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那个该死的、现在叫听众研究部的机构成立以来，BBC就真正开始堕落了。
——里思勋爵
这一行业的问题在于人们得不到赠券。
——威奇托KAKE－TV总经理马丁·乌曼斯基转引ABC电视网总裁奥利弗·特雷茨的话
尼尔森的数据对电视网来说，可谓生死悠关，其他数据可能有趣，也有启发作用，看了感觉不错，但是你不能靠它们生存。
——纽约市富特-科恩-贝尔丁传媒研究会主任兼副总裁爱德华·I·巴兹
我喜欢早上听着广播醒来，晚上听着广播进门，我的收音机几乎整天都开着，连家中的小狗对它也是喜欢得不能再喜欢了。
——一位每天为尼尔森日记卡收听率调查作记录的女士
尼尔森电视观众研究公司发布的信息，无论从广度、准确性、种类细分，还是从实用性方面看，没有任何广告媒体可以与电视相比。在美国，每一家全国性电视网和电视网的广告代理公司，每一家电视网的广告主，都在使用尼尔森的数据。后者要么直接订购，要么通过广告公司获得。这相当清楚地表明了尼尔森数据的实际使用情况和价值所在。
——老阿瑟·C·尼尔森（Arthur C.Niel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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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说，广播电视是一种典型的现代行为。它看不见摸不着，是来自远方的一种人工力量，距离之遥远，令人似乎无法察觉其影响。信号射向空中，只有上帝才知道它们究竟会到达何处。业余无线电台操作者们愉快地记着日记，记下那些对他们作出回应的人。实际上，一旦他们取得联系，双方除了自我介绍外，通常都无话可说。没有人把回复无线电信号当回事。如果一个人在世界上独自生活，他就仿佛站在一间黑暗而静寂无声的屋子里，手指触摸不到任何东西。很显然，他需要帮助。
作为描述观众群大小的重要指标，“收视率”是西方世界一个通行的电视数据。事实上，是否有受众调查，是判断一个社会“民主”与否的一个必要的（显然不是充分的）标准。不过，在一个电视社会中，如果所有的节目都由收视率来决定，那么这种民主会是一种最坏的民主。少数派永远会输，因为收视率是没有灵魂的、头脑简单的——它一人一票，无法反映荧屏面前观众的感情浓淡。现代评论一般都不可能像家庭主妇发牢骚那样出自真心：“每次我喜欢某个节目时，他们就不播了。”实际上，民主的本质就是合作，没有利益冲突时，人们纷纷投桃报李，由此形成暂时的多数。但是，却没有一种机制能使电视观众也齐心协力。
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绝对的。即使没有收视率，观察家们也能找到一套了解广播系统如何运作的方式。1930年代初，当《阿莫斯与安迪》在芝加哥开播时，电话公司就注意到，在晚间7：00到7：15时段，电话使用数下降了50%，即使现在，大多数美国城市供水部门发现，当电视台停播时，总管道的水压就会下降。其实，这种测量并没有超出人类智力的范围。有时候，粗略的测量是偶然发生的。例如，当NBC砍掉纽约喷气机队对奥克兰入侵者队的橄榄球比赛，转而播放《海迪》节目时，观众们愤怒的抗议，导致纽约电话7局的交换机陷入了瘫痪。习惯性地清点邮件也是一种粗略测量。20年前《红色频道》的出版和黑名单的盛行，给了锡拉丘兹一位信件代写店店主一项权力，除了最具天才的电视演员之外，他几乎能端掉所有人的饭碗。对于电视网研究人员来说，TVQ调查更精确，一度也相当受欢迎。它向一个由2000名受访者组成的固定样本组发放问卷，要求他们回答某一节目是否是“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这种方法有一个更复杂的变种，是由W·R·西蒙斯（WR.Simmons）提出的“关注度”（Attentiveness）调查。这项调查要求观众回答他们在观看节目时是否：（1）在房间里全神贯注地看；（2）在房间里比较关注地看；（3）大多数时间不在房间里。不过，广告主很少使用这一测量数据，1960年代中期以后，电视网的广告主就根本不理睬这些数据了。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在奥地利，法律要求广播电视局（ORF）采集收视率数据并公布结果。管理层深深意识到电视媒介的文化潜力，他们并不喜欢这种方式。局长格尔德·巴彻不快地说：“有些节目质量越差，要想撤掉它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因为这些节目非常流行。”在长度从4周（分别在11月和1月）到8周（分别在6月和9月）不等的4次收视率调查中，ORF一周访问2800人，以确定有多少人收看电视以及收看了什么节目，并让受访者根据自己的喜爱度给节目打分，分值从+10到-10。1968年，在定期播放的娱乐节目中，收视率排名第二的是《Solo für O.N.C.E.L.》节目；喜爱度得分第一的是《达克塔里》，全年得分保持在+8分以上，紧随其后的是《弗利珀》。
