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不是一个好职业，容易让人疯狂。那么，古代官员是不是一个好职业呢？
北京城外大道旁，一边是摸黑赶考的读书人，一边是连夜逃离的退休官员。前者着急踏入官场，拼搏一官半职，光耀门楣。当官在古代是名利双收的事情，“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家族出了一个中级官员，起码可以在故里显耀两三代人。但是，急于逃离北京的后者才知晓三更起床四更排队等着上朝的滋味，才明白前脚趾高气扬上朝去、后脚就被押送菜市口开刀问斩的恐惧，更能体味长年累月沉溺下僚小臣重复机械劳动的焦急、枯燥与无奈。
当官这个职业，个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绝对的君主专制制度下，连皇帝都不得自由，连皇帝都是受害者，官员的日子不见得能好到什么地方去。
“书生意气”在官场乾隆时，福建人李梦登出任孝丰知县，不带师爷幕僚，带上三四个志同道合的人就去上任，准备为民服务。新任县官到任前要拜谒巡抚，巡抚衙门的门政索要贿赂，李梦登分文不给，因此被拒之门外。李梦登就在衙门门口架了个绳床，睡在上面，见不到巡抚不离开。他说：“我因为公事拜见巡抚，并非私事。等巡抚出来的时候，我就在门口把事情说清楚，门政奈何得了我？”门政勉强为他通报。巡抚看李梦登的做派，好言相劝：“我看你朴实无华，这固然不错，但对官场上的事情也要多熟悉、多适应。你赶紧找几个通晓规矩的人当幕僚随从，辅佐自己。”李梦登回答：“孝丰知县的俸禄，一年不过三十多两银子，我哪请得起幕僚啊？况且和我一起来的三四个好友，学问、人品俱佳，可以朝夕相处共事了。”巡抚被李梦登的回答雷倒了，竟然接不上话来，只好端茶送客。
李梦登上任后，衙门口没有门政、出入没有随从，百姓有事都可以直接找他。李梦登亲自为他们解答、办理事情，还限制属官和胥吏扰民。老百姓常常看到知县李大人一个人走在田野阡陌之间，有时与乡亲父老讨论农事，有时与俊秀子弟谈文论道。几次去外县办事，李梦登遇到哄闹、诉讼，也都停下来帮忙解决，丝毫不管当地官员的感受。孝丰的老百姓和邻县的老百姓都念李梦登的好处。不过还没到三个月，巡抚就借口李梦登“公文不合款式”，把他的知县给弹劾罢免了。
李梦登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带着满身书生意气闯入官场。真正的读书人具有两项基本元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他们洋溢着“书生意气”：坚守信仰，坚持操守，真诚待人，不阿谀不攀附……这样的书生从政，结果往往并不如意。
书生从政后，往往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很较真。在书生意气的人看来，世间之事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没有不对不错的灰色地带。明代大清官海瑞，曾针对当时官场贪腐横行的弊病，举出朱元璋时期剥贪官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的刑法，以及洪武三十年制订的违法金额达到八十贯就判处绞刑的规定，建议恢复这样的刑法来惩治贪污。结果引起同僚们的激烈反对，纷纷说“刑罚过重”、“不人道”、“太血腥”。海瑞的建议最终石沉大海。没有人怀疑海瑞的动机，也没有人否认他的认真，但几乎没有官员会赞同他的建议。
许多道理是完全正确的，许多建议也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在官场当中就是一个传说。流传着说说可以，就是落不到实处。海瑞建议恢复朱元璋时期刑法的例子如此，清朝也有类似的例子。顺治皇帝曾下令：“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官员贪污10两就抄家，衙役贪污1两就流放，按照这个标准，清朝中后期吃一顿饭就要几十两银子、告别时候互赠上百两“别敬”、每年夏天和冬天地方给中央各部委送几千两“冰敬”“炭敬”的官场，人人都得抄家，就算就地斩首也不违反顺治的规定。好在，清朝中后期的官员们大可放心，没有人将顺治的“祖制”当回事了。
