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三峡水域的航运业
一、航运业的萌芽与兴起
（一）巴人对土质陶船的驾驭
在叙说巴人历史的时候，我们曾引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巴子务相争得君长尊位的一段话。这段话对我们至少有三点启示：一是先民们对驾船航行十分重视，将制作的土质陶船是否可以载人航行作为竞争取得君长尊位的重要条件；二是巴民族有较高的造船技术和驾船本领，其他四个部落的陶船都沉没江底，唯巴族部落的陶船独浮，因而共同拥戴巴子务相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三是巴民族凭着能浮的土质陶船进行迁徙，溯江而上，经过200千米到达“鱼盐所出”的盐阳，战胜了母系氏族部落的盐水女神，“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
这段记载，虽然属于传说性质，有神化廪君的色彩，但十分明显地反映了先民巴人凭船航渡的民族记忆。无独有偶，在巴人后裔土家族民众中，广泛流传着《洪水朝天》这个创世纪神话传说。
《洪水朝天》讲，很久很久以前，有个老妈妈生了七个儿子，一个女儿，分别名叫气力、蛮哥、长手、长脚、杉卡、沙索、补所和雍尼。他们吃虎奶长大，喝龙奶成人。老母病笃，想吃雷公肉，弟兄们捉来天上雷公，关进铁笼，去作宰杀、煮熬的准备，留补所和雍尼照看。雷公向补所和雍尼讨了一点火和水，借此逃脱，返回天庭，决心要降大雨淹没人间。为了报答补所、雍尼的救命之恩，送去葫芦种子。七天过后，葫芦长像仓屋大，并张开大口。补所、雍尼跳进去后，雷公就擂天鼓，洒暴雨，九天九夜不停，涨了齐天大水，地上没有了人烟。在天神的撮合下，经过若干周折，补所、雍尼兄妹才成婚，生下一个肉团。他们借天上落下的金刀砍成120块，背上墨龙坡，拌三斗三升沙子抛出去就变成了客家人，拌三斗三升泥土抛出去就变成了土家人，拌三斗三升树苗抛出去就变成了苗家人。抛到哪里哪里就有了人，人类从此繁衍，世界又充满了生机。
在重庆主城一带，也广泛流传相似的传说，只是将补所、雍尼兄妹改成了伏羲、女娲兄妹。他们把兄妹俩当作始祖神设置傩坛进行祭奠，称其为傩公、傩母。这在民国年间向楚主修的《巴县志》中有明确的记载。至今民间举行祭祀仪式时，仍对其进行虔诚供奉。
乘坐葫芦与驾乘陶船异曲同工，而前者比后者的年代更加遥远。这就进一步说明，舟船航渡在先民巴人的民族记忆里留下的印象是何等的深刻！如此深刻的民族记忆，正是巴人祖先造船、驾船的生产、生活实践世代被覆式地传承的结果。1973年湖北宜都红花套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土质陶船为这结论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湖北宜都在清江河畔，清江即巴氏务相驾舟独胜赢得君长的夷水。这里发现的陶舟，经考古复原后，形状如同一个矩槽，方头方尾，两端略向上翘起，舟底成弧形。据专家考证，这只陶舟可能是方艏方艉平底式独木舟的模仿复制品，其年代距今为5775±120年。这说明，至迟在5000多年前，先民巴人就能驾着舟船在清江下游进行着原始的舟航活动。
（二）三峡水域里独木舟和筏的航渡
为了生存繁衍，廪君巴人沿着清江，经大溪河，进入三峡地带，而后于枳（今涪陵）定居；一说沿酉水，经郁江，入乌江而抵达枳地。不论是哪种说法，先民巴人西迁时，都沿江而行，离不开舟船。巴人当时使用的舟船是什么样子，目前未见到直接记载此行舟具的文献和出土文物，但据前述的出土陶船传递的信息，此时巴人已经开始以独木舟作为航渡工具了。
早在此时的我国先民，就已经开始制造独木舟了。《世本》载：“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这一记载，反映了上古先民，模拟树叶的形状创造了舟的形体。水中的独木之舟，正与漂浮在水上的一片树叶相似。
《淮南子》卷十六《说山训》里说：“见窽木浮而知为舟，见飞蓬转而知为车。”窽，空也。古人经常观察到空木能浮于水，于是便凿木为舟。《周易·系辞下》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孔颖达在《周易正义》里解释说：“舟必用大木，刳凿其中，故云刳木也。剡木为楫者，楫必纤长理当剡削，故曰剡木也。”
