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吴化文起义
1948年9月18日，华东野战军发动了济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中共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总部考虑到，如能争取国民党守军的西线指挥官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起义，对济南战役的全局至关重要。同时，也分析了吴既有反动的一面，又有因非蒋介石嫡系，长期受歧视、排挤，而对蒋不满的一面，有起义的可能。为此，中共济南市委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开展对吴的争取工作。农工民主党、民革也积极予以配合。9月16日，在济南战役打响后，吴化文敞开了进入市区的大门，使解放军迅速攻进济南，歼灭国民党军十万余人，活捉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及其他一批高级官员。25日，吴化文等人向全国发表起义通电。起义后，吴化文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2.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诚
1948年10月17日，担任长春东半部驻守任务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在我10万兵力的长围久困下，经过以孙公达为首的中共地下组织的积极工作，率所部四万余人通电宣布起义。曾泽生的起义，极大地震动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严重动摇了长春国民党守军的军心。中共也加紧了对他们的争取工作，周恩来亲自致书郑洞国，规劝他时机急迫，速下决心。郑接到信后，终于下决心，于10月19日率第一兵团直属机关部队和新七军全部官兵投诚，使长春和平解放，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进程。曾泽生所率部队完整地纳入人民解放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
3.傅作义起义与北平和平解放
傅作义是国民党的著名爱国将领，一直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1933年到1945年，他满怀爱国热情，一直战斗在抗日战争的前线，战功卓著。由于他能较好地与共产党合作抗战，与共产党的干部交往较多，引起了阎锡山、蒋介石的猜忌与不满。阎锡山的评价是：“傅作义赤化了。”蒋介石则说：“他现在都成了‘七路半’了。”（言外之意和八路十分靠近）[2]虽然如此，且又非蒋的嫡系，但因为他英勇善战，治军有方、声誉颇佳，蒋还是委任他为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对蒋给予的加官晋爵，也心知肚明是蒋想利用他的力量与影响来为蒋火中取栗。因此，他处处提防不被蒋吃掉，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势力，采取以走的姿态对付国民党，以联合的要求寄希望于共产党。到1948年11月，随着东北解放军的秘密进关和对傅军的分割包围，围而不打，特别是作为傅作义命根子的三十五军的被歼及随后天津的解放，使他欲走无路，欲战不能。在我军对北平的军事逼迫的同时，华北城工部正确贯彻运用中共中央的方针，通过多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对傅作义进行争取、教育工作；在与傅的代表进行的多次和平谈判中，我们充分考虑傅作义的要求，最大限度地照顾了傅的利益。傅作义终于冲破重重阻力，下定决心，于1949年1月21日向下属宣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毅然率领所属的50万官兵站到人民的阵营中来，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欢庆北平和平解放。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座历史名城、文化古都和大批珍贵文物完好地得到保存，使200万居民的生命财产免遭兵燹之灾，大大推进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毛泽东曾对他说：“谢谢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你的。”[3]
4.程潜、陈明仁起义
1949年8月4日，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等30多名国民党将领联名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第二天，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解放湖南及西南各地需要借重先生及贷方同志之处甚多，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4]8月25日，新华社发表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指出：程潜将军及陈明仁将军等人的起义和他们的起义电文，不但为湖南和全国人民所欢迎，而且不能不在国民党残余力量中引起重大的反响。
5.董其武、陶峙岳、刘文辉、卢汉起义
1949年9月，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和兵团司令官孙兰锋通电起义，宣告绥远和平解放。稍后，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汉，率驻新疆的国民党军近10万人宣布起义，新疆和平解放。1949年12月9日，在人民解放军向大西南进军过程中，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川陕边区司令潘文华联名宣布起义。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
除上述重大起义外，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中后期，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团结教育工作，国民党军官起义频频发生，仅1949年就有国民党海军巡洋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官兵570多人于吴淞口外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继之灵甫号、长治号、昆仑号等10艘军舰和空军人员驾驶20多架飞机举行起义。国民党江阴要塞官兵7000余人，由总台长唐秉琳、游击炮团团长王德容等率领在战场上起义，使江阴要塞当即解放。在上海战役中，上海警备副司令兼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率部3万多人起义。就连蒋介石的“御林军”、南京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也率部分官兵起义。
所有上述国民党军政要人、爱国将领的起义，对于壮大人民军队的力量，加速国民党军队的失败，促进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最终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统战思想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蒋介石的失败和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
中国共产党为了迎接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做好思想、政策的准备，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村举行。毛泽东向全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全会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并根据报告精神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批准了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在同年6月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所通过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起了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的理论政策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1）根据革命胜利后的基本矛盾确定了基本政策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5]。据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党在各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政治上要巩固和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同时也要尽可能多地团结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便孤立反革命势力，战胜敌人，建设自己的国家。经济上，没收官僚资本归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利用、限制城乡资本主义，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经济向着集体化方向发展。
（2）阐明了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性质及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规定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同时，又阐明了各个阶级在这个政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同的。第一，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第二，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具有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资格。第三，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市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中国必须利用一切对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市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但他们不能充当革命的领导者，也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的地位。第四，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也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3）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思想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求我们党去认真地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这些是这个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没有这种团结，这个专政就不能巩固。同时也要求我们党去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在革命时期使反革命势力陷于孤立，彻底地打倒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样，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
怎样贯彻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方针政策呢？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从团结他们出发，对他们的错误和缺点进行认真的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他们的目的。”并要求“每一个大城市和每一个中等城市，每一个战略区域或每一个省，都应当培养一批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有威信的党外民主人士”。毛泽东代表我党检讨了中共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对党外民主人士的关门主义的错误态度，指出：“这种态度只会使我党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巩固，使敌人获得同盟者。”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反对右的迁就主义和‘左’的关门主义或敷衍主义两种倾向，而采取完全正确的态度。”[6]
由于人民解放战争迅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经过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筹备，于1949年9月2l日至30日在北平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