因为，古代官场上多的是灰色地带，介乎对错之间，裹挟着法律、人情、私利和各种当事人无法排除的未知因素。官员们很难抗拒这些灰色的事物，而这就成了“实事”。书生们往往不愿承认这些“实事”，而去执著地“求是”，难免碰壁。据说，民国山西军阀阎锡山评价别人的政治主张，分为“很对”和“很好”两种。一些书生意气的官员提出了道德上、法律上难以驳斥的建议或者意见，阎锡山认为“很对”。对于那些洞察世事、切实可行，却不一定那么规矩、道德的建议或者意见，阎锡山认为“很好”。而他真正采纳的，是“很好”的建议，而非“很对”的意见。
书生从政的第二大表现是为了真理，勇于任事。他们一心一意干事业，较少顾及环境与同僚的感受，埋头干事，不抬头看人，结果既干不成事又连累前途。
咸丰年间（1859年底），郭嵩焘奉命前往山东烟台等处查办关贸税收情况，李湘作为会办随行。到山东沿海后，郭嵩焘发现各县从知县到普通差役几乎无人不贪，税款横遭侵吞，而且存在严重的勒索，超过正税4倍之多。郭嵩焘立即雷厉风行地整顿税务，惩治腐败，并设厘金局统一征收新税，堵塞税收漏洞。这次整顿大有成效，查处了一批贪官污吏，增加了官府税收。但是，整顿有功的郭嵩焘却被查办惩处。原来，郭嵩焘整顿税务的时候，很少与山东巡抚文煜沟通，就是此行的会办李湘，郭嵩焘也很少与他商量。可李湘是当权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亲信，受命暗中监视郭嵩焘。李湘向僧格林沁汇报后，僧格林沁认为郭嵩焘目中无人，大为光火。恰好郭嵩焘成立的厘金局也发生了腐败，导致商民怒捣厘金局。僧格林沁就借口郭嵩焘独断专行激发民变，弹劾他。有人挑头，文煜、李湘跟着起哄。朝廷最后认为郭嵩焘办事不妥，给他“交部议处”处分。郭嵩焘灰溜溜地离开山东返京，悲叹“虚费两月搜讨之功”，“忍苦耐劳，尽成一梦”。他的仕途也受到重挫。
古代官场是一个庞大的“黑箱”，外人看不清楚，就是里面的人也不甚明了。各种关节和人物盘根错节，白纸黑字之外有数不清的潜规则。因此，中国人所谓的“公平竞争”，欧洲人所谓的“fair play”，在古代衙门里是不存在的。古代官员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成为黑箱的一分子，随波逐流。记得清朝初年，顺治规定御史办公事“不见客，不收书，不用投充书吏，不赴宴会饯送”，保证公正执法，杜绝腐败。但这项规定很快就沦为一纸公文。试想，如果御史不会客、不通信、不用书吏、不交际应酬，事事都亲力亲为，估计连官位都保不住了，更别说执法了。
书生从政的第三大表现是相信付出就有回报，相信正义总会战胜邪恶、清廉总要胜过贪腐、勤勉终将淘汰昏庸。殊不知，“投入—产出”定律在官场并不奏效。投入与产出并不成正比，甚至投入未必有产出。历史上，官场劣币驱逐良币的例子比比皆是。
郭嵩焘曾是皇帝青睐的官场新星，咸丰皇帝招他进南书房，对他说：“南斋司笔墨事却无多，然所以命汝入南斋，却不在办笔墨，多读有用书，勉力为有用人，他日仍当出办军务。”意思是要重点栽培他，相信有书生意气的人会在受宠若惊之余，更加忠君报国。其实，咸丰是在激励郭嵩焘为皇权效命。在权力来源自上而下的格局下，获得回报的关键是上级的肯定。而上级又是黑箱中的一分子，他对下级的提携也是有限的。就如咸丰，当郭嵩焘得罪整个官僚体制后，他也爱莫能助。
专制官场的可怕之处，在于任何人，包括达官显贵，面对的都是一个隐藏在黑暗中的庞然大物。官僚体制控制个人，而不是个人操纵体制；是体制决定个人的兴衰荣辱，而不是个人决定体制的死活。一件政务在衙门里传来传去，往往没有官员能够说清楚它的来由、深意和命运。文首的李梦登，三十出头就高中进士，虽算不上少年得志，入仕也是比较早、起点也是相当高的。进士及第后，优秀的去翰林院重点培养，中等的分派中央各部委，比较差的分配到地方担任知县。清代去地方的进士，被称为“老虎班”，意思是竞争力很强，遇缺即补，一般三五年就能担任实缺知县。但是，书生意气的李梦登愣是“候补”了十几年，才在年近半百时上任县令。其中的各种原因、各种阴谋阳谋，估计没几个人能说得清楚。因此，面对体制暗箱，坚信彩虹总在风雨后的书生们，难免要失望了。
综上所述，书生从政的种种表现，总是和官场格格不入。从根本上讲，是因为读书人的品格和官场的权力特性是相悖的。古代读书人，书要读得好，才能当官，可当了官和当好官之间，还有莫大的距离。真正的官场有为者，不是一心一意扑在政务上的人，而是明白人，通权达变，能在各种限制因素中排除干扰，达成目标的人。