“独木舟在水上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关于独木舟的创造，许多史籍记载了各种不同的传说。最早记载独木舟问世的，是《周易》。《资治通鉴·前编外纪》引《易经·系辞》说‘：伏羲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世本·作篇》把独木舟的创造，归功于黄帝的两个臣子，共鼓与货狄。《墨子·非儒》说舟是由倕巧发明的。《山海经·海内经》认为舟是由番禺制作的。《吕氏春秋·勿穷览》则说创造独木舟的人是虞姁。班固在《汉书》中说‘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旁行天下’。这些记载，虽然各执一说，但它们却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上古时代的独木舟，并非一人一地的独创。在我们的祖先中，许多居于江河湖泊之滨的部落，大约都有过造舟的经历。而伏羲、共鼓、货狄、倕巧、番禺、虞妁等，不过是造舟部落的名称。应该说独木舟是上古原始先民集体的伟大创举。”在这个集体中，当然也包括先民巴人。
巴人制造独木舟的有力证据是重庆市原巴县冬笋坝的船棺葬。1954年，这里共发掘船棺墓葬21座。棺木用一截完整的楠木制成，一般长约5米，直径约1米。制作时，先在圆木上削去一小半，使其剖面呈半圆形；再在底部略略削去一层，就像船底一样；圆木中部挖凿成一个长方形空间，用以盛殓尸体和置放随葬品。因其造型似船，因此命名“船棺”。这些船棺，排列着深埋在沿江的坡地上，尸体背山面水。
与冬笋坝船棺墓葬同一时段发掘的是四川广元昭化宝轮院。以后，又陆续在四川的绵竹县、蒲江县、郫县、什邡县、彭县、广汉县、荥经县和成都西郊等地，发现了船棺葬遗迹。据专家研究，这些船棺葬系古代巴人的特殊葬俗。因在古代，巴人的鱼凫部族和鳖灵部族先后在蜀地建立过鱼凫王朝和开明王朝，将巴人的文化、习俗带到了蜀国，因而在蜀地广袤的土地上也留下了巴人的船棺墓葬文化遗迹。
这些巴人船棺葬的年代系巴国临近灭亡的战国晚期。这与巴人先民入住枳地至少已隔上千年。如果将巴人先民驾乘陶船的传说联系起来考察，巴人入住枳地至巴国被秦灭亡，他们在川江里已经较为广泛地使用独木舟作为航渡工具了。
其实，早在巴人入住枳和江州等地前，三峡水域已有独木舟行驶了。据《广博物志》卷之四十引《蜀记》载：“禹欲造独木舟，知梓潼县陈山有梓，径一丈二尺，令匠者伐之……”《史记》卷二<；夏本纪>；在记大禹治水时，他自称：“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这些文献记载都说明，大禹治水时，曾以独木舟为水上交通工具。他在江州涂山，曾与涂山氏女结婚生下儿子“启”，涂山老人助其治水等传说，以及他凿通巫峡，导水东流，蜀地始旱等的文献记载，也都说明大禹所乘之独木舟曾在三峡水域航行。
先民在以独木舟作为航渡工具以前，还经过以筏航渡的历程。他们在从事捕渔活动或遇洪水为灾时，有的人葬身水中，也有的人意外地抓住了漂浮的树干侥幸得救。这种现象多次反复出现，便启发人们认识到树木可以在水上漂流不沉。《易经·系辞》说“木在水上也”，就是对原始人类认识到木质物体具有浮性的文字记载。有了这种认识以后，人们便试着附木渡水，进而又把多根木头捆扎在一起，于是，最早的筏便产生了。《原物》载：“伏羲始乘桴。”说明当时筏已被用于涉水航渡。《拾遗记》卷一《轩辕皇帝》又载：“轩皇变乘桴以造舟楫。”《事物纪原》卷八《筏》也载：“则是未为舟前，第乘桴以济矣。”《论语·公冶长》还记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即筏，以木、以竹捆扎而成。《说文》释“泭”：“编木为舟也。”可见，古时的桴、泭、筏，都是编木或竹以当舟船用于航渡。《易经》所载：“乘木有功也。”则是对这种航渡工具历史功绩的肯定。
即使在有了舟船以后，这种航渡工具依然使用。《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在记哀牢夷时载：“其王贤栗，遣兵乘箄舩，南下江汉（澜沧），击附塞夷鹿茤。”箄舩，即浮筏。这说明在东汉时，西南少数民族仍以木筏作为航渡工具。