相比之下，在法国广播公司（I’ORTF）1964年开始播放广告之前，法国一直没有收视率这回事。虽然现在，这个由国家控制的公司购买精确而连续的调查数据，但是法规严格限制任何人公布收视率结果。在法国，有3家市场调查公司进行受众消费行为研究，每一家公司都采用日记法对随机抽出的固定样本组进行收视调查，这些日记（一周大约1400份）收回后都交给I‘ORTF进行数据处理。尽管大多数法国电视节目实际上相当平庸，但是基本上，公众舆论对于播出内容不会具有决定性作用。谈起每晚3分钟的卡通片《沙多克斯》，I’ORTF实验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在报告中引述导演皮埃尔·谢弗的话说：“如果观众不喜欢《沙多克斯》，那他们真是愚不可及。”
在英国，就像有两个相互竞争的广播公司一样，也有两个相互竞争的收视率调查公司。非商业性的BBC有两个频道，每年大约要雇用700名业余访员，他们一年中每天要访问2250位成年人和450名儿童，询问他们昨天看了什么电视节目。还有一个由2000户家庭构成的固定样本组，每个月要更新其中1/6的样本户，由此产生的数据，用BBC受众研究主管布莱恩·埃米特的话来说，是“关于电视节目效果快速而残缺的反馈”。该公司还向样本户邮寄问卷，请他们对自己上一周所看到的节目的喜爱情况，用5级量表（从A+到C-）打分。每逢国际体育赛事，观众的喜爱度往往与英国队的表现明显相关。综艺节目的喜爱度与收视率也正向相关。但是，如埃米特所说的：“在类似星期三播出的系列剧中，新派剧作家喜欢加入厨房水槽的场景，实际上其收视率与喜爱度之间的相关性几乎为零。”威廉·贝尔森的一项早期研究曾经指出：在晚间，电视的出现往往将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的一位或多位成员赶上街头。尽管如此，一般英国研究人员仍然认为，每一个节目都会有许多并不喜欢它的人在观看，其原因正像BBC的一本小册子指出的那样：“电视机常常摆放在家中一个温馨的房间里。”
在英国，商业电视受独立电视公司（ITA）的监管，这个机构拥有电视节目发射塔。英国法律要求ITA，要“弄清公众舆论对该局播出的节目（包括广告）的反应”。他们调查收视率的方法是，抽取一些固定样本家庭，通过在样本户家中安装电子测量仪来采集数据。这种仪器的一大优点是，它可以告诉广告主，在播放他们广告的那一刻有多少家庭在收看这个频道，当然，根据这些样本家庭的百分比可以推断出全国观众的百分比。ITA研究部主任伊恩·霍尔丹说：“我得说，我更喜欢BBC的调查。收看电视的是人，不是机器。”不过，固定样本户中的家庭主妇们也记日记，反映收看节目的每一观众的个人情况，以便调查公司能够为广告主提供有关观众年龄、性别、收入等各方面的信息。
另外，霍尔丹个人还对观众的喜好与否进行了细致的调查。他说：“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由于法律的要求。法律规定我们播出的内容不能违反良知，不能降低品味，不能教唆犯罪。所以我们经常要询问观众：‘您最近是否看到了一些您认为应当扔到厕所里去的东西？’之后，我们要设法帮助节目制作者。法律还规定，每个星期天晚上6：00～7：30时段，未经宗教委员会批准，不得播放任何节目，我们称它为‘神圣时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纯粹的宗教节目没有多少观众，也不讨人喜欢，但是与个人或世界相关的宗教问题，的确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然后，我们再提出建议。有一段时期，电视剧里充斥着坐在垃圾筒上的流浪汉，谈论不朽和来世等问题。我们的研究显示，你不能指望布洛格斯夫人（Mrs Bloggs）会对剧中的这些流浪汉感兴趣。电视受众并不是西伦敦剧院的观众，他们也听节目，这为我们增加了许多电视剧受众。”
