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1716-1797），二百年前之文学巨子。其《随园诗话》一书曾风靡一世。余少年时尝阅读之，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尔来五十有余年矣。近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1960年5月），殊便携带。旅中作伴，随读随记。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良由代易时移，乾旋坤转，价值倒立，神奇朽化也。兹主要揭出其糟粕者而糟粕之，凡得七十有七条。条自为篇，各赋一目。虽无衔接，亦有贯串。贯串者何？今之意识。如果青胜于蓝，时代所赐。万一白倒为黑，识者正之。
郭沫若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于从化温泉
一性情与格律
袁枚于诗主性情说。所谓性情者，谓抒写胸臆，辞贵自然。这较王渔洋神韵说之不着边际、沈德潜格调说之流于空套，自然较胜一筹。然袁枚往往为偏致之论，如云：
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
——《随园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卷一第二则
这把格律和性情，完全等同了。人谁无性情？但并非人人都能诗。诗之有格律，犹音乐之有律吕。格律固可以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而异，即所谓“格无一定”，然而总是有规律的。
格律是诗的语言之规律。普通语言即具有规律，何况乎诗！诗之规律可以自由化，充其极如今之散文诗，而在遣辞用字之间亦自有其格调。故格律与性情，有客观与主观之异。两者能得到辩证的统一始能成其为诗。徒有性情而无格律，徒有格律而无性情，均非所谓诗也。
性情必真，格律似严而非严，始可达到好处。
二批评与创作
《诗话》卷一第七则，论及金圣叹与孔尚任。
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然其《宿野庙》一绝云：“众响渐已寂，虫于佛面飞。半窗关夜雨，四壁挂僧衣。”殊清绝。
金圣叹固然有可鄙薄的地方，但不是由于“好批小说”而可鄙，而是由于好以封建意识擅改所批的小说而可鄙。
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袁枚，当然不能作这样的阶级分析。他对于金圣叹的评语，等于是说：好批小说虽然可鄙，但幸而还有一首可取的绝诗。
袁枚的保守性，不是还在金圣叹以上吗？
其评孔尚任，亦用同样笔法。
孔东塘演《桃花扇》曲本，有诗集若干。佳句云：“船冲宿鹭排樯起，灯引秋蚊入帐飞。”其他首未能称是。
这虽未著鄙薄字面，而于诗与曲之间实含有轩轾之意。意思是说：虽然是演曲本的人，也有两句好诗。
又于同卷第六一则中论及洪升，笔法亦完全相同。
钱塘洪昉思（升）……人但知其《长生》曲本与《牡丹亭》并传，而不知其诗才在汤若士之上。（下引洪诗二首，从略。）
以诗与曲对举，称洪之诗而于其曲不置可否，用意亦在扬诗而抑曲。
其实曲与诗之别仅格调不同耳。诗失去性情而有词兴，词又失去性情而有曲作。诗、词、曲，皆诗也。至于曲本则为有组织之长篇叙事诗，西人谓之“剧诗”。不意标榜性情说之诗话家，乃不知此。
再进而言之，则小说亦叙事诗也，特其格律自由而已。小说之佳者，即袁枚所谓“文中之诗”（《诗话》卷二第二八则）。“金圣叹好批小说，人多薄之”，所谓“人”者乃士大夫阶层中之道学者流。此其根源在于鄙薄小说，因小说可鄙，故“好批小说”为尤可鄙。真所谓井蛙之见，袁枚亦未见其高蛙一等。金圣叹之于文艺批评，孔尚任、洪升之于曲本创作，成就均在袁枚之上。袁所称三人之诗，无人知之者，而“金批才子书”、《桃花扇》、《长生殿》，则几乎人尽知之，且可永传不朽。“不贤者识其小者”，非袁枚之谓耶？
袁枚自视甚高，因其能诗（狭义的诗），故视诗亦高于一切。《诗话》实文艺批评之一种形式，但因诗高，故话诗者亦高。小说贱，故好批小说者亦贱。至于曲本，与小说齐等，故为话诗者所不屑道。时代限人，固不宜专责袁枚，然可因此而更知金圣叹、孔尚任、洪升之可贵。
十才、学、识
