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些朋友到现在都还称我是“诗人”，我自己有点不安，觉得“诗人”那顶帽子，和我的脑袋似乎不大合式。不过我做过诗，尤其新诗，是事实。有过些新诗集出版也是事实。这些事实虽只有十几年的历史，而这历史似乎已经要归入考古学的部门了。我最近看了一位批评家批评我的诗，他以《瓶》为我的“最后的诗”，是“残余的情热的最后的火花”；又说我的“最好的诗是发表在《创造周报》上的诗，然而不晓得什么原故，《沫若诗集》里（现代版）并没有收集”。他竟至不知道在《瓶》后还有一部更长的“连续的诗篇”叫《恢复》，而《创造周报》里的那些诗是收在名叫《前茅》的一个集子里面的。这《恢复》和《前茅》的两个集子在现代版的初版《沫若诗集》里也都是包含着的。
鉴于有这样人为的淹没，又鉴于到了现在都还有人对于我的诗抱着批评的兴趣，我便起了心，索性让我自己来写出这一篇我的作诗的经过。
诗，假如要把旧诗都包含在里面，那我作诗的经过是相当长远的。我自己是受科举时代的余波淘荡过的人，虽然没有做过八股，但却做过“赋得体”的试帖诗，以及这种诗的基步——由二字至七字以上的对语。这些工作是从七八岁时动手的。但这些工作的准备，即读诗，学平仄四声之类，动手得尤其早，自五岁发蒙时所读的《三字经》、《唐诗正文》、《诗品》之类起，至后来读的《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止，都要算是基本工作。由这些基本工作及练习，到十三岁进小学受新式教育为止，虽然也学到了一些旧诗的滥调，时而也做过一些到现在都还留在记忆里的绝诗的短章，但是真正的诗的趣味和才能是没有觉醒的。
我的诗的觉醒期，我自己明确地记忆着，是在民国二年。那时候我已经二十二岁了，还是成都高等学堂的一年生。当时的四川教育界的英文程度是很低的，在中学校里读了五年的英文只把匡伯伦的《廿世纪读本》的前三本读了，但那其中的诗是除外了的：因为那时候的英文教员照例不教诗。他们说诗没有用处，其实他们有一多半是读不懂。民国二年进了高等学校的实科，英文读本仍然是匡伯伦。大约是在卷四或卷五里面，发现了美国的朗费洛（Longfellow）的《箭与歌》（Arrow and Song）那首两节的短诗，一个字也没有翻字典的必要便念懂了。那诗使我感觉着异常的清新，我就好像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的一样。诗的原文我不记得了，目下我手里也没朗费洛的全集，无由查考，但那大意我是记得的。那是说，诗人有一次射过箭，箭飞去了，但后来又发现着，在一座林子里面；诗人有一次唱过一首歌，歌声飞去了，但后来又发现着，在一位朋友的耳里。就这样一个简单的对仗式的反复，使我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的精神。并使我在那读得烂熟、但丝毫也没感觉受着它的美感的一部《诗经》中尤其《国风》中，才感受着了同样的清新，同样的美妙。
但在我们的那个时代是鄙弃文学的时代，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的口号成为了一般智识阶级的口头禅。凡是稍微有点资质的人都有倾向于科学或实业的志愿，虽然当时的教育在这一方面却并不能够满足那样的要求。就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像我这样本是倾向于文学的人，对于文学也一样的轻视。虽然诗的真面目偶尔向自己的悟性把面罩揭开了来，但也拒绝了它，没有更进一步和它认识的意欲。我是在民国二年的下半年离开了四川的，而且就在那年的年底离开了中国。离开了四川是因为考上了天津的军医学校，离开了中国是因为不满意那军医学校而跑到了日本。离开四川是一本文学的书也没有带的。离开中国时，只带着一部在北平偶尔买来消遣的《昭明文选》，但这部书到了日本以后也是许久没有翻阅过的。
我到了日本东京是民国三年正月。费了半年工夫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豫科——那时的留学生是要住一年豫科，再住三年本科然后升进大学的。在豫科的第二学期，民国四年的上半年，一位同住的本科生有一次从学校里带了几页油印的英文诗回来，是英文的课外读物。我拿到手来看时，才知是从太戈尔的《新月集》上抄选的几首，是《岸上》（On the Seashore），《睡眠的偷儿》（Sleep-Stealer）和其它一两首。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当时日本正是太戈尔热流行着的时候，因此我便和太戈尔的诗结了不解缘，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爱人的赠品》。译诗《伽毗尔百吟》（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戏剧《暗室王》，我都如饥似渴地买来读了。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在这时候我偶尔也和比利时的梅特灵克的作品接近过，我在英文中读过他的《青鸟》和《唐太几之死》，他的格调和太戈尔相近，但太戈尔的明朗性是使我愈见爱好的。
