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收税，如果收的是粮食，比如大米、小麦，就叫本色；如果收的不是粮食，而是棉、麻、丝绢，或者钞、钱之类，就叫折色，就是用其他东西折成本色米、麦征收。比如当时规定钞二贯五百文折一石粮食，金一两折二十石粮食，银一两折四石粮食，棉布一匹折一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
上一次我们说到明太祖朱元璋治国的一些办法，从中央到地方，任用了一些“循吏”，就是一丝不苟地贯彻和执行中央政策的干部。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是济宁知府方克勤。方克勤不仅自己有名声，他的儿子名声更大，就是后来忠于建文帝，被明成祖朱棣“诛十族”的那位大名鼎鼎的忠臣楷模、人称“读书种子”的方孝孺。
方克勤虽然当知府官声不错，可是在明初严厉的政治处境下，还是被牵扯进了一个大案，并最终掉了脑袋。我们说了，这个案件不是胡惟庸案，也不是蓝玉案，不是政治案件，而是一个经济案件。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天下税粮
朱元璋建立了大明朝，他知道，要想让国家能够正常运转，就必须让国库里面有钱有粮。可是大明朝是建立在元朝末年战乱的基础之上的，经过元朝末年三十多年的战乱，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所以首要的工作是恢复生产，让老百姓安居下来。只有让生产恢复了，老百姓生活稳定了，社会稳定了，才有可能向老百姓征收赋税，国库里面才可能有东西。
朱元璋是穷人家里出生长大的，对于地方官府收税，并不陌生——如狼似虎的差役挨家挨户追索拖欠的税粮，官府把收到的粮食上缴入库。因为税收是按照国家规定设定的，地方上必须如数收齐，所以即使遇到灾荒，如果没有减免的旨意，也照收不误，结果当然民不聊生。
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他也不能不收税呀，所以从明朝建国之初，就制定了一套税收办法：
即位之初，定赋役法，一以黄册为准。册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
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
（《明史·食货志二》）
那时候收税，如果收的是粮食，比如大米、小麦，就叫本色；如果收的不是粮食，而是棉、麻、丝绢，或者钞、钱之类，就叫折色，就是用其他东西折成本色米、麦征收。比如当时规定钞二贯五百文折一石粮食，金一两折二十石粮食，银一两折四石粮食，棉布一匹折一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
这一切都是按照一个名叫黄册的东西来征派的。什么是黄册呢？黄册是明代登记每一户人家的户籍和赋役的册籍。《明史》中说：
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
（《食货志一》）
上交给户部的户籍赋役册子的封面用的是黄纸，上交给布政司和府、州、县的册子封面用的就不是黄纸而是青纸了，而且明朝编造黄册是在洪武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381年，而规定上交户部的册子用黄纸做封面，是十年以后的洪武二十四年的事情，因此也有学者认为明朝这种户籍赋役册子之所以叫黄册，是沿袭了以前历代把户口籍叫黄籍的做法——“即前代之黄籍，今世之黄册也”（丘浚《大学衍义补》卷三十一）。
这回我们就清楚了，黄册就是明朝政府统计户籍、征收赋税、佥派徭役的依据。从中央的户部，到地方的三级行政机构省、府、县，依据的都是同一个黄册。但是具体执行，按照黄册征收赋税、佥派徭役的机构还是县，县是历朝统治的最基层。县以下，朝廷就不再设官了。县官以黄册为依据，按照国家规定，向老百姓佥派徭役，征收税粮，再把征收到的税粮逐级上报，通过府、省，报到中央户部，户部把各地上缴的税粮合计起来，就是朝廷一年的税收。我做了一个统计，明朝洪武年间，历年税收平均起来是29192117石，也就是差一点不到三千万石。明朝税收最高的时期是永乐朝，平均达到了三千二百多万石，其次是宣德朝，三千万石多一点，然后就是洪武朝了，宣德以后就不行了，减到了二千五六百万石，到了万历朝的张居正改革，税收有所增加，恢复到了二千八百多万石，但是也没赶上洪武朝的税收。
