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简直是孩子们的伴侣，它在儿童成长早期就与他们结下亲密关系，这是其他任何大众媒体所不能相比的。
——J·D·哈洛伦
在电视机前长大的儿童，大部分时间会消极被动地倾听电视荧屏上的温情话语，倾听着所谓电视名人的深层情感交流，他们常常无法对现实中的人们产生反应，因为比起演技高超的演员来，现实中的人们所能激起的感情冲动要少得多。更糟的是，他们失去了从现实中学习的能力，因为生活经验比他们在屏幕上看到的更为复杂，而且最终也没有人来解释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当“电视儿童”……不能把握所发生事情的含义时，他会变得非常沮丧。……如果年岁稍长，这块坚固的惯性障碍仍然无法消除，那么，儿童在电视机前形成的与他人的情感隔离就会持续下去，……最终，当需要独自积极地面对生活时，他会变得消极而沮丧。这是电视真正的危险。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当像《科学评论》、《来自热带雨林》、《你有照相机吗？》之类的教育节目出现在BBC的荧屏上时，那些既能看到BBC也能看到商业频道的儿童，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商业频道。商业频道更像美国的商业电视，孩子们通常能在上面看到许多卡通片、西部片之类的节目。但是，如果孩子们只能收看到BBC，就是说，如果他所在的社区还看不到商业频道的话，那么，只有一种选择，打开电视机，收看教育节目。在这种情形下，英国的调查人员报告说：“很多孩子选择收看教育节目，实际上，他们很喜欢这些节目。”
——威尔伯·施拉姆引述并解释希尔德·希梅尔维特的话
这个电视市场上，周期天早晨明显缺少儿童节目。几年前，当电视网开始在星期天播放卡通片时，当地电视台不愿意腾出时间。后来我们拿出时间来播，结果，嗨，占据了50%的份额。我们是一家新的超高频（UHF）电视台，不属于任何一家电视网，在这个时段我们的收视率排名第一。后来，电视网把节目一个个地收回，不再给我们，而由当地电视网的附属台来播这些节目。
——洛伦·W·马瑟，坦帕-圣彼得斯堡44频道WTOG电视台节目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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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由谁来撰写儿童电视节目评论呢？孩子们自己不能胜任这一工作，每一项关于这个领域的调查得出的结论都是：在没有作直接或相关比较的情况下，儿童会对单独看到过的任何节目持肯定态度；从事“早期儿童教育”的专家们也不合适，因为评论者必须紧跟这一领域的文化发展，而这些专家中很少有人既能读又能写。传统的电视评论家们总是希望看到节目有良好的意图，当目标观众是青少年时，评论家们更是乐于讲求节目的严肃性。
几年前，在一次社会科学家国际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想：播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资助的“青少年大奖”的年度最佳儿童电视片，测试各个国家的儿童对这些电视片的反应。当时的获奖片是无声木偶戏、卡通片、哑剧故事片，包含某种跨文化传播的考虑。这些获奖片有1部来自瑞典，2部来自捷克。尽管有统一计划，但是不同国家的社会心理学家采用了不尽相同的测试步骤，并获得了各种不同的结果（实际上即使采用同样的步骤，结果也会如此）。来自英国的一项发现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儿童自己都不会选择某一影片获奖。”只有这项发现得到各国调查组的一致认同。有几个调查组还试图进一步调查“你喜欢的”节目情况，以便进行节目之间的比较。比如，给孩子们一个画着抽屉柜的画片，每个抽屉上都贴着“我最喜欢”或“我最喜欢的节目之一”等标签，用评分依次下降的量表，请孩子们选出他打算评为“青少年奖”节目的抽屉。这种测试最后产生一个比第二名得分还低的中间结果。
