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隋唐，砚的取材种类及形状更为多样化。石砚、陶砚多为箕形，后部有二足，此二足有安在后部两角者，有与两角有一定的距离者。砚面呈箕形，与米芾《砚史》所说“有如风字两足者”正相合。此种陶砚在隋唐之际乃为通行的砚台。陶瓷砚除三足圆形外，尚有多足的辟雍砚，圆拱如壁，四周有水槽可以盛水，取教化流行之意。这一时期，瓷砚的胎土变成了白色，出现了涂有灰、黄、绿、三彩釉的瓷砚。
五代南唐时宫廷对制砚特别重视，命人采掘歙州石，用以制作南唐官砚。还专在歙州设置制砚官，提高了制砚的地位。自此始，歙砚名扬天下。
石砚的发展于唐宋时代达到一个高峰。唐代石砚，已经开始讲究石材。山东青州的红丝石，广东高要县的端石，江西婺源县的歙石和甘肃卓尼县的洮河石，已被用来制砚，生产了著名的红丝砚、端砚、歙砚、洮河砚。柳公权《论砚》中说：“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及好事者用未央宫铜雀台瓦，然皆不及端，而歙次之。”此外，澄泥砚在唐代也开始制作，最初出于山西绛州。据说用绢袋装上汾水河泥加以漂洗淘澄得出细泥烧制而成。唐三彩砚也开始烧制，多为小型，制作精美。有人以为或系宫闱画眉之用。
宋代，士人更重石砚，尤其对端砚、歙砚爱之。宋代书法家蔡襄及诗人梅圣俞等也都写过《咏龙尾砚诗》。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尤讲求端、歙、洮等石，当时石砚的主要式样为“抄手砚”，将砚背部分挖空，便于挪移，既轻且稳。陶砚逐渐被石砚所替代，但澄泥砚仍有发展。
宋砚朴素大方，实用雅观。宋米芾所作《砚史》，实即为砚石谱。其中仅有两三处讲到陶砚，可见此时箕形灰陶砚已日趋没落，而端歙两地所产砚石之美，凡文豪和书画名家无不喜爱。
宋代使用的石砚，多是就地取材，雕工亦不甚讲究，形式多种多样。石材制成的砚，已为诗人所珍视。米芾《砚史》备列晋砚、唐砚以至宋砚的各种形制，而于端、歙两石记载尤详。芾本善书，凡石之优劣，皆亲自试验，故所论都很精确。这时的砚台以实用为主，形状多为“凤”字形及“箕”形。
元代以蒙古人入主中国，本不重文事，唯对于砚石一事亦知所宝，于端、歙各处设把总一员，守兵若干专司守坑，律盗坑石比窃盗论罪，故砚在元代未有多大发展，但客观上却保护了砚石资源没有受到大的毁损。
元代雕砚风格比较粗犷、浑朴自然。
明初时开砚禁，定制未周，且以宦官当权，贿赂成风。开采时，质量之佳者、纹理之美者尽流入阉寺权要之手。禁采时，居民竞相盗采。端溪石中唐代开采的龙岩，宋代开采的上、中、下岩已不可用，又在水岩开采，分为大西洞、小西洞、正洞和东洞四个洞。由于在水下，非冬季浅水时不能开采。来时先抽水，洞小水寒，工人裸身在水内凿石，虽是盗采，亦至为辛苦。明末盗掘之风更甚，民盗不已，又继以官盗。
明代的砚端庄厚重，纹饰也较古朴。除仍以端、歙石砚为人所宝重外，澄泥砚、瓷砚、漆砚、铜砚也有制作。另外，还有用木、铁作砚的。并且在砚上雕刻诗句、铭文，成为风气。这些砚的制作，逐渐出现了脱离实用，走向工艺美术品的趋势。
由此，砚台分为实用砚和赏玩砚。当然，也有一部分砚台既可使用又可把玩。
明清时，端、歙更加讲求石质，雕刻花纹、造型式样等日渐丰富，并在砚上镌刻名人诗词、题识，同时也追求外装砚匣的装潢考究和华丽美观。当时还出现了许多制砚名手，有顾二娘、王岫筠、汪复庆等。雕刻艺术上追求自然，出现了随形砚式，因材制砚，形式多样，致使明代砚从使用价值转化为艺术价值，达官贵人的附庸风雅、收藏砚台的风气大为流行。文人、士大夫、艺术家的直接参与，亲自选材，亲自设计和制作，也大大提高了砚石的质地与装饰。
清初三藩作乱，砚坑禁驰，易采之石均为当地百姓剥取殆尽。乾隆朝重新整理，并大肆开伐，凡以前不易得、不能得之端石，均设法加以挖掘出来。故乾隆朝所产的端砚质地、花纹，均优于以前任何一朝。清末张之洞总督两广，又行采取，所获既多，且为大件。
清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砚台的材料更加丰富多样，有端石、歙石、洮河石、澄泥、红丝石、砣矶石、菊花石，此外还有玉砚、玉杂石砚、漆沙砚、铁砚、瓷砚等，不下几十种材质。由于清代统治者重视始祖发祥地东北，所以在这时又大力推崇产于东北混同江的“松花石砚”，将其定为御砚。
清代砚的制作极注重雕刻，方法、题材同石雕、牙雕、玉雕也很类似。制砚工艺更为发达，砚材的品种，雕刻的技术，形式的精巧，以及砚匣的装潢，都有许多考究。但清代砚台同明代一样，有重美观而不问实用的倾向，成了供欣赏的装饰品。
特别是用一些不太发墨的材料如玉石、翡翠、水晶来制砚，美观性增强了，但实用性却大为降低。
在古代，由于砚台历来受文人雅士的喜爱，因而也就有了“石虚中”、“即墨侯”、“万石君”、“石乡侯”、“铁面尚书”等别号。
第二节书房用器概述
