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生反美抗暴运动
1946年12月24日傍晚，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严重事件。12月26日，北平三家报纸报道了事实真相。国民党当局不仅不保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尊严，反而通过中央社为美军辩解，说什么“酒后失检，各国在所难免”，甚至还诬蔑受害者“似非良家妇女”。顿时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北大爱国学生义愤填膺，高呼：“凉血的才不愤怒，奴性的才不反抗”，“美军必须滚蛋”。12月30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5000多学生联合举行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游行。学生们贴标语、散发传单，高呼：“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并在美军肇事地点东单操场，召开群众大会，控诉美军暴行。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广州、台北等地的学生纷纷举行集会、罢课或示威游行。全国参加罢课、示威游行和各种抗议活动达50万人。其声势之浩大，规模之壮观，影响之广远，远远超过了一二九运动。这次抗暴斗争得到全国各界的大力支持。北平、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教授、学者、文化界知名人士以及各党派、团体纷纷起来支持学生反美爱国斗争。这是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学生进行反美反蒋的第一炮，标志着国统区人民斗争新高潮的到来。
2.五二〇运动
1947年2月9日，上海第三百货业工会邀请上海各界代表在劝工大楼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筹备大会。国民党特务进行破坏行凶，当场打死该工会的梁仁达，打伤100余人，制造了“二九惨案”。2月中旬，国民党又在北平进行全市大搜捕，非法搜捕了各界人士和学生2000多人。5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特别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爱国学生又掀起了一场比抗暴斗争声势更加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镇压人民运动，于5月18日颁布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命令各级地方政府对于10人以上的请愿和罢课、罢工、罢业及游行示威或其他“扰乱治安事情”，“采取紧急处置，作有效之制裁”。但是爱国学生没有屈服。
5月20日，在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5000余名学生冲破宪警阻拦，高举“京沪苏杭十六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的旗帜走上街头，呼喊“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参政会请愿。游行队伍走到珠江路时，遭到了手持铁棒、木棍、皮鞭的宪警特务的毒打，造成重伤20人，20多人被捕。在国府路口，游行学生高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冒雨和军警对峙达六小时之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二〇惨案”。同一天，北平学生15000人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示威游行五小时，结束后返回北大红楼广场举行大会，决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号召全国学生届时游行示威。在天津，南开、北洋两校学生也举行了游行，途中遭到特务殴打，多人受伤。五二〇大示威游行之后，反饥饿、反内战的群众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持续一个多月，有近百万名学生参加了罢课、游行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形成了反对美蒋斗争的新高潮。
五二〇运动在政治上有力地揭露和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口号的提出，把经济斗争、生活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规模也从分散的小型斗争集中为全国性的反美反蒋斗争。无论从性质或规模上看，都已有了质的变化，从而标志着五二〇以后的学生运动已成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斗争的一条战线。在国统区形成的以学生运动为先锋、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蒋爱国运动，到1947年上半年汇聚成强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构成了反蒋的第二条战线。迫使蒋介石必须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与国统区人民两条战线上作战，使蒋介石政府陷入全民的包围之中。
民主党派的历史性转折
第三条道路又称中间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动、独裁、卖国的反革命道路；另一条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中国的道路。第三条道路的主张者是国、共两党之外的一些民主党派，他们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为基础，鼓吹中间路线。尤其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企图在国共两党之间“严守第三者立场”，幻想走第三条道路，即用和平改良的办法使国民党政府“刷新政治”。
1946年6月，张东荪发表了《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主张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1947年4月，张东荪在文章中继续阐述其中间路线主张，他认为和平的死因是“国民党为右，共产党为左”，为挽救时局，中间派的责任就是“把他们偏右者稍稍拉到左转，偏左者稍稍拉到右转，这样右派向左，左派向右的情形，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5]。
中国共产党一直以团结、批评、教育的方法对待民主党派中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主张。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革命高潮的到来，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对民主党派的压制、迫害，使他们打破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认识到只能在靠近共产党或靠近国民党中作出抉择，其中绝大多数人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转向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从而使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产。
在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广大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疯狂镇压，对民主党派进行迫害。
1947年5月，国民党中央社发表《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诬蔑民盟、民建等民主党派已成了“暴乱工具”。继枪杀李公朴、闻一多之后，5月31日，国民党政权在成都、重庆实行大搜捕，逮捕了数十名民盟盟员。10月7日，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民主同盟的许多成员被逮捕、绑架，所办的几家报社被捣毁或遭袭击。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11月，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通告盟员：“自即日起一律停止政治活动，本盟总部同人即日起总辞职，总部亦即日解散”。国民党对各民主党派的残酷镇压，使得各民主党派处境日益艰难，被迫相继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在这困难危急时刻，中国共产党再次向民盟及各民主党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民盟等一部分领导人转移到香港活动，努力开展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团结工作。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承认蒋介石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之无理而又狂妄的举动，不接受解散民盟的任何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总结了民盟斗争的历史经验，清算了中间路线，制定了联共反蒋的政治路线。会议明确主张：彻底推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赞成土地改革和没收官僚资本；放弃中间立场，支持武装斗争，与中共携手合作，为建立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次会议，标志着民盟转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正如民盟领导人史良所说：它“以民盟历史上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走上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在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6]。
1947年11月12日和25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国民党其他民主人士在香港召开了两次会议，为联合创建国民党革命派组织进行准备。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正式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民革成立后，民联和民促仍作为一个组织继续存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是当时中国政治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实现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表明了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彻底决裂，完全站到人民民主等方面来了。从而更扩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进一步孤立了反动顽固派。
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明确表示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与扩大。
1948年1月后，在香港集中了民革、民盟、民联、民建、民进、农工党、致公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的总部和主要领导人，领导本组织的成员开展了大量且很有成效的反美反蒋活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43-1263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67-1274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25页。
[4]《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26页。
[5]http：//202.115.67.5/c387/course/2008/3-30/103041.shtml《第三条道路》。
[6]史良：《在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三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中共发布纪念“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热烈响应
为了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在1948年4月30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郑重宣布：“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它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5月2日，李济深、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代表欢聚一堂，对“五一”口号进行了热烈广泛的讨论。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的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马叙伦、王绍鏊，中国致公党的陈其尤，中国农工党的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的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谭平山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联名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同一天，他们还向国内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通电》，指出：中共“五一”号召“事关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用特奉达，至希速予策进。”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号召告台湾同胞书》。当时在上海处于地下状态的民主建国会中央也于5月23日秘密召开常务理监事会议，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各民主党派为准备召开新政协，从6月份起，在民盟中央的倡议下，以香港为中心开展了一场新政协运动，纷纷举行讨论会、座谈会，撰写文章，贡献意见，研究办法，草拟各种方案，在当时，形成了一个为召开新政协献计献策的热潮。
各民主党派在广泛开展响应“五一”号召，讨论新政协的活动中，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政治觉悟，逐渐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召集政治协商会议的口号，团结了国民党区域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于我党周围”[1]。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扩大。
中共对国民党爱国将领争取工作的胜利
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胜利，中共的政治主张日益深入人心。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利用国民党军队中的矛盾，积极争取、策动国民党爱国将领起义投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上至“剿总”司令、集团军总司令、省政府主席，下至警察局长、师旅长等，纷纷倒戈。从1946年7月到1950年6月的四年中，共争取敌军84万人起义，29万余人接受我军改编，从而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动摇了国民党的军心，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