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的粮食，每名士兵每年定额生产粮食十八石，留下十二石当口粮，闰年加一石，其余六石上交入仓库。到了洪武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388年，这一年全国军屯收成最好，一年收入了五百万石粮食。一百万军士，平均一人五石也吃不完。
朱元璋听到这个好消息后，高兴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
（陆深《俨山外集》卷三十四）
不用老百姓一粒米，养活数以百万计的大军，历朝历代的皇帝当中，除了朱元璋这位农民出身的皇帝以外，还有谁能够做得到？
我们今天有一种说法，叫作“挫折学”，说一个人如果在一生中受到一些挫折坎坷，那会成为他日后的财富。朱元璋这个农民出身的皇帝，一生不知受到了多少挫折和坎坷，他所受的挫折和坎坷还远比别人深重，出身低微，生长在贫寒家庭，种田放牛，吃了不少苦。可是正因为如此，他当了皇帝以后，这些经验和教训都派上用场了。我认为在中国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皇帝比朱元璋更了解农村生活，更谙熟种庄稼的事情，他不需要再去学习实践，这些东西早融入了他少年时代的生活，而且终身不忘。这也是为什么明初社会生产恢复得这么快的原因之一。
当然，朱元璋其实不可能，也没有完全做到真的养兵百万不用老百姓一粒粮食。虽然洪武二十一年，全国军屯收入了五百万石粮食，足够一百万军士食用了。可是大家恐怕不知道，明朝的军制采用的是军户制度，也就是说一家世代当兵，这个家庭里当兵的人年龄太大或者去世了，就要从这个家庭成丁中补充一名，直系亲属中没有合适的，就要从旁系亲属中补充。所以明朝一个兵的背后有一家的兵和家属。就按一家平均四五口人计算吧，一百万军士就有四五百万人要吃军粮。四五百万石的收成，也就勉强够吃而已，一点儿都不富裕。何况也不是年年都有这样的好收成，这一年五百万石军屯收入之所以被记录到史册里面，正是因为这一年的收入是比较高的、比较突出的。
如此看来，军屯虽然是解决军粮供给的一个好办法，但是不能当作唯一的办法，要想解决这数以百万计的军队的粮食，还得有一些其他的办法。
三、商屯开中
什么办法呢？明朝实行的这个办法叫“开中法”。《明史》中说：
“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
（《食货志一》）
又说：
“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食货志四》）
这两段话的意思是说，明朝初年，为了解决边防军队用粮问题，国家采用了一种叫作“开中”的办法，这个办法也被人称为“商屯”，就是召募盐商到各边防“开中”。明初就是用这个办法来补充边地军粮的。
大家还是要问：为什么输粮换盐，就叫“开中”呢？其实盐商们把粮食输送到边防，他们得到的并不是盐，而是盐引，就是国家颁发的换盐的凭证，所以也叫“中盐”。“开中”的意思就是运粮开边，而得中盐，所以就叫“开中”。
这实在是个好主意，把商人的财力人力也吸引到边防军粮上面来了。商人有钱，而且盐商最有钱。国家把盐统管起来，让盐商把粮食送到边防上，然后按照运粮的数量，比如一石可以换多少盐，发给这些商人盐引为凭据。盐引分为大引、小引，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商人拿着军卫发给的这些盐引到生产盐的盐场去支取食盐，然后再去各地贩卖。商人们能赚钱当然就有积极性，他们往边防上送粮食，就帮助解决了边防军粮问题。政府还可以根据边防实际情况，哪儿缺粮，就让商人往哪儿送粮，在那些地方“开中”，既灵活，又有效，可谓官商两利。这些商人，因为主要是为了边防服务，所以一般也被叫作“边商”。史书中说：
“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明史·食货志四》）
又说：
“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
（《明史·食货志一》）
因为“开中”也就是解决边防军队粮食储备，和屯田的意义是一样的，所以这种“开中法”后来也就被人们称为“商屯”，就是商人进行的屯田储粮。
朱元璋就靠着这三种屯田，基本解决了明代军队的粮食问题，尤其是边防军粮的问题。这些做法后人评价很高，以后的历朝历代都想学他的这些做法，可是都没能再超过他。
新中国在建立过程中，其实也学了朱元璋屯田养兵的办法，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军民开荒大生产运动和新中国建立以后内蒙古、东北、新疆和云南等地建设兵团的屯种，也都是资鉴了朱元璋屯田的经验。
正因为“开中”也被称为“商屯”，所以后人就想，是不是当时商人们也在边防地区开荒种地了呢？于是有人就传说，那时候，一些商人为了用粮食换取盐引，就在边防上开荒种地，用种地打下的粮食就近送到边防换取盐引，这些盐商雇人开荒种地，所以才叫“商屯”。
明朝人写的史书中说起这件事情，描述得十分生动。
明朝晚期的一位大学士叶向高说：