目前，虽未见到直接记述上古时候三峡水域使用桴筏的资料，但当时此地的先民也与其他先民一样扎筏以渡，则是无疑的。
（三）木板船的航行促使航运业的兴起
如前所述，三峡水域的先民们，在驾驶浮筏和独木舟捕鱼、航行的时候，三峡航运业就得以萌发，那么，航渡工具演进为木板船后，航运西就正式兴起了。
独木舟是如何演进为木板船的？独木舟用作航渡工具，是水系原始先民的伟大创造。它使江河航运事业迈出了最初的步伐，但是，独木舟却存在稳定性差、载重量小、航行短等缺陷。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金属生产工具如铜钻、铜刀、铜铲、铜锯、铜锥等的发明，使“刳木为舟”进化为剖木成板，造船成为可能。
大约在夏朝后期，长江流域的先民开始在独木舟的船舷上加装木板。这就是《淮南鸿烈集解》里所称的“幹舟”。到了商代中期，先民们开始制造木板船，为长江航运迈出萌芽阶段创造了重要条件。
殷墟遗址出土的甲骨刻文中，记载了当时舟船的象形文字有：“舟”，表明当时的木板船已经有隔窗；“朕”，从“舟”部，古人释为“舟之缝理曰朕”，就是密合船板缝隙使之密不透水的意思；“般”，《说文》释为“从舟从殳，令舟旋也”，即令舟船能在水中旋转，实为舵一类的定向属具。《诗·小雅》《采菽》篇载：“泛泛杨舟，绋纚维之。”表明杨木板船已有竹索之类的牵缆属具，加之“剡木为楫”的楫桨，使木板船的主体和配套属具已基本完备，为我国后来的木帆船的建造，在技术上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扩大了舟船的装载能力和航行距离，增强了船舶的稳定性，加快了航行速度，使航运事业跨入了新的阶段。
三峡水域也与长江其他水域一样，木板船开始用于军战与民运，促进了航运事业的发展。关于木板船用于军战，笔者在本书第五章里将以专章叙说，此处从略。
二、航运业的发展与繁荣
（一）木帆船航运业的日益繁荣
秦统一中国后，结束了方国区域的航行限制，而使三峡水域的重镇江州航运联通全国。据《重庆市志·交通运输志》载，秦汉时代，江州有四条航运通道通向全国：一是东线，沿长江可达今湖北省，经岳阳沿湘江而上，过灵渠，进西江到达今广西省和广东省；二是南线，沿长江由涪陵入乌江经彭水进入今贵州省；三是西线，由嘉陵江进入涪江，经绵阳至成都，或者沿长江西上，入岷江至成都；四是北线，溯嘉陵江至广元、汉中。据《华阳国志·蜀志》载：“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这万船中的蜀米，当由川江航运。西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山东一带大灾，汉武帝诏令调运巴蜀粮食济灾，就是通过今重庆地区将粮食集中顺长江东运至今湖北江陵再转运的。又据《华阳国志·巴志》载，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江州“结舫水居五百余家”。东汉初年，为平定益州（四川），东汉大将岑彭率战舰千艘、水军6万溯江而上攻抵江州，再转成都。东汉末年，为支援先期入蜀的刘备，诸葛亮、张飞、赵云率万人溯江而上陷江州，再分兵定益州各地。蜀汉建兴四年（226年）都护李严驻防江州并新筑江州大城，在城内嘉陵江岸修建大片粮仓，囤积粮食，由水运转输军用，粮仓所在地名为千厮门，一直沿用至今。蜀汉灭亡后，西晋大将王溶以江州为基地，率水军8万东下伐吴。隋开皇九年（589年）灭陈，大将杨素领兵沿江东而下，在江州建有容兵800人的“五牙楼船”和容兵500人的“黄龙”船，组成运兵船队。
唐代，渝州港已成为“万斛船”的集运港，港区内的梁沱、唐家沱、郭家沱等水域是停泊“万斛船”的优良港池。渝州港有四条航道联接国都长安：一是溯嘉陵江上行至广元，再转陆路到长安；二是顺长江下行到万县，再转陆路北上到长安；三是顺长江下行到湖北江陵，再北上到洛阳、长安；四是顺长江到扬州，再转大运河到洛阳、长安。渝州港出港船只多、航速快、航程远，因此，唐朝大诗人李白在《巴女词》中惊叹：“巴水急如箭，巴船去若飞。十月三千里，郎去几岁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