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归类多章中同一内容的注释文献主要有，卡米勒·赛拉迈·达格斯（Kāmil salāmah al-daqs）的《古兰经中的吉哈德经文》（’āyāt al-jihād fi al-Qur’ān al-karim）、麦哈姆德·加里布（Mamud gharib）的《古兰经中的经济》（Al-māl fi al-Qur’ān）、穆罕默德·阿布杜拉·达拉兹（Muhammad ‘abud Allāh darāz）博士的《古兰经中的伦理标准》（Dustur al-’akhlāq fi al-Qur’ān）、哈奈菲·艾哈麦德（anafi ’amad）的《科学注释古兰经中的宇宙经文》（Al-tafsir al-‘ilmyy lil ’āyāt al-kawniyyh fi al-Qur’ān al-karim）、穆罕默德·沃塞夫（Muhammad waafi）的《古兰经与医学》（al-Qur’ān wal-ibb）、麦哈姆德·阿布杜·万哈布（Mamud ‘abud al-wahhāb）的《真主经典中的教育》（Al-tarbiyyh fi kitāb Allah）。
近现代以来，从实践角度开归纳各章专题要义先河的是注释家赛义德·库特卜（Sayyid Qutub，1906-1966）。他在注释每一章之前，先给各章写一个导读，由此阐明各章的主旨要义，以及有别于其他章的特性与陈述思想的风格。他的《在古兰经的阴荫下》（Fi ilāl al-Qur’ān），尤其被视为注释各章专题要义的范例。此外，在该领域的其他主要注释文献还有，伊布拉欣·吉拉尼（Iibrāhim al-kilāni）博士的《牲畜章中呈现的认一论概念》、阿布杜·穆南伊姆·舍菲尔（‘abud al-muna‘am al-shafi‘）博士的《罗马章中古兰经的文明范例》、凯玛里·穆罕默德·尔萨（kamāl Muhammad ‘isā）的《戛弗章中的信仰问题》、穆罕默德·优苏富（Muhammad yusuf）博士的《妇女章中的妇女问题》、麦哈姆德·加里布（Mamud gharib）的《大事章及其信仰纲领》。
同样，近现代以来，穆斯林世界为了使伊斯兰教适应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就《古兰经》中的相关经文作了时代性的阐释，如《古兰经》中的人类平等、男女平等、伦理道德、文化多元、政治经济，以及《古兰经》中的化学、数学、天文、医学、地理，等等。可以说，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时代如何变化、科技如何更新，注释学者们都能从经文中找到答案，加以研究和注释。尽管至今没有任何一位注释家对《古兰经》蕴涵的所有专题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注释，但总体而言，著述丰富、成果卓著。[9]
三专题注释的理论时期
学界认为，自注释学界将先知穆罕默德以经注经的举措，作为专题注释的渊源以来，历经千余年的专题注释，无论是研究性注释，还是注释性注释，两者在法学、语言学、古兰学等领域推出的丰硕学术成果，大体上都是在实践性注释层面上。自19世纪末至今，专题注释则从实践层面逐渐发展到了理论层面。根据古兰学家、注释家艾哈迈德·拉哈玛尼（Amad ramnī）教授的研究，该时期的理论性注释，由于自身学术特点而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逐渐成熟和完善。
（一）辞典式注释阶段
从《古兰经》注释整体发展角度来讲，早在中世纪，拉吉布·艾斯法哈尼就已经从《古兰经》的词汇角度，为经文设置了明确的注释目录。作者在《古兰经词汇》（Mufradāt ’alfāal-Qur’ān）中，根据阿拉伯语字母顺序，依次解析了经文所有词汇的词源、构成、派生及其大义。艾斯法哈尼的举措，使读者很容易通过近似于辞典性质的经文词汇——打开认识和理解经文的“关键词”，来进一步明确经文中的各个专题或各章的主题内容。然而，艾斯法哈尼从词汇角度设置目录的学术举措，一则由于时间久远，二则就注释学的整体角度而言，《古兰经词汇》仅为个别现象，故后期注释学界从宏观角度出发，将20世纪初叶作为辞典式注释的开始。
