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泽尔
我有至少两位邻居，都曾经是党卫军成员。
2003年住在Pfahlbühl街71号时，住所隔着两栋楼的、偶然认识的女士听说我家中还没有鞋柜，硬是要将家里不用的樱桃木鞋柜送给我。去她家看过，鞋柜很好，比想像的要大得多，一个人不太好搬动。她是老年人了，又是女士，却执意要帮我送到家里——也不理会我提出的去找些朋友过来帮忙的建议，不由分说地打了通电话。大约五分钟后，一位戴扁帽、穿吊带西裤、身材高大、年龄约摸七十出头的德国绅士敲门进来，同我一前一后，搬了鞋柜进电梯，一直抬到我家里。
于是理所当然，请他喝啤酒致谢。几杯黑啤下肚，从爱好聊到家庭，他忽然收起脸上的笑容，严肃又低沉地对我说了句：“你不知道，我曾是纳粹党员，党卫军上士。”
总是这样。凡在战时当过纳粹的，都有遇人主动揭疤、表明身份的习惯：态度上既不是荣耀也并非耻辱，更像是挥之不去的某种印记。若是像君特·格拉斯那样隐瞒了，到自己主动选择的关卡上才说出口，不止容易遭遇他人不齿，简直连自己心里的坎都过不去。在大学里，我上的几门金属与无机材料课程，是由老得不能再老的两位老教授负责授课的。他们两人无论性格、外貌、风度上都全然不同，只有一点相同——上第一堂课时，会以看似无意的闲聊态度，向学生们透露两点“秘密”：第一，自己参加过二战，当过兵打过仗，是条硬汉；第二，以前是纳粹党员。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无论怎样冥思苦想，都无法理解这种古怪习惯形成的机理。
另外一位邻居，住在楼上的那位先生；鳏居、银发、身形矮小佝偻，说话轻声细语到几乎难以辨识，却是个意外热心的人。知道我喜爱读书，便将家里多年来的藏书，一捆捆地送给我，不止送，还细心地在每本的扉页上都插张便利贴，写着“这本不可不读”、“这本相当一般”之类的评语。他很固执，或者算是害羞，每次都是摁门铃，递书，说句“阅读愉快”就转身离开。只有一次，可能因为那天心情特别愉快，进到屋内来，喝了一杯我沏给他的碧螺春。然后，表情略显诧异地盯着我摆在展示柜上的“虎王”坦克模型发呆。我还记得他那时问了句：
“你喜欢纳粹坦克？”
没错，纳粹坦克——不是德国坦克，不是二战坦克，是纳粹坦克。
虽然疑心他可能是犹太人，但当时的我可说是年轻莽撞，说话直来直去，直接就答他道：
“是的，喜欢得很。我还有顶军帽呢。”
然后，我就拿出自己在慕尼黑一家复刻军用品商店买来的党卫军帽；虽然仿真度很高，和旧货摊上的真家伙几乎一模一样，但在德国，是不允许公开出售帝国鹰徽的（因为鹰爪上抓着卐字花环——在德国，有纳粹卐字的商品不能公开贩卖。如果是印刷品，卐字会被一个个涂抹掉），所以帽上也就没有军徽了。
“哦哦，缺个军徽对吧，也难怪……”
他没再多说什么，微笑着起身，告辞，离开。
一周后他又来给我送书。不过，这次，书给我之后并没有急着走，而是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硬塞进我手里。
“一侧卡子掉了，但应该能装上。”
那是一枚货真价实的帝国鹰徽，锡制。
“我曾是武装党卫军……没什么为自己申辩的意思，不过——虎王，你那辆坦克，我开过……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给你做纪念吧。”
后来的故事就比较乏味了。他仍旧隔一段就过来送一次书，直到我搬家，最终离开德国。离开时，我也没跟他道别。而那枚锡制的帝国鹰徽，至今还锁在我卧室衣柜的最上层。
在约翰·多诺霍先生的这本书中，如果要找一个与送书的老邻居最相似的人，那显然就是麦斯纳中尉。多诺霍先生在书末的《史实参考》中，说麦斯纳是“完全虚构”的人物，但实际上，麦斯纳先生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完全真实”的。
其一，在党卫军短暂的历史当中，有一位名叫保罗·豪塞尔的一级上将（历史上只有四位，武装、普通党卫军各两人，俗称党卫军“四大金刚”）。他是国防军出身，以名誉陆军中将军衔退役，1934年底加入党卫军，随即成为党卫军军校校长，二战开战后，他率领赫赫有名的帝国师，取得无数辉煌战绩。1941年底在苏联格杨斯克作战时被坦克炮弹炸伤，失去右眼，在医院休养了七个月。出院后，做了一段时间部队建设工作，随后参与诺曼底战役。1945年，因与希特勒激烈争执，他被解除实权，改任西南方司令部总参谋长。德国战败投降后，豪塞尔被美军逮捕。虽然被判刑六年，但只服了四年刑就被释放。出狱后，他致力于“党卫军老兵互助会”，为前党卫军军人在战后遭遇的不公待遇鸣不平，努力争取平等福利。
