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1998年7月）六日，星期一，双休日之后的下午，我接到社（人民教育出版社）里的电话（我已告退，不上班），说收到山西运城的讣告，孙功炎先生于七月一日逝世，四日上午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已代发唁电云云。我听了，没有感到意外，因为知道他近几年健康情况不佳，在中条山养病，未能好转，有时神志不清，循自然规律，是将远行之兆，总不会很久，要走的。但设想的走与真走不一样，所以听到讣告，想到不会再见到，以及曾想去看他而终于没有去，一阵心酸，禁不住落了泪。
落泪，来由复杂，却可一言以蔽之，是交谊深，深到有个熟人都感到奇怪。是今年四月，我往郑州，求一个朋友帮助我整理诗词稿，整理过程中她问：“有关孙玄常的何以这样多？”我大致说了我们的交谊，并且说：“近几年他很少到北京来，已经很久没见面。听说身体不好，住在儿女家养病。都老了，今生能不能见面很难说了。”果然，只是两三个月他就走了。
他走了，遗体告别的一面之缘也竟没有，还是想送他，怎么办呢？只能写几句，略抒怀念的心情。索性由心之官说起。我们的天赋有不小的差别：主要是他有才，我无才；对于世事，他热，我冷。但我们合得来，因为他好古敏求，能诗能画，我欣赏；更使我愿意亲近的是为人率真，与人交往，三言五语之后就推心置腹。此外像是还可以加上一项，是有正义感，并且感到不平就憋不住，必吐之而后快。不幸是躬逢不许吐而后快的时代，旧习不改，以致被逐出国门，坎坷了半生。他是五十年代前期由上海来北京的，编《语文学习》，我编《汉语》课本，业务和工作地点都是近邻，所以到五十年代后期已经很熟。整风来了，他又有不平，想表现，我也推心置腹，记得是在汉语室那个小屋里，只有我和他，我劝他要随顺，并晓以利害。他口头说接受，心里像是半信半疑，想是发言时半吞半吐吧，时间略后，还是加了右派之冠，未发往冰天雪地的北大荒，而是携眷移住可以吃到大枣的山西稷山。
在那个今日不知明日会怎么样的时代，为了安全，与头上有冠的人要划清界限，我们的交往断了。有时当然会想到他，尤其是“大革命”时期，有的人无冠尚且不能活，他会怎么样呢？人之性，还是自己的小命最亲近，最贵重，何况千里以外的情况，想也没有用，当作没有那么回事也罢。是后来，大致是五七干校风刮过之后，才知道他的处境并不像我担心的那样坏，而是，也靠他有处逆境的随遇而安的本领，他不只平安，而且一如往昔，皓首穷经，即如《姜白石诗集笺注》《马氏文通札记》之类，就是在高冠的压力下偷闲写出来的。且说批斗、喷气式等等新发明不只能训练人无耻，还能训练人大胆，就算作兼有破罐子破摔心理吧，大概是一九七一年我由干校放还之后，我们恢复通信了。其时我依照多变而永远正确的政策，也下了乡（衣褐还乡），实际成为多半住城，少半住乡，不管住哪里，总之是废物无用，如何消磨长日？有几位老友，也是闲情难忍，就常寄来诗词，求看或兼求和。其中以玄常兄寄得最勤最多，并常寄画。我是借友人督促之风，兼想废时利用，就也学习哼平平仄仄平。不学画，因为畏难。可是利用玄常兄既好求又交件快的优美品格，我不只自己存了好多幅，还为一些熟朋友求画了不少。
