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云“某太史”不知为谁，其不答者恐非“不能答”，乃不屑答耳。金丝与瓦缶，音色不同而弹奏各有巧拙，不能以金丝即为巧，而以瓦缶即为拙。锦绣与麻枲，织料不同而服用各有所宜，不能见锦绣即购买，而见麻枲即不顾。彼某太史者，于诗殆有偏好，走陶潜、孟郊一路，与袁枚趋舍不同。其所谓“不脆而涩”，盖取诗须有余味，如茶，如橄榄。袁枚实见之太浅，而却斥人“自夸”，未免太不虚心了。
实则袁枚为人却是自夸之尤者。《诗话》中自我宣传或互相标榜处极多，有时令人感到肉麻。如《补遗》卷十第二九则，引女诗人金纤纤称袁枚诗如金石丝竹，故人喜读之；蒋士铨（心余）诗如匏土革木，故读者寥寥。袁枚誉之，谓“人以为知言”。所谓“知言”者，知先生之言耶？
蒋士铨与袁枚、赵翼同时而齐名，三人且为至友。蒋工诗古文辞，并工南北曲，有《忠雅堂诗文集》、《铜弦词》、《红雪楼九种曲》传世。以余所见，其成就并不在袁枚下。金纤纤所云，以音色不同而判优劣，浅之又浅者。既不知乐，亦未见其知诗。
三五评王安石
袁枚于王荆公诗深致不满，而于其诗论则尤极意诋毁。如谓荆公“若论诗，则终身在门外”（《诗话》卷一第四六则），又“王荆公论诗，开口便错”（卷六第一则），这是由于成见太深。
平心而论，王荆公为诗，早年好用险韵，且多一韵到底，实在是有意矜奇斗险。但到晚年退隐金陵，所为绝句殊为平易近人。正如孙过庭《书谱》所云：“既能险绝，复归平正。”（此语，袁枚亦征引之以论诗，见《诗话》卷七第一七则，唯文有出入。）
至于荆公论诗，亦自个中人，深知甘苦。有这样一段故事。苏东坡《雪夜书北堂壁》诗有句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炫生花。”荆公问其子王雱：学士此诗妙处？雱答云：不过形容雪色与寒意耳。荆公曰：不然。《道藏》以“玉楼”喻肩，以“银海”喻眼，知此而后知学士诗之妙。
袁枚对此却加以驳斥。其说云：“东坡雪诗用‘银海’‘玉楼’，不过言雪之白，以银玉字样衬托之，亦诗家常事。注苏者必以为道家肩目之称，则当下雪时，专飞道士家，不到别人家耶？”（《诗话》卷一第四六则）真是极端的诡辩。诗用《道藏》语，何能说为即指道士其人？
要驳斥，自然有驳斥者的自由。但袁枚在同一书中，却又明明根据王安石之说以为说。
或称东坡“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炫生花。”余曰：此亦有所本也。晚唐裴说诗：“瘦肌寒起粟，病眼馁生花。”
——《诗话》卷十四第三七则
这不明明为王安石的解释找到证明：“玉楼”以比肌肤，“银海”以喻眼吗？袁枚于彼则斥之，于此则袭之。“翻手作云复手雨”（杜甫诗句），究竟公道何在？
苏东坡在王荆公为政敌，但荆公于东坡诗则深加体会，诚意待人。袁枚则不然。心中只横亘着一个“拗相公”的念头，翻来复去只是说荆公执扭。毁其诗而及其人，毁其人复及其诗。成见之深，令人惊愕。
王荆公诗无一句自在，故其为人拗强乖张。
——《诗话》卷一第四六则
文忌平衍，而公天性拗执，故琢句选词，迥不犹人；诗贵温柔，而公性情刻酷，故凿险缒幽，自堕魔障。
——《诗话》卷六第一则
地主阶级之遗忿，七百年后犹汇萃于袁枚之笔端。究竟谁为“拗强乖张”？谁为“拗执刻酷”？不肯虚己接物，全凭成见骂人。两两相比之下，荆公之性格与袁枚之相悬，奚啻霄壤！
四三家常语入诗
《诗话·补遗》卷一第二五则：
家常语入诗最妙。陈古渔布衣《咏牡丹》云：“楼高自有红云护，花好何须绿叶扶？”
所谓“家常语入诗”者，盖谓第二句反用谚语“牡丹虽好，要靠绿叶扶持”。
这两句诗，除对仗工整之外，用意非常恶劣。上句所表现的是奴才巴结精神：只顾往上爬，自然有上层保护。下句所表现的是个人英雄主义：只要自己好，那怕做光杆牡丹。这两者是孪生兄弟，正好成双作对，合而为一。凡傲下者必谄上，而谄上者亦必傲下。旧戏中之“教师爷”，正是这种谄上傲下者的绝妙形象。
其实“牡丹虽好，要靠绿叶扶持”，是经过提炼的极有教育意义的谚语。这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表现了民主集中精神。陈古渔反其意而用之，足征陈古渔此人实是怪物（前“百尺粉墙”条已论其拒绝批评）。袁子才“妙”其诗而“最”之，亦方以类聚耳。
陈也，袁也，均所谓“教师爷”之流也。
四六甘苦刚柔
《诗话·补遗》卷二第十二则：
