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穆罕默德·福阿德·阿布杜·巴基：《古兰经词语索引辞典》，贝鲁特思想与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
[12]拉吉布·艾斯法哈尼：《古兰经中的生僻词汇》，开罗安吉鲁·米苏尔出版社1961年版，第25-26页。
[13]哈立德·阿布杜拉·哈曼·俄克：《古兰经注释原理》，贝鲁特纳法伊斯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页。
[14]法赫德·鲁米：《古兰经注释原理及注释方法研究》，利雅德塔伊布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15]穆萨伊德·坦雅尔：《语言学经注》，利雅得伊本·焦兹出版社2001年版。
[16]周烈：《阿拉伯语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第119页。
[17]同上书，第148页。
[18]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3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0页。
[19]哲拉鲁丁·苏尤蒂：《古兰经学通论》，贝鲁特阿拉伯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8-433页。
[20]哈迪·阿廷耶·迈特尔·希拉利：《语法学家与修辞学家视阈下的古兰经中的功能虚词》，贝鲁特国际图书出版社伊历1406年版。
[21]周烈：《阿拉伯语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年版，第129页；参见阿里·阿卜杜·瓦希德·瓦费《语言学》，埃及复兴出版社1945年版。
[22]宛耀宾总主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734页。
[23]同上书，第88页。
[24]同上书，第383页。
[25]穆罕默德·萨义德·谭塔维：《古兰经语法辞典》，贝鲁特黎巴嫩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6]哈立德·阿布杜拉·哈曼·俄克：《古兰经注释原理》，贝鲁特纳法伊斯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27]《也门学者开发出首款古兰经语法软件》：http：//www.gulanjing.com/html/shxw/2009-6/3/10_12_26_62.shtml.[2009-06-03]。
[28]余章荣主编：《阿拉伯语修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9]余章荣主编：《阿拉伯语修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30]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6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1页。
[31]余章荣主编：《阿拉伯语修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32]艾布·苏莱曼·罕塔布：《古兰经修辞阐释》，埃及知识出版社1968年版，第65页。
[33]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6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3页。
[34]余章荣主编：《阿拉伯语修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35]哲拉鲁丁·苏尤蒂：《古兰经学通论》，贝鲁特阿拉伯图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735页。
[36]曼纳尔·敢塔尼：《古兰学》，利雅得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
[37]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6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12-113页。
[38]余章荣主编：《阿拉伯语修辞》，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39]同上书，第221页。
[40]同上书，第226页。
[41]同上书，第228页。
[42]同上书，第231页。
[43]法赫德·鲁米：《古兰经注释原理及注释方法研究》，利雅德塔伊布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44]法赫德·鲁米：《古兰经注释原理及注释方法研究》，利雅德塔伊布出版社2004年版，第107页。
[45]法赫德·鲁米：《古兰经注释原理及注释方法研究》，利雅德塔伊布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110页。
[46]萨拉丁·阿卜杜·坦瓦布：《古兰经中的文学形式》，埃及国际出版公司1995年版。
[47]法赫德·本鲁米：《古兰经注释原理及注释方法研究》，利雅德塔伊布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页。
第二节法学注释
学术界指出，《古兰经》的终极目标有二，一是确立正信（Al-‘aqīdah），二是树立正行（Al-sulūk）。[1]正信指导正行，正行实践正信，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古兰经》中涉及信仰的经文比比皆是，尤其是麦加篇的86章，详细阐述了立信及其内容，其核心就是中国穆斯林称之为的“六大信条”：“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确信真主和使者，以及他所降示给使者的经典，和他以前所降示的经典。谁不信真主、天使、经典、使者、末日，谁确已深入迷误了。”（4：136）“他创造万物，并加以精密的注定。”（25：2）
