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走了，启行之前，对于世俗所谓治丧，他表示了意见，是不举行任何仪式，不收礼，不劳亲属以外的人送，不留骨灰（当然也就不再有起坟立碑之事）。这样的遗言，我无缘耳闻，是借目之力在报上看到的。霎时间的反应是，《红楼梦》十二支曲的末尾一句涌上心头，这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真干净，意思是“高”（《高士传》的高）。何以誉为高？是想到不少人，为了悼词中的褒语化轻为重，硬是赖在太平间里不走，则“白茫茫”，“真干净”，岂不是如鲲化为鹏，“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乎？
“高”是刹那间的感触，感触也会有理据，也就无妨多唠叨几句。钱先生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人，对于身后是非，他是怎么想的，我不能确知，这里只好说我是怎么想的。我昔年涂涂抹抹，谈过这方面的问题，主旨是推重放得开。这可以表现在诸多方面，姑且算作举例，只说两种。其一，我们常说人生问题，是因为有了生，才有饮食男女，也就才有求而得不得的种种问题。人死如灯灭，不再有生，也就不再有求而得不得的问题。换句话说，人世间的一切问题是活人的，人一死就不再有问题。由这样的认识推论，治丧，优先考虑的就应该是活人的利益（包括方便）。如此考虑，比如昔日，金丝楠木就应该做家具，给活人用，不应该制成棺椁，埋入地下；今日，豪华外衣、进口手表之类，也是以留给生者，不推入火化炉为是。其二，很多人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信徒，而名者，实之宾也，何为实？中国传统说是立德、立功或立言，显然都不容易。实不易而名难舍，于是想办法，就成为多种可无的花样，大至于建什么堂，小至于由有论定之权的人写一篇悼词八股，说由出生就有大志，一生做了很多可歌可泣的大事，总之有大成就云云。大大大，好话说尽，可惜是听到的生者未必信，死者却欲耳食而不可能了。假定可能，会有什么好处吗？也未可一概而论，比如死者也是人过留名派，可是想望的却是入隐逸传，而时风八股里没有隐逸，于是见于悼词，就成为忠于今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岂不杀风景乎？所以最高明的应付之道是学习钱先生，“四不”，世俗的浮名想来搅扰也就不得其门而入了。
对于身后名的态度，有不少人是趋，钱先生是避，这不同，可否说是来于迷与悟的大别？趋是迷，没有问题；至于避之可否算作悟，那要看悟指的是哪一种心态。佛门最推崇悟，悟指确信万法皆空因而得证涅槃。道家呢，《列子·杨朱》篇的一段话大概可以算：
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
这是认为人世间的任何经历直到是非高下的评论都无所谓，钱先生写《写在人生边上》，写《围城》，显然是承认有是非高下的。
其实，也就是因为承认有是非高下，写人生的大文章，结尾一笔才来个“四不”。心态呢？由我这旁观的人看，是西汉杨王孙一路，世人皆厚葬，愤世嫉俗，不惜矫枉过正，所以偏偏裸葬。同理，世人皆为所谓哀荣奋斗，钱先生就偏偏来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或曰，钱先生是货真价实地有大成就，则结尾一笔，加重写哀，加重写荣，正是理所当然。甚至还可以加说些后话，比如还有起坟立碑之事，千百年后，红颜白首学人，读过《管锥编》等大作，“路有经由”，“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不也是颇有意义的事吗？
这样的意义是为后来者着想。钱先生的“四不”也有意义，是杨王孙式的，反世俗之所为。化为实行，两种意义顶了牛，“以斗争为纲”，如何处理才合情合理？事实是只能听钱先生的，因为，假定容许进言，你说他成就过大，近应该哀荣，远应该供后来者瞻仰，他必不接受。不能实现的事，不想它也罢。但已成为现实的事却是无妨想想的，这是“四不”的遗命照办，可以让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为哀荣而奋斗的人，已得的，有可能知惭愧，将得未得的，有可能降点温。知惭愧，降点温，至少是有志入隐逸传的人可以少听几次悼词八股，也可以算是大功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