“盖国初盐政修明，输粟给引，贾人子以积粟为利，各自设保伍，募众督耕，畚锸盛于戈矛，墩埤密于亭障，军民错居，守望相助，屯田之兴，于斯为盛。”
（《明经世文编·西番考》）
这都是叶向高为了反衬明朝后期边事废坏，而把明初描述成一幅美好图景，并不能作为真正明初商屯的纪实。
所说“军民错居，守望相助”，我就不相信。就算是有商人雇人开荒种地，也不可能跟军队屯田混在一起，一定是另立屯堡垦种，既不能错居，也不会相助。叶向高的说法显然是夸大事实了。
而且据我看，明初虽然有过一个商人运粮食到边防换取盐引的高潮时期，可是并没有商人在边防开荒种地的高潮，这种说法都是后人想象出来的。所谓“商屯”，就是由商人们提供粮食，并不是由商人开荒种地。商人们用来换取盐引的粮食，主要是他们买来的，而不是他们种出来的。
大家想想，在边防开荒种地，谈何容易？好一点的地，都被当地驻军占种了，不可能再给商人去种；而开辟新的荒地，一般头一两年不会有好收成，等到几年以后粮食能有所收获了，谁知道国家政策会有什么变化？而且事实上国家政策确实是在变化的。有的时候，这个地方缺粮食了，朝廷就下令在这个地方“开中”，有的时候那个地方缺粮食了，又下令在那个地方“开中”。商人开荒种地，赶上这一年收成好，人家军屯也收成好，不需要你的粮食，还得运到别处去，这不是自找麻烦吗？所以真正像明朝人后来说的那样，商人们都在边防上开荒种地的情况不敢说从来没有，至少没有他们描述的那么热闹。
当年为了这件事，我翻了不少材料，就是没有找到明朝初期商人在边地开荒种田收获粮食换取盐引的记述，所有相关记述，全都是后人说的，可是这些后人说这事的时候，这种“商屯”早就没有了。他们也只是根据传说，想象当年有过这么一个好光景。
对于商人来说，目的就是一个，用粮食换盐引，再去支盐贩卖。至于粮食如何得到，当然是越便宜越方便越好，那时候当然还是到粮食便宜的地方买了再运到边防去最合算。所以明朝中叶以后，政府宣布说，不用再送粮食了，只要花钱就行，商人们就没人再运粮了，都用钱买盐引，再去支盐卖。因为明朝中叶以后一切都商品化了，实物交换就不那么行得通了。
明朝初年，陕西富平县有一个李姓的大户人家，他们家“以财雄里中”，是当地的首富。这家人发财的门道就是“开中”贩盐，是一户有名的大边商。据李家后人记述说，当时李民能输送边粮多达数十万石，“通引淮扬，给冠带，自按部御史而下，率礼待之”，得到御史以下所有官员以礼相待，是一位典型的官商。为什么他能够通过运粟实边发财呢？因为他不仅有官府背景，会做生意，而且“善骑射，凡往来荒徼中，挽强弓，乘骏马，不逞之徒，望风避匿。他商旅或假其名号以自免”（李因笃《受祺堂文集》卷四）。
这有点儿武侠小说里面人物形象的意思了吧？我们经常看到有些关于保镖的故事，都是些武功高强之人，给别人押送货物，这位李大财主不用保镖，自己就有本事押送粮食，省了保镖钱。别人还要借用他的威名，打着他的旗号，吓退抢劫的人。
当时最大的盐场，是淮扬地区的两淮盐场。这些有钱人得到盐引就聚集到了那里，于是淮扬一带就成为他们的聚集之地。这些出身于西北陕西、山西的富户就成为早期的盐商，由他们为主体构成的商帮，就是我们常说的山西商帮。我们都知道山西商人是一个有名的商帮，他们起家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不过朱元璋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解决边防军粮问题，他并不想让商人发家致富。朱元璋认为商人不事生产，只是有钱，把人家生产出来的东西贩卖赚钱。在他心目中，还是传统观念：农为本，商为末。所以他对商人并不感冒。他制定的针对商人的规定有一些很有意思，比如不许商人穿绸缎衣服，农民则可以。这意思就是别看你有钱，但我不让你有地位！朱元璋的这种做法，大概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朱元璋的这种做法当然不完全对，甚至可以说对于中国商业的发展是一种阻力。可是大家别忘了，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明朝初年社会经济恢复时期，重视农业发展，限制商人，对于农业经济恢复也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
中国历朝统治者需要的就是两条：有土有民。让农民与土地结合，这一过程能够顺利完成，国家经济也就有了根本保障。
在明初经过战乱之后，又进行了那么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屯田开发，农民跟土地倒是重新组合起来了，可是这种重新组合的特点是规模大，但同时也相当混乱。再加上战乱之后，建国之初，其他领域也处在混乱的状态。对如此混乱的局面，朱元璋是怎么管理和控制的呢？
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旧历十一月二十六日这一天，朱元璋下发了一道圣旨，这是我们看到的最新鲜的一道圣旨，跟别的圣旨绝不一样。究竟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下一讲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