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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动笔写作本书时，对开头部分要写哪些内容，已经心中有数了，而先前的几本书却不是这样。矗立在大地之上的电视塔，其象征意义显而易见：以经济和技术力量征服现实，展现城市风对乡村宁静平和生活的影响，以及里普利笔下那奇异的图景。在一次为期两周的旅行中，一个周末我因故来到北达科他州，博比·肯尼迪（Bobby Kennedy）的葬礼正好在那个周末举行。在若干个农业州，一些当地电视台在转播葬礼车队漫长的行进过程中，正在插播当地商业广告……
当时可谓天地同悲，万人哀恸，这真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主题。正如英国广播公司的斯蒂芬·赫斯特（Stephen Hearst）最近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写到的：“当你转向一个文学性或新闻性、能够同时打动我们许多人心灵和思想的传媒时，你会发现，首先这个幼儿是如此孱弱，要等多年之后，才能得到文学界的‘承认’；其次，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是些无聊的工作。”让我们开始吧，这位布道者说，可是他却没有说明从何处上路。
电视业说得无足轻重，这种说法令人奇怪，因为它与电视的重要性明显不合拍。自从1920年代开始大规模生产汽车以来，电视这个社会机器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任何事物。电视可谓无远弗届——当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穿着增压靴在月球表面着陆时，当贝利（Pele）在墨西哥城脚穿钉鞋踢足球时，成千上万的观众通过电视看到了实况。技术是这个时代的一大奇迹，经济的影响也相当可观，而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则被认为几乎是支配性的。电视决策机器就像它本身那样有趣、精细、有效，不一而足，与公共政策也有着某种联系——尽管无人知晓它们如何相关。
当然，这都是些复杂的例子，难于作出简单的回答，也不能用一般的规则来解释。电视有一种附加维度，它被认为是人们感知的延伸，在这一语境下，我们不可避免地成为马克斯韦尔·斯马特（Maxwell Smart）所说的古老的盲人摸象这一偏失的受害者。当《今日》节目播放了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对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采访之后，电话热线充斥着总统助理们和政治反对派的赞誉之词，前者为该节目捕捉到了他们老板的浓浓温情而兴高采烈，后者则为电视最终向全世界展示了这个老谋深算的政客冷酷无情的真实面目而大喜过望。那些1967年骚乱中与警察一起赶到现场，或1968年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跟随示威者行进的摄像机，有时会表达某种立场，观众自己心中有谱，即使当节目具有某种戏剧性，试图想表达某些观点时，也是如此。最近我们国内的一位朋友说：“阿奇·邦克（Archie Bunker），是实话实说。”而阿尔夫·加尼特（Alf Garnett）这个阿奇的英国原型，却在1970年成了工党的灾难。
我们常常因为简单或者耍些阴谋而高兴之致。按一下开关，灯就亮了；将暴力的、乏味的、粗俗的、邪恶的电视节目排在排期表上，因为它们想要操纵我们。我们困惑，有时甚至被那股与真、善、美毫不沾边的力量（至少在自己的国家里）所激怒。“媒介巨头”，拉尼米德（Runnymede），一位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痛心地怒斥到。但是，大众传媒就是一股引介力量，引介之后的事物变化则由其他力量决定，这些力量比起稍纵即逝的广播电视来，力度更强，持续时间也更长。最后，是观众而不是传播者在使用电视。观众和传播者之间的互动构成了一种制度性框架，对于所有传送到家庭中的画面，都应该在这一制度性框架中来观看，否则会无法理解其意义。
这就是把电视仅仅当作一种“媒介”（medium）的错误之处，即使是下意识地使用，它的含义也是：媒介是一名身着吉普赛服装的老妇人，灵应牌借助她之口来说话。这里的神奇之处是技术和天赋，奥妙在于人类的时间标尺，表面上被时钟、甚至被日升日落所控制。电视改变了我们打发时间的方式，它使我们坚信自己能见他人之所见，闻他人之所闻；与此同时，电视（象汽车那些）使得以往共同活动的人们，变成与同伴分离的个体。通过模糊和混淆距离感和熟悉感，电视也改变人们所关注的事物的范围和性质。
最近几年也许是电视发展的分水岭时期。严肃的人们不再轻视电视，有些人甚至对所谓电视的利弊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政治讨论仍然跟不上态度的变化——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律师、法官、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基金会管理者和媒介迷们，依旧我行我素，仿佛整个制度性结构的社会目标与为观众制播的节目之间毫不相关，最终结果似乎在于敲打灵应牌而不在于文化经验和技巧。我以为，尽管电视消费者们今天仍然准备一看到底，但是他们已经不那么迷惑。
这里有一段历史，就象打字机刚出现时键盘是固定的（当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字母的入角分开，以便一个接一个地敲击），变动缓慢一样，当初电视广播机构也主要是在早期电台广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一项产业，资金和劳动力投入通过令人称奇的市场得到回报。在这个市场上，除了金钱或有望日复一日地支撑下去，其他东西都是虚的。成堆的电脑打印纸记录了观众口味的变化无常；游戏快速进行着，而相关人才却如凤毛麟角；输家一输再输，而赢家却不一定连赢再赢。
其他一些地方的经验可以用来与我们的作一番比较。如果你想考察这些大问题，找到不同地方作对比是必须的。本书中有多处，我将美国的情况与我在欧洲（尤其是英国和法国，还有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发现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目的主要是详细说明这些国家的异同，而不是判断其优劣高下，但是有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分出好坏。
常言道，走一步要看三步。目前同轴电缆热正席卷全国，电视节目将以一种新的方式传给观众；鬼头鬼脑的投资银行家们正为电视录像带行业提供存信股票；美国正方位地推动由税收支持的“公共”电视服务试验；而太平洋对岸和加拿大政府正试图让广告商承担更多的电视费用。未来的美好在于它是弹性的——没准任何事都会发生，不过有许多事可能性不大。本书的最后部分对未来的种种可能性进行了一些预测，当然这只是一些假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