在古代的文房书斋中，除笔、墨、纸、砚这四种主要文具外，还有一些与之配套的其他器具，这些辅助文具的产生是陪伴着书写工具的出现而相继面世的。其实，远在史前时期，就有了陶制的盛水具，商周时见有玉制的调色器，两汉以降，瓷、玉的砚滴，镇纸也时有所见。但是，书房用器真正在典籍之中出现，则要追溯到到隋唐时期。
一、隋唐时代
至隋唐时代，随着书画艺术的兴盛，文人雅士对于书房文玩愈加重视和追求，文具的品类、制作更趋完善，已经远远超出了文房四宝的范畴。
如《唐书·陆龟蒙传》记有笔床，而唐杜甫《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则明确地指出笔架已经成为了当时文人墨客的常用之物。
至南唐，“文房”成为文人书房的专用词，南唐后主李煜雅好文学，收藏甚富，所藏书画均押以“建业文房之印”。宋米芾在《画史》中也说：“大年收得南唐集贤院御书印，乃墨用于文房书画者。”李后主是我国历史上对文房四宝有着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任命从易水迁居来的奚廷珪为墨务官，并赐他李姓，于是有了“李廷珪墨”，有了徽墨的起源。他又任命李少微为砚务官，用歙州产的石头制作南唐官砚，即歙州龙尾砚，也是著名的歙砚的发端。
李后主的前代列祖李昪鼓励造纸，著名的“澄心堂纸”就是以他的书斋命名的。据说李廷珪墨、南唐官砚、澄心堂纸与吴伯玄的笔，有徽州四宝的美誉，它们推动了中国文房四宝的发展。
二、宋元时期
而到了宋元时期，不仅出现了大量新的书房用具，而且出现了众多书房用器方面的专著。
其中，南宋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开了系统整理书房用器的一个先河。在这本书中，他将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砚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笔迹、古画等书房用器分门别类地加以阐释。
此外，像宋代林洪的《文房图赞》、龙大渊的《古玉图谱》、周必大的《玉堂杂记》、李昭玘的《乐静集》与刘宰的《家藏集》、岳珂的《槐郯录》等图书以及《槐阴消夏图》《西园雅集图》等绘画中，都出现了大量关于书房用器的资料。
通过这些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得出，宋代的文玩，不仅门类丰富、用途广泛，而且制作材料也非常讲究。这些文房的器物，在拓展它们实用价值的同时，也提升了自身价值。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文具内容、范围扩大，适合书斋需求的用品一应俱全，并日益讲究自身的装饰性和艺术性，逐渐演变为集实用与欣赏为一体的文房清玩。于是乎，许多文人雅士便将目光转向了这些既能实用，又能把玩的器物，纷纷编书阐述，起到了积极的推广作用。
最早编撰的是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论》，曹氏将文房清玩分为十三类：古琴、古墨迹、古碑法帖、金石遗产、古画、珍宝、古铜、古砚、异石、古窑器、古漆器、古锦、异木。曹氏与他的前辈所不同的是，学识渊博的曹昭没有就事论事地记述文玩的品种门类，而是从工艺、产地、考据与鉴赏的角度，论述了文房清玩，从中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文玩收藏的追崇，此书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明文震亨的《长物志》，也是一部记载文玩的著名文献，他是“明四家”之一的文徵明的曾孙，其洋洋万言的《长物志》一书共十二卷，综合概述了明代文人清居生活的物质环境，在卷七《器具》中，列入众多的书房文玩，计有砚、笔、墨、纸、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掭、水中丞、水注、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裁刀、剪刀、书灯、印章、文具等。这些都是直接的书房文玩，此外，还编入不少文房清玩的器物，例如香炉、袖炉、手炉、香筒、如意、钟磬、数珠、扇坠、镜、钩、钵、琴、剑等。另外在卷三《水石》、卷五《书画》、卷六《几榻》、卷十二《香茗》中，还记载了大量的文房清玩，例如灵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丝、画匣、书桌、屏、架、几、沉香、茶炉、茶盏等。作者对这些文房器物的追崇，体现了明代文人的“于世为闲事，于身为长物”的心境。