20世纪初，通过设置目录注释经文的学术举措，首先始于部分东方学家。这是因为，正如他们采取辞典形式分门别类地研究圣训内容那样，他们也以同样的方法研究《古兰经》内容。其中，法国东方学家乔里·拉布姆（Joule lābum）堪为代表，其著作《古兰经注释》（Tafil ’āyāt al-Qur’ān al-karim），采取辞典形式，将所界定的350个专题囊括在18篇中，从而对整部经文内容进行了具有辞典性质的专题注释：历史篇、先知穆罕默德篇、宣教篇、以色列人篇、《讨拉特》篇、基督教篇、形而上学篇、认一论篇、《古兰经》篇、宗教篇、信仰篇、功修篇、法律篇、社会制度篇、科学技术篇、商业篇、伦理道德篇、成功篇。[10]
尽管乔里·拉布姆是20世纪以来首次以辞典目录形式，为研究和注释《古兰经》专题内容作出相应贡献的学者。然而，由于乔里·拉布姆本人具有的东方主义观点，从而使其著作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东方主义色彩，导致许多内容不乏瑕疵，加之没有悉数列举《古兰经》的所有内容和专题，故阿拉伯注释家从伊斯兰文化本位观角度，严格遵循注释学法理和学理，推出了数部富有成果的学术专著。例如，穆罕默德·富阿得·阿布杜·巴基（muhammd fu’ād ’abud al bāqi）教授的《古兰经词汇索引辞典》（Al-mu‘jam al-mufahras li’alfāal-Qur’ān），详尽阐述了《古兰经》中的词汇，尤其在涉及经文中各类特殊表述所及的专题内容时，更浓墨释之。此外，该领域还涌现出一些更具辞典性质的专题注释典籍，较有代表的是苏布哈·阿布杜·拉乌夫·阿斯尔（ubāAbd al-ra’ūf ‘ar）教授的《古兰经文的专题辞典》（Al-mu‘jam al-mawdu‘iyy li’āyāt al-Qur’ān al-karīm）、穆罕默德·穆斯塔法·穆罕默德（Muhammad mufāMuhammad）教授的《古兰经文的专题辞典》（Al-mu‘jam al-mawdu‘iyy li’āyāt al-Qur’ān al-karīm）、努哈·艾哈迈德·穆罕默德（Nū’amad Muhammad）教授的《整合古兰经文中的专题经文》（Tajmī‘’āyāt al-mawdu‘li’āyāt al-Qur’ān al-karīm）。其中，黎巴嫩贝鲁特出版社于1996年出版的《整合古兰经文中的专题经文》，在同类注释中，相对而言堪称最为全面的辞典式注释典籍。该书自问世以来，始终受到注释学界和广大读者的青睐。尽管该书问世时间相对较短，但因其丰富的内容和别具一格的风格，被注释学界评为各类辞典式注释典籍中具有大全性质的专题注释典籍——该书篇幅宏大，共有五大卷、77章组成，每一章整合了与题目有直接关系的所有经文，从而最大限度地涵盖了《古兰经》的所有内容和专题。作者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查找所需专题内容，又将最后一章作为前面76章的总目录，从而使辞典式注释向着更全面、更具体、更快捷的方向发展。
（二）实践式注释阶段
20世纪以来，具有辞典性质的目录式注释，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围绕经文词汇和解读经文大义的范畴内，注释的内容也就相对有限。随着学术的发展，专题注释的领域从辞典式逐渐发展到了全面实践层面上。
首先，学术关注点不一的部分注释家，聚焦于《古兰经》的某一专题内容，他们或以专著形式，或以论文形式，详细阐释所选专题。