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记者招待往往遭遇到一些现实的困境。例如，政府对记者招待会参会媒体的选择具有很强的倾向性，不少记者甘当“记托”作出有利于政府的报道，问答因此流于形式而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锋；政府为垄断信息，对记者招待会采取了背景说明、发散手稿、新闻通稿等统一新闻报道的方式，并在直接引用、间接引用、不予报道等方面对媒体报道作出种种限制；政府经常用一种细节真实的方式模糊事实；等等。事实上，在不危及国家安全、不违反保密原则的条件下，有效的信息公开是记者招待会新闻报道真实性的主要来源和重要保障，也是保证政府信息可信度和媒体公信力的重要手段。当然，关键不在信息是否应该完全公开，而是如何有效公开。
第一节记者是政府的“托儿”吗？
2006年2月25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现场回答观众提问时，有观众问道：“赵主任您好，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我没有参加过新闻发布会，但是我想知道那些国内的那些记者是安排好的吗？是托儿吗？”赵启正回答说：“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少数情况有。因为我安排新闻发言人不得超过8分钟，他讲不完，并且他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还是想回答，这个托儿不多，一个两个而已，第三个绝对不是。这个托儿不是设计阴谋，是来不及回答，并且这个现象今后是越来越少了。因为你8分钟高度的概括也是很了不起的，如果找托说明你概括能力低，是不是？”此例从一个侧面说明，由于记者招待会上“记托”现象比较突出，某些公众认为政府记者招待会是政府与媒体共谋的表演场所，故而对政府记者招待会和记者的职业精神提出质疑。
一、美国的“记托”现象
在美国，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政府部门通过颁发不同的记者证对参会记者进行管理，并严格限制记者证的发放。记者们要顺利地、经常性地参加记者招待会，需要提出申请获得这些政府部门的专门记者证。白宫记者证申请得到初步批准后，申请人通常要受到安全部门历时2个月的审查，除填报表格外还需留下10个指印；美国政府还通过调控专门的媒体组织“白宫记者协会”对参加白宫记者招待会的媒体进行资格审查；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在第一排就座的通常是ABC(美国广播公司)、NBC(全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大电视网和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等世界性通讯社的记者。这三点可以看出政府对参会媒体及记者的精心选择。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确定了三家主要的新闻机构作为政府新闻的传播渠道，即美联社、联合新闻社与《纽约太阳报》。至于其他记者，罗斯福把他们划分为内部人和局外人两大类。在总统眼里，前者指那些不反对他、不写不利于他报道的记者，后者指他认为报道不实或冒犯了他的记者。西奥多.罗斯福还为记者招待会建立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室。当时有评论家分析说，“建立这种真正的新闻发布室，其中还包含着象征意义。记者再也不是总统的客人了，而是公认的政府公共机构人员。这种行动含有利他主义的意义，但不太多。罗斯福所要的只是在身边装备有一台机器，一旦要用，只需发动引擎就行。这种基本思想一步一步发展成为今天不断壮大的、由庞大的白宫宣传机构所豢养的一大批记者。罗斯福正在亲手豢养他们并且他不耻于有能力这样做。”
