对以丞相为首的朝臣集团的防范。
汉武帝创造了“内朝”与外朝对立，还频繁更换丞相。和他“搭班子”的丞相，没一个人得以善终。倒不是丞相们干得不好，而是汉武帝的猜忌心重，刻意和他们过不去。隋唐以后，丞相制变成了集体负责制，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首长”都是丞相，而且皇帝还提拔很多“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隐性丞相。原来一个人领袖朝臣，与皇帝对话，如今变成了一群人分割丞相权力，分别与皇帝对话。到了明朝，朱元璋干脆废黜丞相制，成立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皇帝总揽决策、行政大权。清朝雍正皇帝干得更绝，另立军机处。军机处大臣们只是跪听旨意、抄抄写写的秘书而已。但是，无论如何限制官僚权力，唐宗宋祖那样的强权帝王也好、雍正这样的工作狂也好，遇到股肱重臣的抵制，也不敢贸然推行大政方针。
其次，专制帝王受到太监群体的权力羁绊。相比官僚群体，皇帝更离不开太监。皇帝的衣食住行、日常行动活动都离不开太监们的伺候。太监是陪伴皇帝时间最长的人，绝大多数皇帝在感情上和近侍太监是亲密的。太监或多或少就沾染了实权，分享了皇权。
在和官僚体系的斗争中、在面临内忧外患兵临城下的危机时，孤立无援的皇帝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身边的太监。他们往往利用太监来铲除跋扈的权臣和外戚，比如在东汉末年，几代皇帝利用太监势力来消灭蛮横不法的外戚势力，成功后封爵许愿，导致宦官专权问题比外戚干政问题更严重。有几个朝代的皇帝甚至派太监监督军队和百官，比如唐朝中期以后任命太监为监军，明朝进一步建立由太监主持的东厂、西厂特务组织。这几个朝代的太监势力蔚为大观，极大削弱了皇权。东汉、唐朝两代末期，太监甚至掌握了废立皇帝的实力，爆发党锢之祸、甘露之变，令人心惊。
清朝吸取前朝宦官专权的教训，严格限制太监，不仅降低太监的等级、设立内务府管理太监，还严禁太监出宫，私自出宫者斩首。据说为了预防太监干政，宫廷还不许太监读书认字。清朝是将太监的权力威胁降到最低的朝代。可是，清朝后期依然出了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等干政揽权的大太监。
道光时期有个“皇帝斗太监”的笑话。道光皇帝喜欢吃“粉汤”，下令御膳房进献粉汤。等了好几天没见到粉汤的影子，他就招来太监质问。管事太监诉苦，做粉汤的成本太高了，奴才们正在筹措资金呢。道光大怒：一碗粉汤要几个钱？答：御膳房要成立专门做粉汤的机构，要增加相关的编制，加上原料采购运输，每年需要增加6万两预算。道光才不会为了一碗汤粉多花6万两银子呢！他冷笑道：“不必了，朕登基前在前门大街吃过粉汤，两个铜板一碗，你安排一个小太监，每天去买回来就是了。”
又过了好几天，道光还是没见到粉汤。他再次招来太监训斥。太监答：“奴才近日去前门大街找遍了，没找到有卖粉汤的摊贩，就跑远点去买。可是跑得太远了，粉汤端回来又不好吃了。奴才正烦恼着呢！”真实情况是，内务府派人把前门大街卖粉汤的所有摊贩和店铺都给赶跑了，要逼道光下拨“粉汤预算”。道光又恨又恼，咬牙说：“罢罢罢，朕从此不吃粉汤了。”为了一碗粉汤，皇帝竟然斗不过几个太监！
第三，专制帝王受到后宫和宗室内部的权力羁绊。皇帝在自己家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很多事情要和亲人商量着来。皇权的重要基础就是封建宗法制度。皇帝是天下大宗、皇族之长。在宗法制度下，宗族利益至上，而非宗长利益至上。大宗与小宗之间有一系列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小宗也有机会取代大宗。皇帝不能违背宗法，明朝嘉靖皇帝继承堂兄皇位，想给死去的生父弄一个皇帝待遇，招致宗室、朝臣的集体发对，爆发“大礼仪之争”，最终两败俱伤，在皇帝和大臣之间造成巨大裂缝，进而影响了明朝政局的发展。
皇帝对母亲、妻子和叔伯兄弟们的感情异常复杂。一方面，他需要亲人的感情慰藉，亲人们在政治上是最自然、最亲近的倚靠对象；另一方面，亲人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威胁皇位。宗法决定，太后、皇后们可以干政，叔伯兄弟们更是有问鼎皇位的合法性。实践表明，皇室内部骨肉相残、同室操戈的惨剧在浩淼史海中时隐时现，从未绝迹。因此，古代王朝在皇族政策上，徘徊在厚待重用和严格限制之间。曹魏严格限制宗亲藩王，皇帝规定禁止叔伯兄弟们从政，禁止串门，禁止远行，没有人事权和财权，还派官兵名为保护实为软禁。后人只要看看曹丕和曹植两兄弟的恶劣关系，就能窥知一二。晋朝篡夺曹魏天下时，宗室诸王虽然有心反抗，但无力回天。晋朝建立后，吸取教训，开始大肆封王建藩，只要和皇室有些关系的都封王封侯，有封地、有军队、有实权。很快，八王之乱就爆发了，亲戚之间杀得不亦乐乎，西晋因此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