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和发展
国共两党领导人的直接谈判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抗战，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由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毛泽东这两个讲话，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1）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依据。“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2）党在当前阶段的任务。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利，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3）共产党的最高纲领与实行三民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统治下去，因而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毛泽东同时又强调说：“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4）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在回顾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在当前，“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毛泽东还从原则上提出了实现政治领导的方法：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第二，必须依靠和发挥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第三，共产党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发展和巩固这种联盟。第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全党在思想政治上高度的一致性和纪律上的严格性。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要以艰苦卓绝的努力，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接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还召开了白区党代表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进一步明确了我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合作的格局虽然基本确定，但怎样实现合作，尚有一系列具体问题亟待解决。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于1937年2月至9月，先后同国民党代表进行了五轮谈判。
第一次西安谈判。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举行谈判。谈判的基础是共产党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的五项国策、四项保证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决议案，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和苏区政权改制等问题。
关于红军改编后的编制及人数。谈判开始，国民党代表就提出只准红军编为3个团，后又增加为6个团，人数限3000至5000人。周恩来等中共代表提出的最后方案是将红军主力编为3个国防师，计6个旅12个团，每师15000人；其他如骑兵、炮兵、通信、辎重部队等编为直属队；地方红军编为保安团和民团。
关于红军改编后的指挥领导问题。中共代表提出在3个国防师之上设总指挥部或某路军总指挥部，红军领导不变，各级指挥人员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
关于苏区政府问题。中共代表认为，可以将陕甘宁边区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接受南京政府的指导，改变苏维埃制度，边区行政人员经民主选举推荐，由南京政府委任。国民党方面则提出，不仅要向边区政府派人，而且还要担任主要职务。
周恩来等一面坚持原则，一面作适当让步，使谈判双方意见一度趋于接近。但是，顾祝同等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推翻原议，提出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地位；红军要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各级军政人员由国民党中央派遣；陕甘宁边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各省领导，取消民选制度，由国民党政府委任等，企图完全改变红军领导和分割取消边区政府，致使谈判无法达成协议。3月12日，中共中央代表提议要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西安谈判遂告结束。
第二次杭州谈判。
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进行了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提出11项书面要求和5项口头声明，重申中国共产党坚持边区行政的完整，政府人员民选推荐，红军编为3个师和红军领导人不变等主张，并严正声明：中共为国家和民族利益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合作，但绝不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他指出，如果国民党能够彻底实行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共产党可以拥蒋抗日，切实履行自己的四项保证，作出必要的让步。蒋介石表示，过去合作的失败，双方都要加以检讨，尤其中共。他希望中共不要提和国民党合作，只与他合作，只要拥他为领袖。但周恩来坚持实行两党合作，并认为要保证两党合作到底，必须有一个共同纲领和适当的组织形式。迫于形势的压力和中共的真诚，蒋介石只好同意继续商谈合作的共同纲领以及合作的组织形式等问题。
4月初，周恩来回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杭州谈判情况。中共中央决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国民党一大宣言基础上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的纲领，并提议国共两党及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共同推举蒋为领袖。
4月26日，周恩来携带中共中央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从延安飞抵西安。5月6日至15日，周恩来等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进行多次会商，未达成统一意见。23日，周恩来、林伯渠携带《纲领草案》到洛阳会见蒋介石，因故未能会谈。但双方约定到庐山就共同纲领等问题继续谈判。
第三次庐山谈判。