美国总统的新闻班子通常授意白宫记者先提一些总统准备好的问题，并且头几个问题都经过了事先安排，目的是为了有效地控制政府年记者招待会。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培养自己的“记托”，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事先设计的或有利于总统的问题，在记者招待会后作出有利于政府的报道。通过政府记者招待会，小罗斯福通过给克里尔等几个甘心作“托儿”的记者的优待，通过这些记者给杂志所写的文章，他努力做到了把报刊作为新闻的传送带。小罗斯福很了解新闻界，执政后立即用无可匹敌的压力迫使新闻界人士和自己保持同步。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他总是孤立任何一个提出刁钻古怪问题的记者，把他搞得滑稽可笑。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前排就座的，总是那么几个人，他们全是小罗斯福的人。一旦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出什么隽辞妙语，他们就随声附和，哈哈大笑。当时有美国媒体把这些记者称作是总统的“痴笑俱乐部”。
2005年1月26日，美国共和党故意安插一位名叫杰夫.坎农的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问了小布什总统一些很容易回答的问题。这一事件被批评家称之为小布什的“记者门”，认为其违反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评论说：“雇佣记者为自己代言并非小布什首开先例。本世纪初入主白宫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是第一个运用‘诉诸舆论’战略的现代总统，他巧妙地运用记者招待会，借华盛顿报纸大造舆论，为推行‘新国家主义’改革鸣锣开道。后来的威尔逊、小罗斯福、肯尼迪等无不效法，成为坐稳总统宝座的一大法宝。”
二、“记托”的不良后果
美国政府往往通过控制记者招待会的“记托”垄断信息和掌控新闻。一个记者若想参加记者招待会，必须具备被政府选择参会的前提，即作出对政府和总统本人有利的新闻报道。而一旦他取得资格参加记者招待会，他将小心谨慎地保持与政府的这种关系，其新闻报道自然需要符合政府的议程设置。一位美国学者说：“一个记者如想得到新闻，他必须立志步入天堂，步入天堂后，他还得小心谨慎。为什么对于总统的新闻报道大部分都对他有利，这就不足为奇了。”一般情况下，记者通过政府记者招待会获得的信息，大多是政府进行设置、希望传播的信息。美国报人理查·霍奇勒在《操控新闻》一文中说：“许多美国报纸的读者并不知道，他们所阅读的‘新闻’，很多其实并非出自新闻人员本身的勤奋发掘或谨慎思考，而是来自某份由政府机构所发布、上面印有‘请勿引述来源’的新闻资料。”于是，作为记者招待会“记托”的记者通常接受政府这种既提供信息又操控新闻的做法，导致政府垄断信息意图的实现。这种垄断是双方有意或无意达成的共识。
习惯“记托”角色的记者容易对记者招待会产生依赖，将其视作权威且唯一的官方信息来源，以坐等政府新闻发布取代深入采访，以服从新闻通稿取代深度报道，从而造成记者的惰性。美国学者在对新闻人员所做的研究中指出，新闻通稿、记者招待会以及私下交谈是三种基本的新闻采集方式。但是，他们强调，“一位新闻特派员如果希望获得更多更深入的信息，他就必须努力培养一些个人的新闻来源”，“能见度愈高的新闻，愈可获得记者的青睐，但对新闻媒体而言，其价值却相对较低，形成‘套餐新闻’”。
记者招待会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大多呈现出附生和共谋状态，表现出记者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缺失，这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相违背。而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坚守非党派、非团体的公正立场，主张媒体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里根政府很快地认识到，取得最好的宣传效果的办法是邀请那些职业道德观念不很强的记者，因为他们只会写出对政府有利的消息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记者要么当一个溜须拍马的人，要么必须敢于冒些风险。那些敢于冒风险的人通常具有职业独创性，他们在白宫里找到一些内部消息的提供者，这样他们就能够写出好的报道。但与此同时，他们会触怒总统和他的助手们，也有可能被拒绝参加政府记者招待会。即使这样，许多记者所认为的大量符合公众利益的消息还是被政府很巧妙地掩盖了起来。
三、“记托”现象的评说
应该承认，在各国政府记者招待会上，“记托”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也为实际宣传工作所需要，但不应由点及面，使新闻记者完全成为政府宣传的附庸。此外，在某些新闻法理机制不太健全的国家，政府记者招待会还有可能异化为红包会，造成有偿新闻的泛滥。
