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千人大会上的自我批评
实践证明，领导干部的个体腐败及不正之风，往往同路线方针政策等宏观决策的失误紧密相连。执政党注意检讨宏观决策的失误，努力实行正确决策，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举措。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余人，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空前规模的大会，是在三年“大跃进”造成严重经济困难，经过一年调整形势开始有了转变，但是困难还很大，党内外思想上各种疑问还很多的情况下召开的。开会的目的，是进一步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增强团结，动员全党更坚决地执行调整方针，为战胜困难而奋斗。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会议主题报告在列举了几年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之后，着重指出了工作中发生的主要缺点和错误：（1）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2）在人民公社工作中，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急于过渡，违反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错误；（3）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4）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加重了城市供应和农村生产的困难。报告分析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经验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妨碍了党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他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他还讲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上，还有很大的盲目性问题。在大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邓小平代表中央书记处作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在全面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同时，对党的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刘少奇在报告中对一些干部忘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调查研究、瞎指挥、弄虚作假等现象提出批评；还就贯彻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和特殊化作了专题论述。他说，我们党是执政党，许多党员是国家政权的各级领导人。处于这种执政党的地位，容易滋长命令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干部，处处讲究生活上的享受，对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在不少的干部中间，那种摆排场，闹阔气，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挥霍人民财产的特殊化作风，在最近一个时期有所滋长。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人，都应该彻底改正，严重的还应该受到应有的处分。只有打掉了这些官气，彻底纠正了这些恶劣作风，党同群众的联系才能够进一步加强。
从七千人大会开始，党开始局部反思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廉政建设在一定范围内得到加强。
三、“四清”运动
经过七千人大会前后近两年的调整，国内形势逐步好转。受中苏争论的进一步激化等因素的影响，党内对形势估量和工作指导上的分歧又逐步发展起来。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在反腐败斗争方面，发生了新的波折。
八届十中全会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不当判断
1962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着重讨论阶级、形势、矛盾问题。“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公报上的这段话，是毛泽东写上的。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毛泽东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他说，1957年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证明了这一点。经济困难和调整时期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和某些敌对分子的破坏活动，极少数地主分子写“变天帐”等情况的出现，又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把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纳入到阶级斗争的范畴之内。其实，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一贯的。在建国初期，他就讲过，腐败分子就是“小蒋介石”，这当然属于“阶级敌人”的范围。到后来的“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始终坚持了这一思想观点。
“四清”运动的兴起和主要阶段
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决定在农村进行以“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提出，最近几年，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有所滋长。突出的表现是：损大公、“肥小公”，打埋伏，耍手段，只顾局部、不顾大局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分散主义、特别是本位主义滋长起来了；贪图个人享受、讲排场、铺张浪费、假公济私、走后门、破坏制度、损人利己、多吃多占、乱用国家资财、挥霍人民血汗的现象也滋长起来了。中央要求，对“一切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破坏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63年5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这个决定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各地干部进行试点，为普遍开展社教运动作准备。9月，中央根据试点中提出的问题，又制定《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相比于前十条，后十条沿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轨道又迈进了一步，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问题看得十分严重，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同时规定，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具体政策。
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刘少奇根据运动中一些试点材料，进一步估计，全国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基层单位，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而在敌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手里。基于这样的判断，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央对后十条作了修改，对形势作出更加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严重估计，认为阶级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就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完全撇开了。仅在1964年，全国工交系统就组织了13万人的工作队，在1800个全民所有制企业开展运动，18个部委有45名正副部长带领22000多名干部蹲点。工作队进厂后，撇开党的基层组织，直接到群众中去“扎根串联”，揭所谓阶级斗争盖子，挖所谓“和平演变”的人。
1965年1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制定下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正式规定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二十三条部分纠正了前一段的错误做法，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提出要尽快解脱他们。但是，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为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四清”运动的反腐倡廉作用
从1963年2月到1966年上半年开展的历时三年多的“四清”运动，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除“文化大革命”之外开展时间最长的一场运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这样评价了“四清”运动：它在“左”倾思想指导下，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但这些错误还没有达到支配全局的程度，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继续取得进展，并且“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
通过“四清”运动，查处和惩治了一些腐败分子，贪污盗窃等腐败行为得到有效制止。据统计，从运动开始到1963年10月，揭露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约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4%，全国有贪污盗窃人民币千元、粮千斤、布千尺以上的案件2万多件，贪污盗窃人民币万元、粮万斤、布万尺以上的案件1千多件。一些基层干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挪用公款、侵占公物等问题得到纠正。
通过“四清”运动，较好地改进了党员干部的作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听取和接受群众的批评意见。一些基层干部盛行的官僚主义作风，存在的高高在上、当官做老爷、瞎指挥等现象，得到有效改进。动员和组织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四清”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对于干部保持劳动本色和艰苦奋斗精神，密切同群众的联系，增强党群干群关系，以及培养干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避免官僚主义瞎指挥的工作作风，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四清”运动，增强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有效管理。“四清”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群众性的整党运动”。通过“四清”运动，使所有党员干部“受到一次党的基本知识和党员标准的教育”。对于那些领导核心毛病很大的，或者领导干部太弱的单位，上级都注意选派得力的人去加强领导，较好地解决了“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有许多人犯大大小小的错误，其中有些人的错误还比较严重的问题”。这样在实际上，就把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充实和健全起来，把党的基层组织的经常工作和组织生活建立和健全起来，使一些基层组织党风不正、干群关系紧张、组织纪律涣散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也使一些党员干部改正了错误，“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
四、加强干部的培养和教育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初期就注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种种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面对腐败的侵蚀和诱惑，党更是把思想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从不放松。
加大干部培训力度
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党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当前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提议，1961年9月15日，正式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地进行一次轮训。轮训的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错误；是帮助干部自觉地掌握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成为党的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克服干部中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错误，以便提高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增强党性，多快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这次轮训干部的对象，主要是县委书记和相当于这一职务以上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县委以上各级党委的书记和相当于县委书记以上各方面（工业、交通、财贸、农业、文教、外事等）党委的书记。中央鉴于一些领导干部“实际工作太忙”的情况，特别要求地委、县委第一书记必须参加这次轮训。
训练的内容，是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方面，着重解决党的建设和党的生活中存在的问题。要求干部在学习中能够冷静地考虑一下，自己在近几年来的工作中和党的生活中，有无忽视或违反党规党纪的思想行动，有无忽视或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说假话、侵犯群众利益等错误行为，以便接受经验教训，改进工作，不断加强自己的党性锻炼。学习材料主要是新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几个问题》《党的生活的几个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