凡药之登上品者，其味必不苦，人参、枸杞是也。凡诗之称绝调者，其词必不拗，《国风》、盛唐是也。大抵物以柔为贵：绫绢柔则丝细熟，金铁柔则质精良。诗文之道，何独不然？余有句云：“良药味不苦，圣人言不腐。”
这种偏致之论，十分滑稽。药之苦与否，诗之拗与否，物之柔与否，根本不能比并。药以对症为贵，诗以能使人兴、观、群、怨[2]为贵，物以适用、美观、经济为贵，此其大较也。袁枚所论，时每自相矛盾。如《补遗》卷三第十则云：“李杜韩苏四大家，惟李杜刚柔参半，韩苏纯刚。白香山则纯乎柔矣。”
物既“以柔为贵”，何以韩苏纯刚而入于大家，白香山纯柔而不得入于大家？再就药而言，例如奎宁，对疟疾为特效药，而味极苦。安见其“良药味不苦”？
如药以不苦为良，则甘草应为上品，何以有人比之为“长乐老”（历事五朝的冯道），而袁枚以为恰合甘草身分？（见《诗话》卷十六第二四则）
药不以甘苦为上下，而以利于病与否为上下。古谚所云；“良药苦口利于病”，依然是合理之言。
良药之味与所谓“圣人”之言也根本不能比并。良药之味有不苦者，或虽苦可以使之不苦。所谓“圣人”之言，苟时过境迁，则曩之“不腐”者俄而腐矣。已腐之言，纵有大力，谁能使之不腐？忠君之义何如？天尊地卑之义何如？夫唱妇随之义何如？
六九言诗
《诗话·补遗》卷九第十六则，载扬州方楼《言诗》一首。其诗云：
情至不能已，氤氲化作诗。屈原初放日，蔡女未归时。得句鬼神泣，苦吟天地知。此中难索解，解者即吾师。
袁枚谓“数语恰有神悟”。案此诗与法时帆《题诗龛》二首之一，意旨相近。
……情有不容已，语有不自知。天籁与人籁，感召而成诗。
——《补遗》卷六第四六则
袁枚以为“深得诗家上乘之旨”。然二者相较，余则以为方之所见比法更深。诗乃人为，所谓“天籁”亦通过人之感应而出。一般多以轻松愉快者为“天籁”，而其实自然中亦有狂风暴雨、雷电晦冥之悲壮景象，不能以此为非“天籁”也。
方以蔡文姬与屈原对比，即偏重在悲壮方面，故言“得句鬼神泣，苦吟天地知”。蔡文姬之诗，所存者仅《悲愤》二诗及《胡笳十八拍》。《悲愤》二诗，格调平衍，不足形容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余意方所指者必系《胡笳十八拍》，以之比拟屈原，实系先得我心。
七七考据家与蠹鱼
袁枚憎恨考据家，每视考据家与辞章家如水火，又尝谓“考据家不足与论诗”。甚至诋考据家为蠹鱼，徒食糟粕。《诗话·补遗》卷十第五十则：
（费）榆村又有句云：“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知？终日会糟粕。”
此四句可为今之崇尚考据者下一神针。
费所咏诗或许别无影射之意，但袁枚则直以蠹鱼拟考据家，这是他的一贯的偏见。所谓“今之崇尚考据者”指乾隆、嘉庆时代诸考据大家而言。平心而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此较之没头于八股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而语。与袁枚同时而略后的焦循，有《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楼集》卷十二），论之颇为详允。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故考据无罪，徒考据而无批判，时代使然。姚姬传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而为之，实较袁枚为得其正鹄。
袁枚是相信“脉望”传说的人。《酉阳杂俎》云“蠹鱼三食神仙字而成脉望”，即是成仙。此固不可信以为实，然亦可借以作譬。即学者必须先经过蠹鱼阶段，从复杂中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然后才能达到更高的阶段。不读书，不调查研究，便能成为辞章家、著作家吗？中外古今，断无此事。
注释
[1]原载1962年2月28日至7月22日《人民日报》，同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部分篇章作者生前曾在初版本上作过修改，1989年10月据此收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现据文学编编入。
[2]语出《论语·阳货》：“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