作为信息源的政府应该善于通过记者招待会疏通各种信息渠道，而不能一味地培养“记托”，采取信息围堵甚至垄断的方式。记者缺乏应有新闻从业精神和职业道德，难以代表受众向政府提问，不能积极主动地提出公众欲知而未知的问题，更无法作为社会公器对政府进行质问和监督。因此，即使在政府已经进行了记者招待会的政策议程设置，即使是对记者招待会的同一事件的信息发布的提问，即使是对记者招待会设定的同一议题的报道，不同的记者也应该从选材和受众角度进行不同内容、侧面、风格、观点的报道。并且，记者还应用客观、中立的眼光来看待和处理政府发布信息，分析其提供信息的方式、内容的选择和使用的语汇，并从记者招待会以外的多种渠道获取新的信息。就媒体而言，完全依赖记者招待会替代记者的独立采访和全面调查，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损害。
政府对记者招待会参会媒体的选择具有很强的倾向性，记者甘当“记托”并作出有利于政府的报道，问与答也因此流于形式而很难产生真正的交锋。记者招待会主体有新闻宣传的明确动机，其对记者招待会客体的选择也显示出明显的倾向性，由此造成参会媒体及记者个人的被选择性以及媒体与政府的共谋性，使“记托”现象产生相关的消极影响，成为记者提问态度不积极主动，以及提不出高质量问题的重要原因，也很难引出精彩的回答。从这一意义上说，政府可以在参会媒体的选择上尽量做到多样化，尽可能地召集各种类型合法媒体的记者，包括本国媒体和境外媒体、机关性质媒体和非机关性质媒体、可控媒体和不可控媒体，等等。政府还可以在媒体选择上采取政府邀请与记者申请相结合的方式，凡符合要求的记者都应被允许参加记者招待会并有权提问。
诚然，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首要职能，而政府记者招待会的信息传递的直接性和权威性显然促进了这一职能的实现。但是，新闻媒体如果严重依赖政府以及坐等政府信息，缺乏客观公正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就会完全丧失新闻媒体的相对独立性，不利于舆论监督的实现与公众知情权的维护。同时，由政府选择参会媒体和记者，这些媒体很难代表公众对政府实行舆论监督，也很难提出公众需要而政府不好作答的问题。如果政府只从新闻宣传角度考虑政府记者招待会的意义，或仅从本位主义视角限制政府记者招待会的报道内容，就会使参会记者的报道视角受到限制。
第二节如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一、政府信息源的单一化
政府记者招待会的信息控制是指政府对信息发布权及信息解释权的控制，主要指政府对公众信息的控制，而当这一行为与媒体报道结合时便成为新闻信息控制。政府记者招待会把政府作为唯一的权威信源，其副作用在于造成新闻来源的单一性，从而产生政府信息控制与媒体报道多样性的矛盾，严重挑战了公众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新闻业内人士鞠宏磊在《如何凸现记者招待会报道个性》一文中提出：“总的来说，个性来自于独家。客观因素所限，不能做独家实录，那么可以做独家标题；不能做独家内容，可以做独家编排；不能做独家题材，可以做独家体裁；不能做独家文字，可以有独家图片。”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此言也折射出，在政府的信息控制下，政府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个性是有限的。
从理论上讲，政府记者招待会本应是政府信息公开和新闻报道多样性的有机结合。政府记者招待会制度起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公众对于政府大量、权威、多样、丰富的政府信息的需求，而媒体只是一个中介物和传播渠道，接受政府议程转化为媒体议程传递给公众，同时作为公众的代言人从政府那里获取公共信息；作为一个权威机构和公共利益的执行者，政府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信源，在公众心目中具有较高的可信度。特别是在危机问题面前，政府的声音能让小道消息、流言谣言不攻自破。政府记者招待会专门用于向公众沟通政府信息、有针对性地回答公众对政府政策方面的疑问，其制度本身就意味着政府政务信息的公开。因此，政府记者招待会有利于政府信息公开和信息透明，有利于媒体扩大信息采集量和新闻报道的多样化，有利于公众迅速获知与己相关的大量、丰富的公共信息。但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