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共的工作，还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剧艺社”，上演了《屈原》、《天国春秋》、《南冠草》、《法西斯细菌》等一大批进步戏剧。当郭沫若因创作《屈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种种攻击和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道义上给郭以支持，在安全上进行保护。周恩来把为郭沫若五十大寿祝寿作为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来抓。为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会作为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来对待。他指定阳翰笙为筹备组负责人。他在纪念会上说：郭老是革命的战士，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他在为《新华日报》写的社论里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他最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斗争生活。马寅初因抨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腐败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他在狱中度过六十生辰时；周恩来等人专门联名书写“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书琴作伴支床有龟”的寿联相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扬。此后，又领导南方局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营救，终于使马寅初被释出狱。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把大批作家和文化人送到延安或香港。香港顿时成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出版了《笔谈》、《时代文学》、《华商报》、《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拍摄了《民族的悲剧》、《流亡之歌》等进步影片。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时，周恩来指示有关同志要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无微不至的关怀，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巩固了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阵地，使国民党更加孤立。
3.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
在抗日期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垄断金融，吞并民族资本工业，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民族工业陷于危机。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期间，十分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工作。多次同康心如、余铭玉、吴晋航、卢作孚等民族资本家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支持他们坚持抗日、民主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希望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了促进民族资本家的联合，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向他阐释了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恳切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把西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相对抗。高兴亚根据周恩来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周恩来很重视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41年，他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联系，做他的工作。1942年2月，他同刘文辉会面，向刘分析抗战形势，指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配合，并表示愿意在政治上对他们给予支持。经过这次会晤，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的阶段。刘文辉后来还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民主运动，1949年起义。周恩来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0年12月，周恩来派朱家璧到云南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做统战工作。1942年9月，南方局又派张文澄、方文影、杨才组成的调研小组去云南，在龙云的帮助下，建立了与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专门联络的电台。1943年3月，南方局又派华岗到云南，直接与龙云接触，并与卢汉等人加强了联系，促进了龙云等人的思想变化，推动了他们支持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龙云还秘密参加了民盟，使昆明的民主斗争得以广泛开展，使这座春城被誉为“民主堡垒”。另外，对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这些工作，削弱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力量，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坚持抗战工作的顺利开展。
4.加强和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的团结和合作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南方局和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进步人士经常交往。和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张治中、邵力子、贺耀祖等人也经常往来，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仅以共产党和李济深的合作抗日为例，就可略见一斑。李济深是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1940年6月，李济深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就职，支持八路军，主张抗日。1943年底，蒋介石宣布撤销桂林办公厅，让李济深到重庆任挂名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推辞不就，一直在桂林从事抗日与民主活动。宋庆龄、陈嘉庚等募集的医药等物资到桂林，李济深尽力帮助运往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共产党人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撤往香港；太平洋战争后，又撤回内地。这些人进出途经桂林时，大都得到李济深的帮助。
1944年8月，衡阳失守，桂林危急。李济深和柳亚子、黄旭初等倡议，正式成立抗战动员宣传委员会，响应共产党“保卫大西南”号召，在苍梧建立了“人民自卫自治活动委员会”，组织抗日活动，响亮地提出“自卫自治”、“保卫家乡”的口号，发动广大人民组织起来进行抗战。同时，还派人到广东与蔡廷锴及老部下张炎进行联系，敦促他们在广东各地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李的抗日行动，立即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南方局派人化装成商人到李济深家中，向他转达中共对他抗日行动的敬意，表达今后加强合作的意愿。李甚为高兴，并与来人商谈了与中共合作的办法。以后，他在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起到了积极作用。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62-770页。
四 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中共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3年1月，苏联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歼灭德军33万人，从根本上扭转了欧洲战局。1944年夏，苏军收复了全部国土，把战线推到东欧。1943年7月，美英联军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登陆，9月意大利政府向英美投降。l944年6月，英美联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美英在太平洋的作战进展顺利，使日本帝国主义处境极为不利。
中国共产党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后，各解放区的抗日战场上开始进入局部反攻阶段。抗日根据地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与此相反，国民党统治区发生了严重危机。在此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在处理与中共关系上，不得不从“军事解决”再回到“政治解决”上来，要求与中共重新谈判。
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随时恢复两党谈判，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44年3月12日，在延安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讲。他明确指出，现时中国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政治解决”的内容，应该是双方的公平合理的，“我党愿意坚守四条诺言”，国民党政府也应“承认我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其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其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并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国共两党又恢复谈判。1944年4月29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抵达西安。5月4日，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开始谈判。林伯渠首先提出，以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说中所提的五项条件为基础。国民党代表则提出先就边区问题和军事问题进行商谈。在军事问题上，双方在中共领导的军队数量上分歧很大，就此会谈了五次，仍达不成一致意见。5月17日中共代表应邀又飞到重庆继续谈判。中国共产党提出二十条意见。国民党代表看后认为，有些条件的提法无异是宣布国民党的罪状，希望能修改一些内容和词句，并拒绝接受和转交给国民党中央。中共代表经请示中共中央后，决定予以让步，将二十条改为十二条，另八条口头提出。1944年6月5日再次举行会谈。国民党以“内容并未改变”为由拒绝接受中共条件，却抛出个《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提出：第十八集团军及其他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余都要限期取消；陕甘宁边区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党的问题，“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现实办理”。对中共提出的各项政治要求却一字不提。这些条件共产党当然不能接受。由于国民党顽固地坚持一党独裁，经过半年谈判，终无结果。
国民党为了缓和国内的矛盾，于1944年9月5日至19日，在重庆召开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欲借实力迫使共产党接受他们的条件。
中共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乘此机会，利用合法讲坛，揭露他们坚持一党专政、破坏谈判的阴谋。1944年9月15日，林伯渠参政员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讲了谈判中的重要问题、谈判的重要分歧、谈判的经过真相。以有力的事实，说明“七年前的四项诺言，我党坚守不渝”，而国民党政府却在军队、政权与党等重大问题上，对共产党和解放区制造严重障碍，揭露了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的真相。林伯渠严正指出，从抗战民主团结利益出发，挽救目前抗战危机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必须对政府的机构人事政策迅速来一个改弦更张”，“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夺取抗日的最后胜利。
针对国共谈判中的问题，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同志作了著名的《如何解决》的双十节演讲。他严正指出，仅在最近半年内，正面战场沦陷了10万多平方公里土地，正面战场之所以溃败惨重，就是因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周恩来强烈呼吁：“我们认为改组政府、改组统帅部，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联合统帅部，废除失败主义‘军令’和法西斯主义的‘政令’，是挽救目前危机切合时要的惟一正确方案。”[1]周恩来还就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提出了六条具体步骤。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问题上的最高体现。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立刻受到全国各界的拥护。
1944年美军在太平洋转入战略反攻阶段，日军节节败退。美国政府感到“中国共产党已变成中国最有动力的力量”，从它的战略利益出发，逐步走上“扶蒋反共”的道路。1944年9月，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华插手国共谈判。1944年11月7日，赫尔利带着他同蒋介石商定的五点方案到延安。11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同赫尔利进行了谈判。11月9日，中共提出新的五点方案，经过四次会谈，11月10日达成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为共同打败日本强盗建设新中国，要在联合政府之下统一起来；要成立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要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要给人民自由，要实行民主的改革；要承认所有抗日的力量，装备所有抗日的力量，统一所有抗日的力量（用联合政府来统一）；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签字，赫尔利代表美国政府签字作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