诸如，《古兰经》中的忍耐、《古兰经》中的许诺、《古兰经》中的人、《古兰经》中的斋月、《古兰经》中的宗教功修、《古兰经》中的天课、《古兰经》中的眼睛、《古兰经》中的精灵、《古兰经》中的手工业、《古兰经》中的害怕、《古兰经》中的农作物、《古兰经》中的罪恶及其现象和种类、《古兰经》中的故事、《古兰经》中的伦理道德、《古兰经》中的命令、《古兰经》中的辩论、《古兰经》中的生物、《古兰经》中的时间、《古兰经》中的工作、《古兰经》中的众使者、《古兰经》中的天使、《古兰经》中的使者迹象、《古兰经》中的圣门弟子、《古兰经》中的部落、《古兰经》地理学、《古兰经》中的山川河流、《古兰经》中的前定、《古兰经》中的起誓、《古兰经》中的别号、《古兰经》中的各种心态、《古兰经》中的人体部位、《古兰经》提及的恶、《古兰经》中的赎金、《古兰经》中的刑罚、《古兰经》中的第一、《古兰经》中的呼唤、《古兰经》中的奥妙、《古兰经》中的数字、《古兰经》中的疑问、《古兰经》中的钱财、《古兰经》中的比喻、《古兰经》中的死亡、《古兰经》中的科学奥秘、《古兰经》中的家园、《古兰经》中的无机物、《古兰经》中的地名、《古兰经》中的伪信士、《古兰经》中的日子、《古兰经》中的颜色、《古兰经》中的货币和矿产，等等不一而论。
对于以上内容，注释家们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与学科特点，归类相关专题内容后给予详细阐释。如阿拔斯·迈哈姆德·安加德（Abbās Mamūd al-‘aqqād，1889-1964）的《古兰经中的人》（Al-’insān fi al-qur’ān），首先归类了涉及“人”（Al-’insān）的所有经文，然后分两部分解读了《古兰经》中的“人”。第一部分着重解读了《古兰经》谈及的“人”——人是高级生命体、人类始祖阿丹、人类本系同根生，以及人的身体、人的灵魂、人的性灵、人的自由、人的责任等。第二部分重点解读了《古兰经》言及的科学层面与思想层面的“人”，如人类的起源；以及社会学层面的人、动物学层面的人、人类学层面的人、心理学层面的人、伦理学层面的人、生物学层面的人等。[11]
其次，20世纪以来，伊斯兰世界由于面对外部挑战如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内部挑战如发展科学技术、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改革等，促使一些注释家，根据《古兰经》精神和原则，通过专题注释整部经文的举措阐经释义，引导伊斯兰社会与穆斯林大众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需要。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的《光塔古兰经注》（Tafsir al-manārah），在专题注释领域内可谓独成一家。由于该注释典籍将经注与社会思潮紧密相连，并“根据现代社会向伊斯兰教提出的问题，吸取前人的经注精华，对经文进行广泛阐发，为当时风行一时的伊斯兰教改革运动服务，影响颇大”[12]，故被视为同类注释文献中的典范之注。同样，注释家谭塔维·焦海里（anāwījawāir，1870-1940）的《焦海里经注》（Al-jawāir fi tafsir al-qur’ān）亦为代表作。作者用25卷的篇幅，将《古兰经》中的各类内容与社会科学相联系，阐发经义，专题解读。他先注释经文的词汇大义，然后再分门别类地广泛阐释各种现代学科知识，如植物学、动物学、自然现象、各类科学实验等。例如经文“当时，你们说：‘穆萨啊！专吃一样食物，我们绝不能忍受，所以请你替我们请求你的主，为我们生出大地所产的蔬菜——黄瓜、大蒜、扁豆和玉葱。’他说：‘难道你们要以较贵的换取较贱的吗？你们到一座城里去吧！你们必得自己所请求的食物。’”（2：61）他注释这节经文时，首先阐释了该节经文具有的医学意义，然后根据现代医学业已定论的医学理论来阐释该节经文的大义，以及其中蕴涵的科学奥秘。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继穆罕默德·拉希德·里达和谭塔维·焦海里之后，赛义德·库特卜在《在古兰经的阴荫下》（Fi lāl al-qur’ān），由于界定了三条注释原则——对经文的哲学理解、经文最初降示的主要社会和政治背景、经文的现实意义[13]，故将注释内容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哲学、社会学、文学等角度彰显了《古兰经》关于社会、哲学和理性的专题内容。[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