读者读过本书后，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军衔相差巨大，但豪塞尔的真实经历，与麦斯纳有大量相似之处：武装党卫军，在苏联负伤，休养后从事建设工作，后又奔赴前线，担任参谋，被捕出狱后致力于传播福祉（尽管方向多少有些不同）。至于被判六年服刑四年，狱中受虐等事件（参见豪塞尔自传《Der Weg der Waffen-SS》），更是完全相同。实际上，麦斯纳的原文名字为Paul Meissner，豪塞尔则是Paul Hausser：这一切不得不说是聪明的多诺霍先生故意在小说中留给读者的猜谜游戏。
其二，麦斯纳所做的事情，不过是无数党卫军军人战时所为的剪影。
对于那些参加过一战的陆军老兵而言，因为军人天生的狂热爱国主义情绪，几乎没有不仇恨《凡尔赛条约》，反对魏玛唯唯诺诺的外交态度，希望能够为德国一雪前耻的。而以希特勒为党魁的纳粹党，不止许诺良好的福利，更旗帜鲜明地反对苏联赤化——这完全符合作为军部权力主体的容克贵族们的主张。旧普鲁士士官阶层是其对应意识形态的坚定追随者，岂有不加入党卫军的道理。
至于当时德国年轻人的普遍想法，作者似乎已借文中德国冠军施韦宁格的描述给出了交待：并没有对此思考太多，一则为了生计，且所有年轻人都会加入，所有男人都为不能穿上军装感到羞耻——回忆书中情节，施韦宁格加入党卫军后，就忙不迭地穿上军装四处炫耀，希望能勾搭上女人。
不止因为希特勒明确表示，需要将军服设计得帅气英挺，以便让青年们踊跃参军，也不止因为纳粹军服设计师是德国设计界大名鼎鼎的Hugo Boss。苏珊·桑塔格曾撰文思考过党卫军制服的隐喻，说其颜色是黑色，质地是皮料，诱惑是美丽，理由是忠诚，目的是狂喜，幻象是死亡——这并非是简单在为党卫军平反。事实上，绝大部分党卫军人都不能说是纳粹主义者：他们在宣誓效忠纳粹党和元首时，其实并不知道希特勒的野心。正如麦斯纳加入党卫军，为国征战，说到底也不过是爱国主义使然。他起初在苏联战场上觉察出布尔什维克和祖国宣传的大不一样，并不是一击即溃的鼠辈，而是值得敬佩的对手；继而发现犹太人也并非低等民族，他们同样拥有天赋和炽烈的情感，以及牺牲的觉悟。作者在小说中多次强调“谎言王国”，这个王国所针对的不是只有犹太人，也并不是仅在奥斯维辛；谎言魔咒，在党卫军军人身上同样奏效。汉娜·阿伦特曾公开对“犹太人最终解决方案”的提出者阿道夫·艾希曼表示过同情，她更指出差不多每个纳粹在日常生活中都是正直善良的公民，而军人服从上级指令，乃是天职；绝大部分战死疆场的德国军人，至死都认为自己在为国家效忠。商务印书馆旧印海因茨·赫内的《党卫队——佩髑髅标志集团》一书中写道，不止一位奥斯维辛幸存者在被解救后作证，说骷髅师的人大部分都能明辨善恶，也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阻碍”过对犹太人的无情屠戮。只有不超过百分之十的骷髅师成员，以及盖世太保中的狂热分子，是以病态虐待和屠杀为乐的。在译毕本书之后，不得不承认，就连这少数极恶分子，也并非完全受纳粹主义教义所驱使，而是由时势张扬了内心原初的恶意，借着党卫军之名，进行不必受谴责的犯罪行为罢了。
连戈林、希姆莱等人，最后也被证实是机会主义者。纯粹的纳粹主义，毫不计较私利的反犹主义，或许仅存在于希特勒、戈培尔等少数人的脑海中——当然，就连这点最终也是存疑的，毕竟历史无法重演，每个人都无法洞悉其他任何一个人某一时某一刻的真正想法。无论如何，甚至包括书中的麦斯纳和埃米尔，都是求仁得仁，亦复何怨？
必须强调，本书绝非试图为纳粹行为和党卫军暴行进行辩解，其本质仍是对既成事实的谴责与批判。多诺霍先生将几种典型的观点与心理状态，浓缩在少数几个人物身上，世界不再非黑即白，而是立场不同的小人物，身处历史洪流当中，身不由己的无奈感。至于国际象棋，与其说是全文线索，倒不如认为是类似解脱和超越的符号：它本身保有逻辑思考的纯粹性。埃米尔利用生命之树所做的占卜，又为象棋对阵增添了救赎观与神秘主义的色彩。值得一提的是，文末几乎转变为“在路上”式的回归与释放之旅。最后三节，或许得益于作者长期应对心理疾病与战争创伤的实践经验，从行为到内心，场景时空的不断变换，几乎是一气呵成，读来畅快淋漓；之前章节如结网般的双线交缠叙述，在收尾时全部散开，又瞬间聚拢。以对弈始，由对弈终，不可谓不精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