我们在这里重点不是讲收多少税，而是要讲朱元璋对税收的管理。按照国家制度规定，各级官员把税粮收上来了，就应该上缴国库。可是税粮收上来了，官员们贪污的机会也就来了，他们往往采取多收少报的办法，把一部分税收贪污起来，坐地分赃。其实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可是朱元璋从小就看遍了官员贪赃枉法的种种现象，所以这也是他治国时最担心的事情。
人都是这样，越是担心，就越注意这方面的事情，这一注意问题也就出来了。
二、一纸文书
洪武朝前期，地方布政司和府、州、县，每年向户部上报税收数额，都要在地方上办理好文书，加盖官府大印，派人拿着文书前往京城户部审核。这些基层公务员拿着写好税收数据的文书来到京城，到了户部下面的度支部，由度支部的官员审核税收数额，审定无误，加盖户部印章收档，这一年税收的事情就告完结了。洪武朝后期，朱元璋把户部下面按省份，分设为十几个部，后来又把这些按省份设的部，改成了清吏司，清吏司下面再设四个科，其中的度支科，还是管天下税粮的事情。
如果地方上的公务人员，拿着加盖好公章的文书，到了京城户部度支科，把文书交上，科里领导审查无误，事情也就简单了。可是大家别忘了，地方的黄册，其中也有一册上交到了户部。这时候户部的相关人员，也按照他们得到的地方户籍赋役信息，计算出来一个应缴纳的税收数额。等到地方公务人员来到户部，拿出加盖公章的文书，跟户部计算的结果一对照，糟糕了，数额不一样！这一来可就麻烦了。数额不一样，就得重算，算来算去，如果地方上的数额没错，是户部的错了，也就罢了；如果是地方算得不对，或者地方和户部算得都不对，就得重新改写文书。
大家说，改写一个文书没什么吧，可是大家想没想到，这个文书可是加盖了公章的。办事员不能把县太爷的官印带在身边呀，这数字一改，好，这位办事员就得再回到本县去，重新写好文书，重新加盖大印，再到户部重新审核归档。
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实际操办起来可是太困难了。大家想想，地方各省、各府，距离京城，远者六七千里，近的也要几百上千里，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也没有飞机火车汽车，这一个来回，又该上交明年的赋税文书了。
对此该怎么办呢？反正办事员们不能把官府大印带在身上。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事先在空白公文纸上加盖好公章，多带上几份，到了户部如果核对有问题，就重新在空白文书上重写一遍，这样就不用再跑回去加盖公章了。这个办法，也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总之大家都觉得方便，你用我也用，就形成了一个惯例。
这个惯例用了十五年，到了洪武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382年，被朱元璋发现了。《明史》中记述说：
每岁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核钱粮、军需诸事，以道远，预持空印文书，遇部驳即改，以为常。及是，帝疑有奸，大怒，论诸长吏死，佐贰榜百戍边。
（《刑法志二》）
朱元璋他正盯着这些事情呢，就担心这里面有官员捣鬼贪污。好家伙，你们公然大胆，带着加盖公章的介绍信，随便填写，这要是想搞点鬼还不容易吗？这里面必定有重大问题！于是朱元璋将地方长官处死，副手们打一百棍子发配边疆，处理得十分严厉。
当时正在追查胡惟庸案，每天牵连不少人被抓被杀，再加上这样一个“空印案”，官员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大祸临头。关键还在于，因为用这种空白介绍信在当时已形成惯例，谁也没觉得是什么问题，所以一旦皇帝追查下来，不少一把手因此掉了脑袋。我们前面说过的那个有名的济宁府知府方克勤就是其中一个。你说冤不冤呀？
要说起来，这个案子实在是有点冤。不过话说回来了，你说那胡惟庸案、蓝玉案冤不冤呢？也冤。不管胡惟庸、蓝玉有什么问题，他们也没有谋反呀！可是他们的罪名都是谋反。这个空印案也一样，虽然未必官员们都利用空白文书贪污，但是应该说，这里面确有弊端。当时很多人都看出来了，问题是有，但有原因，罪不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