七十年代末，我所在的出版社休克若干年之后复苏，我户口回北京，又上班过写稿看稿的生活，玄常兄摘了右派之冠，无冠一身轻，户口错过机会未能回京，以外地人的身分来出版社帮助编语文课本，我们就成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还有进一步的合，是单位有“老者安之”的美德，看我们两个住在社外，来去挤车，既费时间又辛苦，就把工字楼大门右方一间面南的房给我们住。我们是一九八一年五月迁入的，我曾诌诗一首记之，尾联云：“今来斗室悬双榻，对话开天两白头。”我在北京有家（西郊北京大学），他没有，于是在这间屋，就成为他日日住，我多半住。对床夜话的时间不少。玄常兄所知多，又记性好，健谈，我是听的时候比说的时候多。所听有不少是学或道，更多的是评论，包括治平之大和纤足之微。我是灯光之下，远慕苏东坡，更愿意听人说鬼狐。可惜玄常兄对这没兴趣，也就绝口不谈。所以住到一九八三年春，玄常兄返晋南，我诌诗相送，尾联就说：“追思一事留余憾，未得寒宵听鬼狐。”
同室之谊两年，值得记的事不少，只得大题小作，说一点点更能显示玄常兄之为人，至少我是难于望其项背的。一件可以称为“小事胡涂”，北京俗话是丢三落（读là）四，不是丢眼镜，就是把钥匙锁在屋里。失物要找，而目力不佳，所以我就常常看见他桌上桌下、床上床下到处摸。此亦人生之一景，可惜“自君之出矣”，就再也看不到了。另一件可以称为“醉心诗境”，是有那么一天傍晚，他到王府井买东西，带来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名魏亚田，让我们呼她“露露”。玄常兄说是在工艺美术服务部认识的，想跟他学画。后来了解认识的因缘，才知道是看见玄常兄买纸，雪白色的两鬓下垂，很像文艺复兴时代的大画家，就走向前问：“您是画家吧？”玄常兄唯唯，她说想学画，就跟了来。其后她常来我们这间住屋，可是未见她学画。她为人不坏，天真、热情，只是幻想太多，未上学，想上学，又想学这个、学那个，还想出国。直到玄常兄回晋南，她还是没拿定主意。但恋旧之情不减，玄常兄走后还来看过我，并不只一次来电话问候。“去者日以疏”，后来就断了音问，谨祝她终于拿定了主意，学习学习再学习，某一种幻想早已成为现实。
玄常兄又不得不出国门，我们成为虽“共明月”而“隔千里兮”，见面的机会少了。间或见到，是他到北京来或由北京过。知道他还热心名山之业，著文，也作画。积存渐多，不甘于韫椟两藏。先说画，曾运来北京，在美术馆开一次画展，很多熟人去看了。著作呢，已出版的有上面提到的《姜白石诗集笺注》《马氏文通札记》以及两三本有关语言的小本本，还有许多存稿未付梓。听说有不少来于穷经，如有关《左传》《尔雅》的就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他的诗词。他不只富于诗情（我认识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前辈，也写，却缺少这个），还富于诗才，所以写得快而好，如题画的小诗，能够娟秀空灵，情景交融，真可以说是不让瓯香馆，可是旧体诗词问世不易，只是十几年前，几个同道合印一本《倾盖集》，选入不足半百以外，一生写了大量的，也许几千首吧，都未能拿出来，供人欣赏。
玄常兄也有鉴于此，并用新文学的所谓让步政策，于几年前编了一本选集，收了他认为重要的一些论文和诗词。也许出版有望吧，来信让我写序。我说我不敢坐在前门槛上，还是写跋吧，于是写了跋。没想到我这篇跋收入《说书集》，于一九九五年出版，玄常兄的选集还是没有问世。我想原因很简单，是阳春白雪，推想必曲高和寡，这时候，玄常兄的健康情况明显在下降，当然希望手编的书稿能够从速印成送到手里。我理解这种心情，也想尽自己的一点缚鸡之力，促成此事，可惜人微言轻，东家再拜，西家磕头，而终于未能奏效。现在是玄常兄带着他的“热”走了，我愿意我们的世界是《聊斋志异》式的，人作古，地下仍然有知，那我就可以怀着我的“冷”劝他：浮名，老兄已经有不少，能不能再增加一些，关系不大，看开了也就罢了，还是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