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的历史观点出发，固然应该着重写劳动人民的活动，但以往的社会既是阶级社会，统治阶级的活动也就不能不写。统治阶级的活动对当时的人民有利，对整个民族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有利，我们就肯定它；相反的，我们就否定它。但否定它并不是抹杀，而是批判。所以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即使有时是狗咬狗，如果关系重大，也值得写。例如西晋的“八王之乱”完全是狗咬狗，但招致了“五胡乱华”，甚至南北朝好几百年的分裂；完全不提，那是不妥当的。
三史料、考据和历史学的关系问题
研究历史当然要有史料。马克思主张尽可能地占有大量资料，也说明资料对科学研究的重要。占有了史料，就必须辨别它的真假，查考它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番检查的功夫，也就是所谓考据。这些工作是不可少的，是应该肯定的。但它毕竟是历史研究的初步阶段。没有史料固然不能研究历史，专搞史料也决不能代替历史学。过去，旧的史学工作者停滞在这初步阶段，就认为很够了，说什么整理史料即历史学，这显然是错误的。
中国的史料很多，除去正史、野史这些文字记载外，还有许多实物史料，如出土的文物等。建国十年以来，发掘出的文物，包括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就达几百万件之多。另外，在海外也有许多资料，有的和中国直接有关，有的虽无关系，但也可用来作比较研究。譬如我们研究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就要比较地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史料。恩格斯就曾利用摩尔根关于美洲红色人种的资料研究国家、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地上地下，海内海外，这样浩如烟海的史料，我们要加以整理和分析，当然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而应该分分工，排排队，搞出些有权威性的工具书来。这对历史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在这方面，我们作的还很少。这是一件大工程，需要大家分工合作。
占有史料以后，要加以整理分析，这是历史研究的第二步。这就要求我们在那么繁多的史料中分清主次。在史料中，有重要的、次要的，也有无关重要的。我认为，对民族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有关的史料是头等重要的，应该尽量搜集，优先整理。这方面的史料，不完全限于文字记载上的，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东西，比文字记载还可靠。对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就要靠石器、陶器等来研究。
历史发展中的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在过去的史书中是不大被人注意的。在古代的史学家中，司马迁比较重视这方面的材料，他的《史记》中就有八书主要记载文化，就中如《平准书》更特别叙述财经方面的历史。以后的有些断代史和通史（如《通鉴》之类），对这些问题就很忽视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应该特别重视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的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应该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旧的历史学者，对史料讲究所谓“四把钥匙”，即年代、职官、地理、目录。从前面所讲的观点来衡量，就不可能认为都是“钥匙”了。当然，我们也不好说这些都值不得研究。其实某一项史料的重要与否，要看它对问题解决的需要程度而定。例如“年代”，如果不是孤立地、事无巨细地去考证它，那也不能笼统地说弄清楚年代就没有用，古代史分期问题就是“年代”问题。“职官”也是如此。譬如《周礼》上记载周朝按天、地、春、夏、秋、冬分设六官，官各设六十职，共三百六十职，恰合黄道周天三百六十度和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数。这显然是后来有些天文知识的人搞出来附会到周朝的制度上去的，实际情况当然不会是这样。如果肯定《周礼》是西周的典礼，那就会把西周说成为已进入封建社会了。“地理”，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向来是很密切的，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它所在区域的地理条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尽可以看出历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的概况。至于“目录”，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具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所以搞这些史料，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不一定都是“钥匙”。
