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研究的方向问题
在今天，作为学术研究总的方向来说，应该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史学研究的任务自然也不能例外。方向已确定了，问题是如何去走，亦即方法问题。这一点，同样也是很明确的，我们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历史研究也应该走群众路线，集体地从事有计划的分工协作。这样就可以做到“多快好省”。
方向确定了，方法也找到了，那么，在史学领域里，要搞些什么呢？通史应该搞，专业史、断代史也应该搞，党史当然更应该搞。此外，世界史、亚洲史的研究也要积极开展。专业史的范围很广，其中包括思想史、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在文学史中又可分为诗歌史、戏剧史、小说史等。特别是工艺史，这是劳动人民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历史的一部分。劳动人民创造的工艺品，丰富多彩，值得我们注意。例如剪纸的花样就很多，其他如用草木编制的、象牙雕刻的各种工艺品，花样之多且巧，足以惊人。但是，研究工艺发展的历史，我们还未予以充分注意，今后应该重视起来。
一部中国通史，是中国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编写出一部完整的中国通史，这是大家所一致期待的。当然，中国通史的著作，现在并非没有，但我们希望能有更好的通史编印出来。除通史外，专业史、专题史（如对某一个历史人物、某一件历史事实的研究）、特别是各民族的发展史等等，都应该注意。过去中国史书上所反映的中国历史，对于少数民族很少注意，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情况，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各民族的发展和贡献，它们同汉族的关系等等，都应该好好研究。
通史要搞，断代史也要搞。断代有两种方法。旧方法是以朝代为段落，譬如研究夏、商、周、秦、汉……等等朝代的历史，研究这样的断代史，本身并不能说有什么不对，重要的是看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去研究。只要立场观点方法对头，历史上的某一个人物、某一件事实，尚且应该研究，为什么一个朝代的历史就不可以研究呢？断代的新方法是根据社会发展的五个时期来划分段落。应该研究这样的断代史，当然更不用说了。
近几年来，工矿单位日益增多，特别是人民公社，更是最近出现的崭新的事物。很多人在编写工矿史、公社史，这是很好的现象。在工矿和人民公社中，真是大有可为，有很多出色的、可作为典型的单位。大型工业如鞍钢、开滦，农业如安国、遂平，乃至如毛主席称赞过的河北安平由三户贫农搞起来的“穷棒子社”，都可以成为典型。把这样的典型单位的发展过程写出来，对其他单位可起示范作用，对全国人民都有教育意义。所以编写工矿史、公社史，或者工矿、公社之外的其他企业或机构的历史，并且尽可能把它们写好，这是很有价值的。这的确是历史研究的新的方面。但我希望不要把写工矿史、公社史等和搞通史、专业史等对立起来。工矿史、公社史除提供典型之外，主要在提供材料，需要我们在这基础上再加以总结、提高；使局部的东西成为更全面的东西。通史、专业史还是需要的，工矿史、公社史不能代替通史、专业史，但将来的通史、专业史的撰述却离不开工矿史和公社史。
工矿史、公社史，由什么人来写比较合适呢？我看可由各个单位自己来搞。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他们完全有力量来搞。但也无妨由从事历史研究的专业干部选择几个重点单位，下去帮助他们搞。历史专业干部下去，用较多的时间，比方三年左右，帮助工农群众写各该单位的发展史，这是值得提倡的。工矿、公社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它们的历史也就不可能在一次就写完。因此，下放的历史专业干部需要有定期“瓜代”的制度，轮流下去，继续不断地帮助编写。这样，既便于写出典型单位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训练历史专业干部，使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
现在中国科学院有历史研究所，还有考古研究所。设立专门的研究所来研究历史和文物，这在我国古代是没有的。中国古代只有官方的修史馆或半官方的、私人的修史集团，他们的任务，着重在编修前一代的历史。今天历史研究所所做的主要是从文献中研究以前的历史，我认为，业务范围还可以扩大。中国古代修史的优良传统有继承的必要。历史研究所的工作，应该侧重到修史方面来。在我国，有很多历史应该写，而还没有组织人来写，即使在写也还没有写出较好的著作来。例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省港罢工、红军长征……等等，都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可是至今还没有有系统地加以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进行的五大运动，三大改造，也还没有在科学的基础上写出著作。这都是历史工作者应该作的。
以任务带动科学研究，是个好办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已经在这样作了，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应该如此。在史学工作方面，我觉得可以组织力量，规定任务，来进行工作，譬如成立小组，编写抗美援朝史之类，这样做，既可以训练人才，也能发展史学。如果脱离任务，孤立地进行研究，是不容易搞出成绩来的。最近，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院外有关单位合作，集体地编写中国通史，这可以看作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当然，除集体编纂外，我们也应该欢迎个人撰述。史学工作中也尽可以百花齐放，只是集体编纂的工作，我们以前忽略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二打破王朝体系的问题
旧时代的史书，是替帝王将相作家谱，那种编写方法，无疑地是应该抛弃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应该打破封建王朝体系，这是对的。
但打破王朝体系，并不是要求把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抹掉。事实上既存在过朝代，如何能抹得掉呢？我们要打破的是旧的历史观点、封建正统观点、专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把王朝抹掉。如果我们的立场、观点不对头，即使抹掉了王朝，也依然写不出为今日所需要的历史著作来。
历史研究的总的方向和方法，前面已经谈过。在这个总的方向和方法的指导下，研究某一个朝代的历史是允许的。这些朝代的称号、年号等等，也没有删掉的必要。在我们看来，夏、商、周、秦、汉……等不过是A、B、C、D……等符号；帝王的称号，也犹如张、王、李、赵……等姓氏一样。中国历史上帝王的国号、庙号、年号，几千年传下来，已为大家所熟知的，就沿用它们，实际上也只是当作一种符号罢了。至于历史上的编年，如果单提年号，如说建安若干年，或贞观若干年，人们不容易马上知道究竟距今多少年；如单提公元若干年，也不容易马上知道究竟是何朝代，因此，以采用双轨制为宜，即把王朝纪年和公元纪年同时并列，这对读者是很方便的。
历代的帝王，都是有姓名的，但一般人只记得他们的姓，至于名字，就很少有人说得出。有的历史书上不写帝王的称号（如明成祖、宋太宗等）而直接写他们的名字，这样反而使人不懂。我们在历史著作中称他们为帝，并非表示对他们尊敬；称他们为太祖太宗，也并非就真是我们的祖宗。实际上都不过是一种符号而已。要从中国历史上把王朝的许多称号完全抹去，反而有很多不方便。
历史是发展的。过去，许多人认为只有古代才是盛世，有人推到唐尧、虞舜，有人推到伏羲、神农。在外国也有类似的情况。直到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人们才弄清楚历史是发展的。不仅社会的历史是发展的，而且生物的历史、地球的历史、整个宇宙的历史也都是发展的。总而言之，是后来者居上，现在比过去好，比过去进步。譬如奴隶社会总要比原始社会进步，封建社会总要比奴隶社会进步。我们如果能够站在历史发展的观点上，看到这一个阶段总比前一个阶段进步，这样就能够从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所处的那个阶段上去研究问题，比较容易评定它们的价值。相反的，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那么，可以写的，可以肯定的，就不多了。而这样做，即所谓反历史主义，显然是不对的。
总之，中国历史上既有王朝存在，在史书中就不好不提。写通史是这样，写专业史也是这样。前面已经讲过，旧的断代研究应该予以保留，当然也可以把它们包括在新的断代（以社会发展五大分期为段落）研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