发展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了关于儿童与电视关系的一些奇怪的理论。英国一份有关“青少年奖”获奖节目的调查报告指出：“除了那些更聪明一些的孩子之外，儿童在7岁以前，还不能理解用图画顺序表示的故事线索。”也就是说，7岁以下的儿童，除非特别聪明，否则只能把影片的每一幅画面看作是一个个独立的单元，对它们组合在一起讲述的故事却不能理解。而且据说，6、7岁以下的儿童会把影片中看到的任何东西当作是“真实的”，因为他们还不能区分虚幻与现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结论是正确的，制作儿童节目与制作成人节目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工作。可是只有社会科学家们会相信，4岁以前的儿童感觉不到荧屏上正在讲故事。孩子和成人对现实世界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不过这种迥然相异的感觉不一定就是彼此矛盾的。由于大多数儿童在上学之前就开始收看成人节目，他们对成人节目的喜爱，似乎和大人没有太大区别，如果说有什么区别，也只是反映在节目类型方面（比如，是科幻片还是家庭喜剧，是惊险片还是综艺节目），对他们来说，节目类型的不同似乎比技巧的不同更重要。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儿童都爱看鬼神故事、滑稽喜剧、男英雄女豪杰们战胜挑战或战胜神秘而危险的敌人的故事，而且英雄们最好只比他们大几岁。紧张感的产生和释放，对他们和对成年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都是“娱乐”的基本要素之一。回望过去，伟大的英语儿童作家——笛福、斯威夫特、狄更斯、马克·吐温——往往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伟大作家。很明显，儿童题材的创作者比成人题材的创作者要少。那种认为只要政府订购“更好”的儿童电视节目，就会有人来制作，这样的提议显然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想法。即使在1970年代初期，情况也是如此。
问题是，应当由谁来定义“更好”，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亦即，应当由谁来写儿童电视评论——这些都是相当有趣的问题。成人拥有选择权，即使他们的选择是错误的；也有人说，人类幸福的总和是由广告人提升的，是他们使产品看起来魅力大增，可是在消费者组织实验室的强光下，这种魅力要小的多，显然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向儿童推销商品是令人厌恶的，而允许最大众化的节目在荧屏上飘浮，由收视率作浮标，这明显是成人对儿童不负责任的行为。
个别节目可能危及儿童，这种情况被广为宣传，已经不只是“可能了”。用全国暴力成因与防范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的话说：“电视节目中的暴力，能够、也的确对观众产生了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儿童观众。”可是，哈佛大学的詹姆斯·Q·威尔逊在重复了上面这句话之后，又附上这样的评论：“最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没有任何科学的证据证明委员会的这个结论。”英格兰莱斯特大学的J·D·哈洛伦、R·L·布朗和D·C·钱尼也指出，电视评论家们总是谈论电视对增加犯罪率方面的作用，可是，犯罪问题评论家们几乎从不提及电视的作用。1972年初令人惊奇的一幕是，电视和社会行为科学委员会——1969年应一个参议院附属委员会的要求，由卫生署长指定成立的组织——在报告中说：在导致青少年品行不端的诸因素中，电视似乎是一个相对较弱的因素。
毫无疑问，艺术也会令人不安——希尔德·T·希梅尔维特在1950年代发现，电视剧《简爱》让许多孩子做恶梦，可是他们幼小的心灵却坚强地承受了西部片的枪战和犯罪节目的影响。麻省总医院精神病室主任利昂·艾森伯格博士也发现，有证据表明收看新闻节目令孩子们感到不安，究其原因，一是有些新闻展示了某些发生在儿童身上的可怕场景，比如，越战中受害的青少年，饥饿中奄奄一息的比夫拉人，受压迫的孟加拉人；二是儿童如果真地收看新闻，他们愿意和父母一起看，而父母们在看新闻时与平时不一样，这令他们费解。大多数最成功的、最易于接受的儿童节目，都是产生烦恼的根源：处在危险中的莱西让这一代儿童烦恼，正如遇到女巫的白雪公主曾经让他们的父辈着急一样。
有关性虐待、谋杀、挥之不去的苦恼的描写，会让孩子们做恶梦；成人的，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叫骂、打架，也会如此。弗里茨·雷德尔博士认为，对于那些“深感困扰和有过失的儿童”来说，家庭的幸福是陌生的，那些描绘家庭甜蜜的情境喜剧对他们来说很可能是一种“精神伤害”。那些看上去最安全的东西，也是评论家们最担心的内容，比如在卡通片、《蝙蝠侠和罗宾》、西部枪战片里被程式化和模式化的暴力。女士们收看日间电视时，会毫无反感地接受性暴露，而夜间节目中的性内容就有可能激怒她们，因为她们十分清楚肥皂剧的“游戏规则”。与此相同，孩子们能够不假思索地接受《赶路人》将石头砸在追踪的威利·科约特身上，或者《歹土》里像割草一样割死坏人的情景。
