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如此紧急关头的陈独秀，在3月下旬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5日，陈独秀和已与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工人纠察队”的真实计划，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要信任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4]。陈独秀此举原想通过国民党领袖的反革命行为“辟谣”，以缓和国共两党的紧张关系，但实际上却掩盖了蒋介石的反共企图，解除了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使之处于无准备、无力反抗的危险境地。
4月12日凌晨，被蒋介石雇用收买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上海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强行缴械，杀伤300多人。13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会后，工人群众到宝山路国民党二十六军周风歧部请愿。当请愿群众走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等候的二十六军士兵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在上海的得手，更助长了其他地方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他们妄图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者斩尽杀绝。这样，4月15日，广州的反动势力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解散革命组织，屠杀革命群众。在北京，张作霖于4月28日残酷地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人。在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等地，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惨遭杀害。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东南各省。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泊中，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蒋介石集团成了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四一二政变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第一次重大分裂，它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的转折点。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同国民党左派联合对蒋介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5]。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到了局部的严重失败。此后，全国形成了三个政权，即原来的北洋军阀政府，上海、南京的蒋介石反革命政权和武汉国民政府。面对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尖锐激烈的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形势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果断行动，才能挽救革命。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17日至5月9日在当时革命的中心武汉召开。陈独秀代表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政治与组织的报告》，报告既没有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又没有提出挽救时局的方针政策，反而为过去的错误进行辩护，继续提出一些错误主张。
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罗易作了题为《中国革命问题和无产阶级的作用》的讲话。代表们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前，瞿秋白针对陈独秀、彭述之等的机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写成了《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书，着重论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会上他把该书发给大家，并作了系统发言。针对陈独秀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上的错误，蔡和森在发言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过去之弱点及现在动摇，说明能领导革命到底并取得胜利的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我们应以坚决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去制胜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与犹疑。当毛泽东提出应迅速开展土地革命大力武装农民、建立村民主政权，以挽救革命的提案后，主持会议的陈独秀，以其固有的家长制作风，对这个正确建议不仅不采纳，而且排斥毛泽东于大会之外，剥夺了毛泽东的表决权。
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
蒋介石叛变后，与其所投靠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联合起来，从军事上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在经济上制造困难，使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此时，惯于见风使舵的汪精卫的政治立场日趋右倾。这个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还大唱革命高调，表示“恪守总理遗训，为党国效劳”，并高喊“讨伐蒋介石”、“革命的站到左边来”口号，俨然以“左派”领袖自居的人。转为大讲“纠正农民运动过火”，派人查办湘、鄂、赣各省的“过激”言行，解散了湖北两个最大县黄冈、黄陂的农民协会。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的4个军的指挥官在武昌召开了反共秘密会议，驻在宜昌的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攻打武汉。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所属之许克祥部在长沙叛变，封闭湖南革命团体，解除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因这日的代号是“马”，所以，又称之为“马日事变”。这是汪精卫为首的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的信号，从此反动势力日益嚣张。值此中国革命危急时刻，共产国际于5月召开了第八次执委会，并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必须揭露蒋介石，孤立国民党右派，改造国民党机关，组织军队，改进工作。6月1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如果照此执行，党就有可能同汪精卫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使革命损失大大减少。但受共产国际派遣担任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认为这个指示“荒唐可笑”，采取“暂缓执行”；陈独秀不仅不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反而为了讨好汪精卫，表示对汪的信任，把指示给他看了。汪如获至宝，便以此为借口，开始全面策动反共活动。6月5日，他解除了鲍罗廷所任的国民政府最高顾问之职务。6日，朱培德按汪的旨意在江西驱逐共产党。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冯玉祥等在郑州开会商定，由冯玉祥坐镇北方，调北伐军唐生智部回师镇压湘鄂两省工农运动。6月20日，蒋介石、冯玉祥等在徐州开会，确定了“宁汉合作”、“国共分家”的大计。21日，冯玉祥依会议之决定，电促汪精卫、谭延凯“速决大计”，宁汉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就应当通力合作”[6]，立即“分共”。此时，汪精卫已堕落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1927年6月25日，蔡和森给中央的信中提出“唐（生智）回湘后，反动态度既已如此明白，我们坐此静等人家来处理，直无异鱼游釜底”，建议中央和军部“立即检查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正当陈独秀坚持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惜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忍让、妥协来维持与汪清卫集团的继续合作时，6月29日，何键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并以武力控制了汉口和汉阳。唐生智也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6月30日，在陈独秀主持召开的中央扩大会上，强行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仍然认为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为了“减少政局之纠纷”，提出共产党员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政府，“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7]做出了全面的让步。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14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公开与汪精卫决裂。15日，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他们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彻底破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一方面是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革命力量，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处在幼年时期，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缺乏对军事工作的重视。
第一次国共合作虽然破裂了，但是它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教训。
（1）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
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必须建立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实现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前提。中国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决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否则，革命就会夭折。对资产阶级要实行既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特别是要警惕资产阶级右翼的叛变活动，一经发现就坚决斗争，决不能妥协退让。
（2）必须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
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统一战线的最基本力量，工农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工人阶级只要团结了农民阶级，获得农民的支持，就基本实现了自己的领导权。如果工人阶级失去农民阶级的拥护，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自己的领导权就没有保障，资产阶级一旦叛变，自己就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3）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武装
无产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组织统一战线，也必须有革命武装。当资产阶级破坏、分裂统一战线，用暴力镇压工农群众时，无产阶级应用革命的武装予以反击。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军队，在统一战线中就没有地位，就失去了领导权，就无力制止资产阶级的叛卖，自然也就无力巩固统一战线。
（4）共产党必须有正确的路线和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联合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原则。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团结全党领导工农劳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只有正确的策略原则，才能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正确的方针，团结国民党左派，揭露、孤立和打击国民党右派，使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得以巩固。只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原则，才能使党及时发现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并抵制各种错误倾向的影响。否则，当一种错误倾向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时，全党就会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最后导致革命的失败。
[1]陈独秀：《向导》第22期，1923年4月25日；《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2]《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选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02-430页。
[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9页。
[4]《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31页。
[5]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1927年4月20日。
[6]《冯玉祥致武汉汪、谭等电》，《清党实录》，转引自宋春、李青等编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2页。
[7]《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55-2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