既嗜好了太戈尔，便不免要受他们的影响。在那个时期我在思想上是倾向着泛神论（Pantheism）的，在少年时所爱读的《庄子》里面发现出了洞辟一切的光辉，更进而开始了对于王阳明的礼赞，学习静坐。有一次自己用古语来集过一副对联，叫着“内圣外王一体，上天下地同流”，自己非常得意。那时候的倾向，差一步便可以跨过疯狂的门阈。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但在这儿我不能把那详细的情形来叙述。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辛夷集》的序也是民五的圣诞节我用英文写来献给她的一篇散文诗，后来把它改成了那样的序的形式。还有《牧羊哀话》里面的几首牧羊歌，时期也相差不远。那些诗是我最早期的诗，那儿和旧式的格调还没有十分脱离，但在过细研究过太戈尔的人，他可以知道那儿所表示着的太戈尔的影响是怎样地深刻。
在和安娜恋爱以后另外还有一位影响着我的诗人是德国的海涅，那时候我所接近的自然只是他的恋爱诗。他的诗表示着丰富的人间性，比起太戈尔的超人间性的来，我觉得更要近乎自然。这两位诗人的诗，有一个时期我曾经从事迻译，尤其太戈尔的诗我选译了不少。在民六的下半年因为我的第一个儿子要出生，没有钱，我便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用汉英对照，更加以解释。写信向国内的两大书店求售，但当时我在中国没有人知道固不用说，就连太戈尔也是没有人知道的，因此在两家大书店的门上便碰了钉子。《海涅诗选》我在民七的暑间又试办过，但也同样地碰了钉子。
民七的秋间我已升进了福冈的九州大学医学部，住在博多湾的海岸上。在那时做的《鹭》、《新月与晴海》、《春愁》等诗明白地还在太戈尔与海涅的影响之下。
民八以前我的诗，乃至任何文字，除抄示给几位亲密的朋友之外，从来没有发表过。当时胡适们在《新青年》上已经在提倡白话诗并在发表他们的尝试，但我因为处在日本的乡下，虽然听得他们的风声却不曾拜读过他们的大作。《新青年》杂志和我见面是在民九回上海以后。我第一次看见的白话诗是康白情的《送许德珩赴欧洲》[2]（题名大意如此），是民八的九月在《时事新报》的《学灯》栏上看见的。那诗真真正正是白话，是分行写出的白话，其中有“我们喊了出来，我们做得出去”那样的辞句，我看了也委实吃了一惊。那样就是白话诗吗？我在心里怀疑着，但这怀疑却唤起了我的胆量。我便把我的旧作抄了两首寄去，一首就是《鹭》，一首是《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此诗《女神》中似有，《诗集》中未收）。那时的《学灯》的编辑是郭绍虞[3]，我本不认识，但我的诗寄去不久便发表了出来。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真是有说不出来的高兴。于是我的胆量也就愈见增大了，我把已成的诗和新得的诗都络续寄去，寄去的大多登载了出来，这不用说更增进了我的作诗的兴会。
民八是“五四”运动发生的一年，我们在那年的夏天，响应国内的运动，曾经由几位朋友组织过一个集会，名叫“夏社”，干过些义务通信的事情。因为要和国内通信，至少须得定一份国内的报纸，当时由大家选定了《时事新报》。因此才得以看见《学灯》，才得以看见康白情诸人的诗，这要算是偶尔的机缘。假如那时订阅的是《申报》、《时报》之类，或许我的创作欲的发动还要迟些，甚至永不见发动也说不定。在我接触了《时事新报》后，郭绍虞的《学灯》编辑似乎没有持续到两个月，他自己便到欧洲去了，继他的后任的是宗白华。宗白华接事后，他有一个时期似乎不高兴新诗，在《学灯》上不见有新诗发表，我寄去的东西也都不见发表出来。等到后来我同他通过一次信，是论墨子的思想，这信是在《学灯》上发表过的，得到了他的同情，他便和我通起了信来，并把我先后寄去存积在那儿的诗，一趸地拿出来发表了。因而在民八、民九之交的《学灯》栏，差不多天天都有我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