1968年，当ITA采用一套新的测量仪系统后，BBC也开始跟进，其代价是一年投入100万英镑，加上换掉广播电视大厦内所有的雇员。由于两家公司的测量不同，其结果无法比较。BBC1970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家庭喜剧《不要当着孩子的面》是该公司最受欢迎的节目，拥有1378万观众（毫无疑问，其中许多是儿童，这个名字对儿童极具诱惑力，节目的开播时间是周五晚上7：55）。而ITA的测量结果是，这个节目的观众为5353万个家庭，收视率不比ITA的另外13个节目更低。这13个节目中，有3个是在ITA晚间半小时新闻节目《10点新闻》中，分不同晚上播出的。
英国的广告人似乎同意这样的观点，1950年代ITA刚刚成立时，从BBC公司夺走了大约1/2的观众，促使BBC不得不大幅调整节目制作方针，以改变其有些呆板的态势。弗雷德·艾伦曾经指出：“BBC一天的节目安排是，先以一个有关消灭田鼠的讲座开头，余下的节目同样枯燥无味。”BBC轻松娱乐部主管汤姆·斯隆回忆说：1954年他刚进入BBC时，公司经理曾经对他说：“电视上的滑稽节目简直是浪费时间……观众以为我们是‘红鼻’小丑，是杂耍艺人。”后来，因担心在商业竞争中失去观众，BBC从美国引进了大量西部片和动作片，当然，现在这些节目已经数量大减，风光不在了。与此同时，BBC还开发了自己的家庭情景喜剧，其中两部经过改编后，最近也出口美国，一部是《全家福》，另一部是《桑福德父子》。到1960年代末，BBC两个频道的平均观众数，大约与一个商业频道晚间所吸引的观众数持平。在英国，关于迎合公众口味的做法是好还是坏，一直存在争议，最强势的观点倾向是，认为这样做不合适。
创办《福赛特世家》和《文明》节目的BBC节目导演戴维·阿滕伯勒说：“我们有责任吸引观众，如果没有人听，那么这些谈论令人揪心的荒野和漂亮的格言警句的节目将毫无价值。我们想占有40%到60%的受众，我不在乎这60%是喜欢我们的节目还是喜欢他们的节目。可是一周复一周，如果我们两个频道的受众只有30%，那么我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广播公司。如果我们能占有70%的观众，我就知道我们还不够大胆。”如果ITA开办第二个频道，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否会发生改变呢？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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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视听率调查开始于1930年3月。当时，舆论研究者阿奇博尔德·克罗斯利（Archibard Crossley）与一些全国性广告主联合，成立了“广播分析合作社”。他们所采用的调查方法是“电话回忆法”——访问员打电话到样本户家中，请人们回忆昨天收听了什么节目。
对该方法的第一次改进，是由克劳德·E·胡珀（Claude EHooper）完成的。他的“胡珀收听率”（Hooperatings）调查，采用的是“同步电话调查法”，也就是访问员给抽中的样本家庭打电话，要求对方回答如下问题：收音机是否开着，如果是，收听的是什么节目。即使是现在，应某个客户的独特要求，美国研究局（ARB）仍然会采用这种方法，在全国范围内测量某一家广播网节目的受众情况。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不能提供凌晨和深晚的观众数据，而且不是每人的电话号码都登记在册，有些观众还可能说谎——1950年代，《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一位男子对着电话回答说他正在收看《文萃》节目，这是福特基金会第一个声名远播的节目，可他身后的荧屏上播放的却是骑手们在马上对射的场景。
还有一种方法是BBC至今仍然采用的“辅助回忆法”，由访问员带着昨天的节目单入户访问。这种方法的缺点在于访问员的个人特性可能会对受访者造成影响。比如，观众会说看了某个节目，因为他们“总是”看那个节目，即使昨天他们实际上错过了那个节目。此外，当访问员手中节目单上的某些节目令受访者觉得他们“应当”看过时，这种“自欺欺人”的事情也会发生。需要提及的是，从平均素质来看访问员要高于受访者，以上偏差会相应地拔高BBC的视听率，但是对美国的任何一家广播电视网都不会出现这种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