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上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共产党还反击了国民党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反动文人张君劢、叶青等鼓吹“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中国人不需要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等谬论。在反共声浪甚嚣尘上的情况下，人民忧虑，朋友疑虑，有些人还想在国共两党主张之外走另一条道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1939年10月到1940年1月，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文章。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特点出发，科学地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论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和联系；从革命的性质和阶段出发，明确了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纲领。既批驳了敌人的谬论，同时给全党和统一战线内各方面人士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中国革命起了重大的指导作用。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起的反共高潮，党内“左”的倾向普遍增长，他们认为蒋介石发动的反共高潮，是新的“马日事变”，统一战线已经破裂，合作抗日没有希望。
针对实际情况，1940年3月，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同年12月，又为中共中央写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阐述了几个重大问题：
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是要灭亡中国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局部的，不是全国性的。所以，中日民族矛盾还是主要矛盾。美英帝国主义还是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壮大，受到全国人民拥护，国民党还不敢贸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所以争取时局好转，克服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能改变。要维护国共继续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向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发展进步势力，才能争取中间势力，才能有效阻止顽固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往往是我们和顽固派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对他们还能抗日，不愿破裂国共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妥协、坚持反共反人民方面则进行坚决斗争，加以孤立。
关于同顽固派进行斗争必须遵循的原则。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政策。”“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自卫原则；有利，就是胜利原则；有节，就是休战原则，要“适可而止”[1]
解放区全面落实抗日民族统战政策
1940年至1942年，世界法西斯势力相当猖狂。1940年6月，德军攻陷巴黎，法国政府投降，德军对英国本土进行海空袭击。1940年9月，德、意、日法西斯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正式结为“轴心国”。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第二天，日本对英、美宣战，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共同反对法西斯国家的联合宣言，正式结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日本妄图把中国变为它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于是加紧了对中国的进攻，梦想迅速灭亡中国。为此，它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另一方面集中侵华兵力的70%和全部伪军，疯狂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1941年后的两年中，兵力在1000人以上的“扫荡”达174次，使用兵力达83万人，实行残暴的“三光”政策，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根据地军民生存的基本条件。这时国民党调集70万军队，围困、进攻解放区。加之华北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解放区面临极端困难的局面。为了进一步巩固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
1.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三三制”政策
为了进一步团结解放区各阶层人民特别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对解放区政权的支持，孤立反共顽固派，使解放区的政权更加巩固，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政权机关中要实行“三三制”政策：“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形式，选出政府委员18人，其中共产党员占7人，按照“三三制”原则，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于是，共产党人徐特立立即申请退出，另选非党人士白文焕递补。在“三三制”政权中，共产党员“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保证了共产党的领导，也调动了民主人士和各界的积极性。像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在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他和另外十名同志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得到毛主席的赞扬，被党中央采纳，并在各解放区贯彻执行。
2.调整农民和地主的权益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抗日的基本力量，因此，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充分调动农民参加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积极性，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基本问题。在当时，农民在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下，生活异常艰难。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保证农民的人权、地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成为坚持抗战的当务之急。然而，由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已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地主的大多数有抗日的要求，一部分开明绅士，也赞成民主改革。保障地主的人权、地权、财权，借以争取、联合地主一致抗日，也是不可忽视的问题。1940年12月，中共中央在指示中要求：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利息，不要减到超过社会经济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权仍属于地主。到1941年底，各解放区的减租、减息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这种既适当提高农民权益，又通过有原则的让步，保障地主权益的做法，使农村的土地关系与阶级关系发生了有利于抗日的变化，使解放区的民主政权从根本上得到巩固，掀起了参军参战热潮和互助合作的生产运动，为支援长期抗战和夺取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统战工作
1.支持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建立
国民参政会是1938年国民党政府成立的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由国民党一党所控制。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意机关，但它是政治走向民主的一个进步，所以中共中央对它采取积极的态度。但到1939年1月，国民党实施“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政策后，国民参政会成为欺骗人民的工具。1939年9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了七个有关民主宪政的提案。中共参政员陈绍禹、董必武等人提出《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青年党参政员左舜生、第三党参政员章伯钧等人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而利抗战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张申府，中华职教社参政员江恒源等人都围绕实行民主宪政提出议案，其中心主题是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经过激烈辩论，最后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蒋介石指定黄炎培、张君劢等十九名参政员组成宪政期成会（后又增加章伯钧等六人），协助政府促成宪政。
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决议，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参政会宪政提案的通过，受到全国人民和民主党派的欢迎。在不少地方开展起促进民主宪政的运动。1939年11月，中共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等在延安发起成立了宪政促进会。山东、皖南、晋西北、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宪政促进会也纷纷成立。1940年12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说，明确指出，“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专政。”中国现在的顽固派，“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为全国宪政运动指明了方向。
事实确实如此。1940年4月，国民参政会讨论由黄炎培、张君劢、罗隆基等提交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五次大会的《中华民国宪法修正案》，争论激烈。蒋介石指示交国民政府办理，遂石沉大海。9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国民参政会延期。这场骗局加闹剧，就这样闭幕了。国民党从此以后，变本加厉地迫害民主人士。
10月，在新疆，逮捕了民主人士杜重远。12月，扣押了抨击孔祥熙、宋子文贪污腐败的马寅初。1941年初，邹韬奋被迫流亡香港。所有这一切，使中间党派进一步醒悟，更加同情、支持中国共产党。
为了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以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为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部分无党派人士。大会选举黄炎培等十三人为中央委员，推举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梁漱溟、章伯钧为中央常务委员。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0月10日，在香港创办《光明报》，作为该组织的机关报，并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后来黄炎培因事出国，推举张澜为主席。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后，“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有“三党三派”之称。其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联合政权，实现民主政治，加强国内团结。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中国政治活动中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间派的进一步觉醒、团结，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创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新篇章。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就以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心开展起来。
2.积极争取、团结知识分子
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只有这样，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日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
抗战初，周恩来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担任该部第三厅厅长。周恩来通过第三厅，团结了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他和郭沫若、邹韬奋、陶行知、马寅初、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沈志远等人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在重庆还出版了《资本论》、《列宁选集》、《论持久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