《诗话》卷三第四七则：
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今案“作史三长”出《新唐书·刘子玄传》，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袁枚扩而充之，改“世罕兼之”为“缺一不可”，而适用之于诗，并谓“识最为先”，良有见地。
实则才、学、识三者，非仅作史、作诗缺一不可，即作任何艺术活动、任何建设事业，均缺一不可。非不能“兼”，乃质有不一而量有不齐耳。
“识”即今言“思想性”。“识最为先”即今言“政治第一”。误用才与学者亦有其“识”，特“识”其所“识”耳。彼反对政治第一者，在彼亦为“政治第一”，乃“反动政治第一”也。彼反对阶级斗争者，在彼亦正进行其阶级斗争，彼站在反动阶级立场而进行斗争也。
“识”，在历史转折时期则起质变。故有奴隶制时代之识，有封建制时代之识等。袁枚之“识”，封建制时代之识也。即以其《诗话》而言，故在当年虽曾风靡一世，而在今日视之，则糟粕多而菁华极少。居今日而能辨别其糟粕与菁华，则正赖有今日之识。“识最为先”，毕竟一语破的。
但袁枚是无定见的人。关于作诗，才、学、识三者孰先之论，就有三种说法。《诗话》中以“识最为先”矣，此外却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db}才为尤先}/db}。造化无才不能造万物，古圣无才不能制器尚象，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序，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中，标题为《蒋心余藏园诗序》）
二、“作诗之道难于作史。何也？作史三长，才、学、识而已。诗则三者宜兼，而}db}尤贵以情韵将之}/db}，所谓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韵长，不徒诗学宜然，即其人之余休后祚亦于是征焉。”（《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钱竹初诗序》）
在“三长”之外似乎还有“情韵”，但其所解“情韵”，不外是“弦外之音，味外之味”，这又是所谓神韵加格调也。这是靠学可以得来的，故袁亦明言之曰“诗学”。是则“三长”之中又以学最为先了。
《诗话》和二序都是袁枚晚年文字。三处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幸而只有“三长”，如果有五长或十长，那定会说得五光十色了。袁枚之无定见也，如此。
十三唐太宗与武则天
《诗话》卷三第七六则：
女宠虽自古为患。而“地道无成”，其过终在男子。使太宗不死，武氏何能为祸？
此见甚为庸腐。武后执掌政权五十年，扶植下层，奖掖后进，知人明敏，行事果断，使唐代文化臻至高峰，使中国声誉播于远域，凡读史有识者类能言之。他可姑置不论，即以所谓盛唐诸名臣与诸名家而言，何一非培育于武氏执政时期耶？唐玄宗李隆基是一败家子，坐享其成，而亦坐吃山崩。袁枚竟以“祸”归之于武氏，盖亦株守宋儒之偏见耳。
至于唐太宗之死，史书亦曾漏其真相，特一般不甚注意，实为可异。《资治通鉴》唐高宗总章元年有下列记载：
贞观之末，先帝服那罗迩·娑婆寐药，竟无效。大渐之际，名医不知所为。议者归罪娑婆寐，将加显戮，恐取笑戎狄而止。
观此，可知太宗之死，实系中毒。娑婆寐乃印度婆罗门，曾为太宗制“长生药”，实为一骗子。可见英明如唐太宗，也不能不有所误失。我倒想另外下一个推断：使武后早见重用，太宗何至受害？“女祸”云乎哉！
二四瓦缶不容轻视
袁枚于诗之朴素者每以瓦缶为譬而鄙屑之。如云“诗有声无韵是瓦缶也”（《诗话》卷七第三十则）。又云“色彩贵华。圣如尧舜有山龙藻火之章，淡如仙佛有琼楼玉宇之号，彼击瓦缶、披短褐者终非名家”（同卷第六九则）。
又其卷五第八三则云：“某太史自夸其诗：不巧而拙，不华而朴，不脆而涩。余笑谓曰：‘先生闻乐，喜金丝乎，喜瓦缶乎？入市，买锦绣乎，买麻枲乎？’太史不能答。”
这些说法，完全是偏见。瓦缶之为敲击乐器，于其轻重抑扬之间亦未尝“无韵”。且与金丝为配而雅韵和谐，与歌舞作伴而节奏明著。安见“击瓦缶、披短褐者”便“终非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