当然，史料中有不少是过于繁琐的、无关重要的东西。例如，有人考证洪秀全有没有胡子，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不过，如果有人要搞，我认为也可以由他搞去，这总比什么也不搞要强。因为“竹头木屑，皆为有用”（陶侃语）。这些琐碎的东西，说不定有时也用得上。例如在历史博物馆里要挂洪秀全的像，那就用得上了。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我很赞同这段话。当然，这种做法不能提倡，不能把很多的人力放在这些方面，要引导大家从大处着眼，把精力集中在大的事业上。
占有和整理了史料，如何运用它们，这是历史研究中更重要的问题。有了史料，如果没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处理研究，好像炊事员手中有了鱼、肉、青菜、豆腐而没有烹调出来一样，不能算作已经做出了可口的菜。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用大量的史料来具体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今天我们很幸运，研究历史有了极重要的方便条件，因为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中已很扼要地说明了。我们根据马克思这一灯塔似的说明，就有可能批判地利用史料，编写出通史、专业史和其他历史著作来。
固然，史料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炊事员仅抱着一部烹调术，没有做出席面来，那算没有尽到炊事员的责任。由此看出，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因而，对搜集、考察史料的工作，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我们反对的是为考据而考据，以史料代替史学。但如有少数人一定要那样作，我认为也可以由他去，因为这总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要好一些。
四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如同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一样，应该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来进行研究。当然，我们要坚守我们的阶级立场，从事批判。但同时我们要注意到：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
根据这样的原则，我认为历史上有不少人物是应该肯定的。但其中有些人还受到歪曲，应该替他们翻案。殷纣王、秦始皇和最近正在讨论的曹操，都是。就拿殷纣王来说，许多史书上都说他是“暴虐无道”、“荒淫无耻”的昏君，好事不做，坏事做绝，简直要不得。但据现有的一些史料来分析，殷纣王倒实在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相貌也很端庄魁梧，并非如人们想象中那么狰狞可怕。他对中国民族的发展，做了一些好事，对古代中国的统一，有不小的功劳。提到古代中国的统一，人们很容易想到秦始皇。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有数的杰出人物，古代中国归于一统是由秦始皇收其果，而却由殷纣王开其端。
殷纣王曾经平定了东夷。东夷是长江流域的先住种族，在殷代末期有很大的扩张，发展到了淮河流域，甚至到了现今的山东地带。殷纣王费了很大的力量，打退了东夷的扩张，俘虏了“亿兆夷人”作自己的军队，而周武王却结合起西南和西北的其他种族来打他的后路，结果由于俘虏兵掉头而使殷纣王失败了。但殷纣王虽然失败了，他所开拓出来的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却成为宋、楚、徐（殷人的直系或同盟种族）的根据地。周人因袭着殷代的文化在北方发展，宋、楚、徐等国承继着同一文化在南方发展。西周几百年间，南北事实上是敌对的。但到春秋时代便逐渐形成了合流的形势。文化是同出于一源，故在春秋时，中国的南北事实上已经是“车同轨、书同文”了。由古代万国而十二诸侯而七雄并列而大一统，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自然趋势。故中国的统一是殷纣王开其端，而秦始皇收其果。
史书上所以记载殷纣王“暴虐无道”等等，可说是受了周朝反宣传的影响。关于殷纣王的翻案，我在《青铜时代》里《驳〈说儒〉》中有一段文字，似乎可供参考。
评定历史人物的作用，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夸大、也不缩小。人们对各朝各代的帝王，往往容易一概否定，其实这是不妥当的，应该具体分析。有些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甚至如康熙、乾隆等，对民族、对经济、对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在当时是有过贡献的，我们就应该给以一定的地位。
除去对历代帝王应该这样考察以外，各个时代中有关思想、文学、科学技术方面的人物，尤其应该正确地估计他们的作用，加以重视。过去的历史书，在这方面的注意是不够的，一般都是偏重在政治方面的记述，对文化发展的情况写得不多。特别是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杰出人物的叙述，显得尤其贫乏，过去的史学家没有重视这些，也不必责怪他们；可是今天我们的新史学工作者，却不能不加以重视了。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一日
注释
[1]本篇初见于1959年《历史研究》第6期，收入人民出版社1961年1月出版的《文史论集》一书。现据1984年8月人民出版社《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编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