关于娱乐会对年青人产生影响的担忧，可谓西方人的一种返祖现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父母们深恐他们的孩子，特别是他们的女儿看小说；弗雷德里克·沃瑟姆对连环画莫名其妙的热衷，使他成为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沃瑟姆和他的同事们曾经引述G·K·切斯特顿50年前的一篇文章，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这篇文章的题目是“对电影的恐惧”：
各种特别案例被列成长长一串，儿童们在精神或肉体上都受到了所谓电影恐怖的摧残。据说，一个孩子因为在电影上看到一把刀子，结果就用雕刻刀杀死了他的父亲。这可能确有其事，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想知道关于那个特殊孩子的一些细节，而不是那个特殊的电影画面究竟如何。难道孩子们永远不能观看有刀子的情节吗？也许更现实一些的是，永远不要让孩子看到一把真实的雕刻刀，也永远不要看到一位真实的父亲。
所有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孩子们实际所看到的内容：垃圾就是垃圾，不管它是为成年人还是为儿童制作的。用科学的眼光来看，那些谴责儿童电视节目的大部分研究都非常糟糕，或者至少是缺乏充足理由的，它们丝毫也没有减轻那些有理性、有常识的母亲们在看到孩子们收看的节目时所感到的忧虑。母亲们的忧虑有记录的，当联邦通讯委员会就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制订某些规则而征集意见时，他们收到的来信足有8万封。不幸的是，最有发言权和最有影响力的评论家们，似乎是一些毫无幽默感的、教条主义的教育家和好事者，对他们来说，荧屏上出现再多的道学内容也不为过。儿童权利中不包括被吸引权，可是，上帝，他们的确享有娱乐的权利，即使他们的父母认为这种娱乐是粗俗的。
1971年6月，ABC电视总裁詹姆斯·达菲（James Duffy）在一次会议上说，降低星期六早间节目的收视率可能是个好主意，也许确实如此。如果你想影响人们的行为，不要留给人们太多的收视选择余地是很重要的，这一点用于儿童电视是最有效的——当然，成年人想要影响儿童的行为是完全合法的。但是，在美国人头脑中，竞争和自由选择的信念已经根深蒂固，实际上，也不难坚守这一信念。总而言之，在美国的儿童电视节目中有一项成功的纪录——《芝麻街》，这个节目办得如此之成功，它的创办者几乎垄断了所有的频道——控制了大量迷恋这个节目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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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芝麻街》（Sesame Street），事实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很少有学院派人士把它当回事。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它都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一项教育实验。负责这个节目的“儿童电视工作室”（Children‘s Television Workshop，CTW）估计，根据尼尔森收视率调查数据，每周有800万儿童收看这个节目，大约有600万人每周收看该节目3次或3次以上。计算结果表明，虽然每位儿童收看一次节目的成本为1美分，然而节目一年的预算仍然高达大约600万美元，其中，200万美元来自公共广播公司（CPB）。CTW作为一个整体，全年总预算为1300万美元，还要制作一个新的每天播出半小时的读书节目《电气公司》，目标观众是小学二年级学生。它是一个独立机构，通过围绕《芝麻街》制作相关的印刷品、玩偶和组织游戏获取利润，来支持该节目。
《芝麻街》节目的资助者都是一些大机构——教育署、福特基金会、卡内基公司等。历史上，这些机构没有一家会怯于宣称它们所斥资的宏篇大制的重要性。不过，那些策划《芝麻街》的人事先考虑的第一件事，是这个项目应当获得的知名度，因此卡尔·拜奥尔广告公司从一开始就参与进来，锣鼓是适时地敲起来了。普林斯顿大学教育考试处曾经报告说，收看《芝麻街》的儿童要比不看的儿童学到更多的这一类或那一类的东西。不过，按照《芝麻街》执行制片人戴夫·康内尔在第一次节目策划会上为心理学家们描绘的路径，拜奥尔公司声称：“我们的目标是教育与娱乐并举，但娱乐是贯穿始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