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动活动，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瞿秋白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陈独秀发表《给戴季陶的一封信》，恽代英、肖楚女、施存统等也分别发表文章，对戴季陶的谬论予以严厉驳斥。1925年12月，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刊》创刊，毛泽东在发刊词中鲜明地提出向反革命派的宣传进行反攻的战斗任务。中共广东组织的领导人，还主张通过召开国民党二大，以达到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扩大左派，并给日趋靠拢右派的蒋介石以回击的目的。但在国民党二大的最后选举中，由于陈独秀、张国焘和共产国际代表威经斯基的妥协退让，没有实现预定的计划。在选出的36名中执委中，共产党只有7人，比原计划少了近一半；在25名中监委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起来才7人，右派占绝对优势；蒋介石不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第一次被选入中执委。在接着召开的二届一次全会上，他不仅当上了中常委，而且还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即总司令。使这样一个在国民党内地位不高的军长，顷刻之间，成为炙手可热、权倾朝野的人物，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领袖。
蒋介石为了达到蓄谋已久的反革命目的，加紧了全面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步伐。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代理局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的爪牙大肆造谣，诬陷共产党阴谋暴动，要炮轰黄埔，推翻国民政府。此时的蒋介石故作“惊异”状，矢口否认有调令的事。20日，他宣布在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等50多名共产党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共产党员，并强迫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这就是“中山舰事件”。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坚决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周恩来在当天就赶到扣押共产党员的广州卫戍司令部，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公开信，驳斥所谓“共产党有推翻国民党的阴谋”的谣言。蒋介石当时考虑到自己的羽翼尚未丰满，这次行动多少带有试探的性质，因此，很快又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发还了所缴的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自请从严处分”。但同时，又借口加强团结，解散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坚持要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实现他篡夺第一军军权的目的。
陈独秀等人在军权上对蒋介石的让步，并没有换得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善心。在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借口所谓“消释疑虑，拒绝纠纷”，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对这样一个排挤共产党员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严重问题，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却表现得严重右倾、软弱，并强迫中共党团代表签字接受。结果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职，所留空缺大部分由国民党右派分子取而代之。蒋介石也因此爬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要职。从而为他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他伺机绞杀革命，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批判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错误和危害性，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日益暴露出来。此种情况，引起中共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忧虑。为了从理论上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统一全党对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和同盟军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毛泽东于1925年11月和1927年3月，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重要文章。主要观点是：
1.指出了革命的领导力量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以四年来无产阶级在罢工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毅力和强大力量，说明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理应居于领导地位。他还分析了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原因。他说：“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第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希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2.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
他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3.指明了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通过对农民三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的深入分析，指出：由雇农、贫农、中农所构成的农民阶级是愿意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天然的同盟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列举农民运动中涌现出的十四件大事，指明农民参加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于扫除封建宗法的土豪劣绅、不法的地主阶级对中国农村的统治，摧毁几千年专制政治制度的基础，挖掉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其实质是实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这些论述为在中国革命中建立工农联盟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些论述中，毛泽东很策略地讲明他在农民问题上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和张国焘“左”倾错误思想的分歧。
4.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
毛泽东指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他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3]毛泽东提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科学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中国的统一战线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认识和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前进与后退、胜利与失败。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思想的人，只看见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革命性的一面，而看不见其对敌妥协性及其右翼可能叛变革命的一面，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作斗争和提防，其结果必然会损害革命的利益。毛泽东在其正面论述中已经蕴涵着对陈独秀右倾错误观点的批判。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土地革命，左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局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领导土地革命，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当时的紧急问题。毛泽东这一考察报告，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提出了一条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工农联盟的正确思想与农村工作方针。虽然当时未被党的领导机关所采纳，更不被陈独秀所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全党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著作是我们党领导农民斗争的经典之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面对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惊恐万状的美、英、法、日帝国主义在增调军队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化活动，积极策动资产阶级右派的叛变。名为三民主义信徒，实为反共、仇共的蒋介石，正想借洋人之力以实现自己积蓄多年的反革命野心，也积极与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1926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企图将国民政府置于他本人的控制之下，极力主张迁都南昌，挑起了一场迁都之争。12月9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最高职权。并决定联合唐生智，联络冯玉祥，开展反蒋运动。1927年9月，蒋介石发出通告：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名义公开办公。同时，蒋加紧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张作霖，并屠杀共产党员，武力镇压国民党左派。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全会否决了定都南昌的提议；通过了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并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在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由于蒋介石重兵在握，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从3月16日离开南昌到26日到达上海，“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上海流氓头子等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资助，黄金荣、杜月笙保证用他们控制的青红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蒋介石又约李宗仁、白崇禧、黄绍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至此，蒋介石已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