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与蒋介石在庐山进行多次会谈。谈判中，蒋介石一改杭州时的态度，根本不提共同纲领问题，却提出了《成立民国革命同盟会的主张》。《主张》提出同盟会由蒋决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蒋为主席，有最后之决定权；共同纲领及国共两党一切对外宣传活动，统由同盟会讨论执行；同盟会将来可以扩大为国共合组党；同盟会可与第三国际发生组织关系以代替与中共关系；对其他党派不必谈合作。关于杭州谈判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蒋介石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党即公布宣言以及红军改编为3个师，45000人，师以上设政训处；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荐副职；分批释放在狱中的中共党员；由中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领袖必须离开部队；国民大会指定中共出席代表，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国防会议可容中共干部参加。蒋介石在国共合作上设障碍，实质上是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同意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和有关红军指挥机关与边区政府人事安排意见，坚持设改编后的总司令部或指挥部。对蒋介石提出的其他意见均表示不能同意。
在与蒋介石谈判期间，周恩来曾与宋子文、宋美龄、张冲会谈，再三陈述改编后的红军以政治名义管理军队不妥，统帅机关应给予军事名义，并通过他们同蒋介石具体磋商，但蒋坚持红军改编后设政训处，使得双方谈判陷入僵局。6月16日，周恩来离开庐山回延安。
第四次庐山谈判。
由于国民政府面临日益高涨的抗日民情和国土危机形势，6月26日，南京政府电催周恩来到庐山就合作抗日问题继续谈判。7月4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中共代表团离开延安，经西安转赴上海。在上海期间，周恩来等探望了宋庆龄，征求她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得到了宋庆龄的支持。
7月7日，日军炮击宛平城和卢沟桥，中国驻军二十九军官兵奋起回击，卢沟桥事变爆发。
13日，周恩来等会见蒋鼎文、宋子文商谈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问题。
14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抵达庐山。当日会见张冲。会谈主题是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
7月1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蒋介石。蒋扣压没有公布。
17日，周恩来等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谈判中，蒋介石虽对日本侵略的本质有新的看法，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所转变，但在红军改编、陕甘宁边区改制，特别是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上仍然分歧很大。谈判中，蒋介石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坚持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指挥权，政治主任可以由周恩来担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其用意就是不让共产党独立指挥军队。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与人事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双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中共中央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就谈判中争执的问题进行了协商，决定再次给予一定的让步，提出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制度，要求设正副主任，朱（德）正彭（德怀）副。但战时必须设指挥部，以资统率。
18日，周恩来将所拟关于两党谈判的十二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主要内容是：允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表书面谈话表示赞同；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所辖十八县，其疆域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等。由于蒋介石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机关，使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于当日离开庐山赴上海、南京等地观察时局。
第五次南京谈判。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国民党政府决定8月中旬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邀请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方将领共商国防大计。
8月1日，蒋介石令张冲急电延安，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通过谈判解决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确定政治纲领、决定国防计划、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红军作战方针等问题。9日，周恩来等飞抵南京。
11日，周恩来在国防会议上作长篇发言，阐述了中共的抗战战略战术和指导方针。会议期间，周恩来等与宋美龄、宋子文、孙科、张治中、邵力子、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黄琪翔等广为接触。中共在南京实际上取得了公开合法活动的地位。
12日，蒋介石派康泽见周恩来，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周恩来等严辞批驳，并要求将中共意见报蒋介石。
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扬言3个月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直接受到威胁，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
此时，蒋介石希望红军能立即出动到抗日前线，牵制日方兵力，减轻上海压力。18日，国共双方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下编三个师，部队的给养等一律照发，改编后部队尽快开赴前线。蒋介石还答应国民党不派军官到八路军任职，只在总部和三个师各派联络参谋一人，不再派政治主任和参谋长。这样，国共两党谈判中僵持已久的红军改编的军事指挥与人事安排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但陕甘宁边区范围和政府人员，国民党向八路军派遣的军政干部，国共合作宣言何时发表等问题尚未解决。21日，周恩来、朱德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判中的未了事宜，由叶剑英（9月中旬又增加了博古）留在南京交涉。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公布了红军改编的命令。25日，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发表就职通电，表示“效命疆场，誓驱日寇，收复失地，为中国之独立自由幸福而奋斗到底”。9月11日，第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总司令和副总司令，红军改编任务全面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