《古兰经》确立“正行”的经文，即为涉及教律教规（Al-’akām）的经文，是“教律学”的基础。较之麦加章，麦地那篇的28章更多地叙述了教律法规，“为穆斯林确定了宗教仪规、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和处事原则，旨在引导穆斯林敬主顺圣，趋善避恶，立身处事。”[2]
一《古兰经》立法与特点
伊本·赫勒敦在《历史绪论》中，定义教律学为：“教律学就是认识真主对承担宗教义务者要求必须做、不许做、鼓励做和受谴责与无所谓等行为的法律规定。”[3]该定义开宗明义，伊斯兰法律的本质与世俗法律迥然不同，它是直接来自真主对穆斯林的行为规范，其基调是宗教性质，因而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立法。所以，单就法学界通用的术语“沙里亚”（Sharī‘ah）而言，亦语出《古兰经》，并通过该词明确提出，这部法律系真主所定，称为“常道”：“然后，我使你遵循关于此事的常道，你应当遵循那常道，不要顺从无知者的私欲。”（45：18节）“我已为你们中的每一个民族制定一种教律和法程。”（5：48）同样，《古兰经》第42章第13节和第21节分别用同样的词指出，《古兰经》确立了伊斯兰教法律。《古兰经》亦用“菲格赫”（Fiqh）一词说明，穆斯林要领会和理解真主所制定的律例法规：“信士们不宜全体出征，他们为何不这样做呢？每族中有一部分人出征，以便留守者专攻教义，而在同族者还乡的时候，加以警告，以便他们警惕。”（9：122）此外，《古兰经》还强调，穆斯林应当用真主的律例来“判决”（Al-akam），“一切判决，只归真主，他依理而判决，他是最公正的判决者。”（6：57）《古兰经》最后用“法度”（Al-udūd）指出犯罪必究，犯法必惩，“这是真主的法度，谁超越真主的法度，谁确是不义者。”（65：1）
由上，伊斯兰教法源于《古兰经》，从法的本质来讲，其原则性和基调性因《古兰经》的永恒性而恒定，变化的是对它的分析、研究和注释，“《古兰经》立法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相当于一部法律的‘总纲’，而它的细则，尚有待于后世去制定。”[4]这是因为，《古兰经》立法“最突出的影响是神圣立法，即法自主命而出的思想。世世代代以来，《古兰经》不仅是广大穆斯林持身律己的最根本的一部经典，而且是法律和秩序的象征，要求国家、社会和个人无条件地予以服从。它所提出的宗教道德法律规范，经过后世的扩展和增补，成为伊斯兰教法最基本的渊源。法的神圣性、永久性和不谬性，法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因袭传统观念、理性火花的止熄，无不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5]。
作为伊斯兰教法律渊源的《古兰经》，其立法本质因与世俗法律截然不同，因而就有其自身的立法特点，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历代法学家和注释家对它的注释。其立法特点大致如下：[6]
（一）因人因事因时因地
任何法律书都是分门别类，条理分明。《古兰经》由于不是一部专门针对法律的经典，因此其律例经文则不然。它既没有分门别类，也没有整章地专门阐述某一案例领域，而是根据背景，因地制宜。例如，禁酒经文因三种情况问世，第一次指明饮酒不利健康，第二次因个别穆斯林醉酒礼拜而禁酒，第三次则因其麻醉理智而被彻底禁止。又如，麦地那奥斯和哈兹勒哲两族旧仇复发几乎挑起血衅斗争，故降示了要求团结、避免分裂的经文：“你们当全体坚持真主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3：103）类似经文不胜枚举，对于教法的演绎，需要专门研究和注释《古兰经》的降示背景。
（二）以点带面
《古兰经》仅仅是30卷，立法经文仅占全经十分之一，散见于不同章节中。这些经文一般都作原则性提示，不逐一详解，只是以点带面地引申于其他类似问题和情况。例如禁酒经文，法学界将其引申于所有麻醉理智的物品，如海洛因等都在禁酒范畴内。教法学界以此类推，注释和运用律法经文。
（三）制定刑罚
《古兰经》确立的刑罚分为三种：一是固定刑（Al-udūd），即鞭笞和断手，例如凡诬告贞洁妇女者鞭笞八十（24：4），凡通奸的男女各鞭笞一百（24：2），凡偷盗者断其手（5：38）。二是抵罪刑（Al-qi），例如杀人偿命（5：45，2：178-179，7：33），叛教处死（5：33）。三是赎金刑（Al-kaffārah），例如，如果因误杀而被害人的家属同意，可以赎金抵罪（4：92）。《古兰经》没有明文制定的刑罚，如饮酒、赌博、伪证、欺诈、挑拨离间、搬弄是非、短斤少两、否认借款、同性恋、兽奸、食用自死物、血液、猪肉及非诵真主之名宰杀的动物、放弃宗教义务等构不成上述三种刑罚的案例，教法学家则根据《古兰经》和圣训演绎、创制，处以或监禁、或流放、或鞭笞、或斥责，以示警训。但《古兰经》刑罚的特点是将更多处罚留在了后世，例如逃脱法律制裁和没有履行宗教功课的人，等待他们的将是后世火狱的刑罚，“这些是真主的法度。谁服从真主和使者，真主将使谁入那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这是伟大的成功。谁违抗真主和使者，并超越他的法度，真主将使谁入火狱，而永居其中，他将受凌辱的刑罚。”（4：13-14）这种预示性惩罚，在《古兰经》中屡见不鲜，深深影响着穆斯林的言行，促使他们凡事权衡利弊，三思后行，潜意识地使自己循规蹈矩地生活。
（四）立法形式
《古兰经》立法经常以命令与禁戒、许诺与警告的语态交叉出现。这类经文非常广泛，不单是直接涉及法律的经文多在黄牛章和妇女章，广义的经文几乎贯穿了整部经典。
（五）立法的稳定性
《古兰经》不仅是引导世界穆斯林持身律己的根本经典，而且是法律和秩序的象征。它规矩着穆斯林现实生活的准则，千百年来穆斯林对其推崇备至。从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到今天的伊斯兰教法律界，都只是根据时代的发展和需要，恪守原则，注释律例，以此为据。
（六）立法的灵活性
圣训是对《古兰经》最权威的注释，法学是对《古兰经》的具体运用和演绎。先知穆罕默德时期，当出现涉及法律以及其他事例而圣门弟子不明白时，就请教先知穆罕默德解释。据此，《古兰经》中没有明确指出的方方面面，则有圣训加以注释和延伸，构成了伊斯兰法律的第二法源。圣训对法律经文的阐释，说明了《古兰经》立法在原则不变情况下，具有相对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