高濂的《遵生八笺》，也是明代文人留下的一部文人清居的著作，其中载有《文房具篇》，书中对文具匣、研匣、笔格、笔床、笔屏、水注、笔洗、水中丞、研山、印色池、糊斗、图书匣、臂搁、笔觇、墨匣、笔船等都有专文记述。在高氏的条目中，有的描写得很详尽，例如“笔格”条文云：“有玉为山形者，为卧仙者。有珊瑚者，有玛瑙者，有水晶者，有刻犀者。”又如“笔床”条文云：“笔床之制，行世甚少，余得一古鎏金笔床，长六寸，高寸二分，阔二寸余，如一架然，上可卧笔四矢，以此为式，用紫檀乌木为之亦佳。”再如“水中丞”条文中是这样描述的：“铜有古小尊罍，其制有敞口圆腹细足，高三寸许，墓中葬物，今用作水中丞者。余有古玉水中丞，半受血侵，圆口瓮腹，下有三足，大如一拳，精美特甚，古人不知何用。近有陆（子冈）琢玉水中丞，其碾兽面锦地，与古尊罍同，亦佳器也。磁有官、哥瓮肚圆者，有钵盂小口式雨雪者，有瓜楞肚者，青东磁有菊瓣瓮肚圆足者，定有印花长样如瓶，但口敞可以贮水者，有圆肚束口三足者，有古龙泉窑瓮肚周身细花纹者，有宣铜两寻沙金制法古铜瓿者，样式美甚。近有新烧均窑，俱法此式，奈不堪用。”今天，我们读着高濂的这些文字记载，一方面为作者的收藏鉴赏所折服，另一方面也可以窥见明代文人的书斋文具的丰富多彩。
在明代文人留下关于文房清玩的著作中，罗列品种最繁多与全面的，恐怕要数明末的屠隆，他在《考槃馀事》一书中的《文房器具笺》中，一共列举了45种文具，可谓是集当时文房清玩之大全了，包括笔格、研山、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觇、水中丞、水注、砚匣、墨匣、印章、图书匣、印色池、糊斗、蜡斗、镇纸、压尺、秘阁、贝光等45种文玩，如果再加笔墨纸砚，总数就达49种之多。这不仅在明代，也是古籍中记载书房文玩最多的典籍，成为后人研究与引经据典的重要出处。
中国的古代书房文玩，历经唐宋元明之后，至清代形成了鼎盛时期，除了被誉为“文房四宝”的笔墨纸砚外，更潜心发展“文房四宝”的辅助工具，精心设计，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些器物的实用价值，也被观赏与把玩性所取代，成为名副其实的“文玩”。
在清代，文玩的流行与繁荣，除了文人精心追求，营造一个窗明几净、赏心悦目的书斋环境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室康雍乾三朝皇帝的爱好与推动。如今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一件乾隆御用旅行文具箱，是件绝无仅有的艺术精品。该箱紫檀木制作，箱长74厘米，高14厘米，宽29厘米，箱盖装有铜镀金暗锁。箱打开后可支成文案，案腿设计在箱槽内，用活动薄板支撑，再用暗扣固定。桌箱内设有两个同样大小的屉盒，每一屉盒都有两层形式不同、大小各异的多宝阁，可以入置65件文具与器玩，例如，白玉洗、松花江古砚、玉臂搁、笔筒、兽镇、石章、描金云龙纹笔，等等。此外还有棋子、棋盘、小蜡盏等。这个文具箱所藏的都是文具中的精华，反映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文房清玩，形微体轻，与重器大件相比，实属小器物。然而正是这些小玩意儿，却又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知识载体，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物化了的民族传统，它丰富的功能、独特的造型，以及千姿百态的制作工艺与材质，构成了一个绚丽多彩、品位高雅的艺术世界，也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书房文玩，也是物质文化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吸引着人们从不同角度进行考证与研究。同是，古代文玩越来越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成为珍贵的艺术品。
古文具在质料上，凡陶、瓷、铜、铁、漆、木、竹、石、玉、翡翠、水晶、玛瑙、青金、珊瑚等皆有采用。在装饰手法上也十分丰富多样，如瓷文具上施以青花、釉里红、粉彩、五彩等，绘以缠枝花纹、云龙纹、飞凤纹、人物纹等。
竹文具上镌刻以高士、仕女、竹石、花草、山水、楼阁、诗文等；玉文具则多取动、植物造型，像辟邪、鹿、马、莲、桃、瓜、葫芦、海棠、松干、竹节、树叶等；图案有龙纹、蝙纹、兽面纹、羊纹、狮纹、蟾纹、鱼纹、鹤纹、牡丹纹、荔枝纹、梅花纹、秋葵纹、灵芝纹、松竹纹及九老图、婴戏图、狩猎图、观瀑图、渔家乐、五子登科等，也有吉庆“喜”字、“寿”字纹的，或充满清新自然之气息，或蕴含吉祥美好之祝愿。五色斑斓，异彩纷呈，为静谧的书房平添了不少优雅和逸趣，深得古代文人的珍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