以官场赈灾为例子。赈灾是相对简单的政务，首先它在道德上有优势，政治上正确，别人不便反对；其次，赈灾涉及的官场纠葛较少。赈灾一事的重点有三，第一是稳定局势，第二是赈灾物资的来源，三是发放要透明。我们看看成功的案例是什么样的：
道光年间，江忠源出任秀水知县。当时秀水大旱，进而米价飞涨，到处有饥民抢米。他刚到任，就接到20多起饥民抢米的案子，县牢里关着数以百计的饥民，官民关系极其紧张。江忠源应该怎么办呢？
按照正常的程序，申请支援，来不及；听任饥民劫富济贫，显然也不行。江忠源认为最迫切的还是遏制抢米风潮。他从监狱中拉出一名平时为害地方、如今参与抢米的囚犯，在烈日之下暴晒示众，结果死在了街头。正当其他抢米饥民战战兢兢之时，江忠源把所有的抢米行为都归结到死去的囚犯头上，其余人一概不问。这第一枪，既让江忠源对被抢的官绅富户们有所交代，又争取到了饥民们的好感。
接着，江忠源要彻底解决大饥荒。最可行的，还是要发动本地的富裕人家有粮的出粮，有钱的捐钱。江忠源邀请官绅一起去拜城隍神。他拿出誓神文，一一询问到场官绅，是否愿意在城隍面前署名救灾。在这样的场景下，就算再吝啬的官绅也只能签名表示愿意。然后，江忠源和大家同跪神前，朗声诵读誓文。随后，县衙大量制作两种牌匾，一种上书“乐善好施”四字，一种大书“为富不仁”，捐钱捐粮的人赠送第一种牌匾，不捐钱捐粮的就把第二种牌匾挂到他家的大门口。江忠源责令地保天天巡视，不许第二种人家藏匿牌匾。其实，根本就不需要巡视，因为江忠源公开宣布：凡是看到“乐善好施”的人家，百姓不得哄抢，否则一律处死。言下之意是，饥民哄抢“为富不仁”的人家官府就不管了。数日之间，秀水官绅和富裕人家踊跃捐钱捐粮，大家都想拿到一块“乐善好施”的护身符。很快，单单救灾银，秀水县就筹集到了十余万两。
接下去的工作就简单多了。江忠源亲自调查各乡镇饥民人数，分别造册救济。为了防止赈灾者贪污，江忠源允许出钱出粮的人自行联系饥民，面对面救济，官府随时抽查。同时江忠源对救济表册五日一核，随时抽查。救济过程中没有发生一起贪污腐败的案子。秀水的饥荒也顺利渡过了，没有造成大的伤亡，也没有酿成群体性事件。
分析江忠源的行为，许多游离在法律边缘，比如将囚犯暴晒致死、赦免抢粮饥民、用牌匾和默认饥民哄抢的方法逼富户赈灾等等。但是这些措施产生了正面效果，而且没有人告发：晒死的囚犯罪行累累无人同情、赦免饥民争取到了广泛同情还缓和了官民对立、真正的为富不仁者又没法告倒江忠源。江忠源并没有死守书生意气，既处理好了政务，又达到了书生们的崇高目的。而要实现从“书生意气”到“江忠源”的转变，书生们从认识到言行都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在感情上，正常人都认可书生意气是好事。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这些闪光的品质。但在古代官场，书生斗不过官僚，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哀。
做事还是做官，这是个问题
俗话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古人十年寒窗，受的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一朝为官，正好实践“达则兼济天下”的圣人教诲，为民做主、实干报国。但在现实中，绝大多数的官员并不是踏实办公，而是一心钻营仕进，为什么他们不做事只求升官呢？
治官重于治民，是中国传统王朝的执政理念。那么庞大的一个帝国，皇帝不可能亲自治理、事必躬亲，必须要借助大批的官吏来治理，所谓“明主治国，纲举目张”是也。遍布各个层级、各个州县的官吏，就是君王统治天下的纲、线和关键。君王并不直接治民，官吏才治民。君王要做的，则是治官，把官僚队伍管好了，间接也把天下治好了。
这个理念本身没有问题，毕竟是客观需要。但在君主专制的大环境中，皇帝的一切行为以巩固皇权为目的。他治官，首先考虑如何保持官僚队伍的忠诚，遏制权臣的出现，让皇权永固、江山万年。所以皇帝把主要精力投在了监督、控制官员身上，而不是如何调动官员的积极性去办事。从没有皇帝对大臣开诚布公、绝对信任，历朝历代无不人为设计官僚机构的复杂性，让官僚内部相互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