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学些什么呢？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应该都在所学的范围之内，而他所尤其注重的似乎就是历史，看他自己说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说“好古敏以求之”，可见他是特别注重接受古代的遗产。看他把一些古代的人物如尧、舜、禹、汤、文、武尤其周公，充分地理想化了，每每在他们的烟幕之下表现自己的主张，即所谓“托古改制”。他之注重历史似乎也有一片苦心。
除这“好古”之外，还有一种求学的法门便是“好问”。“就有道而正焉”，“不耻下问”，便是这一法门的指示。故尔他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而他自已是“入太庙每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大概在一定的范围内，什么事都可以学，什么人都可以问。这一定的范围赋有道德的属性和政治的属性，这差不多是先秦诸子的通有现象，严格地说来，先秦诸子可以说都是一些政治思想家。为什么有这样的通性呢？那是因为为士的阶层所制约着的原故，士根本就是一些候补官吏。所谓“学而优则仕”，“学古入官”，倒不限于儒者，就是墨法名道诸家都是一样。“士者所以为辅相承（丞）嗣（司）者也”（《尚贤》上），这是墨子的士观。“士生乎鄙野，推选则禄焉”（《齐策》），这是道家颜的士观。可知学为士就是学为官，不是学为农，学为工，学为商。工农商之能成其为学，又是资本主义社会成立以后的事了。但在这学为官的范围内，“夫子”倒的确是“焉不学，而亦何尝师之有”的。
在这个范围以外那就成问题了。樊迟请学稼，他说“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他说“吾不如老圃”。农为他所不曾学，也为士所不必学，故接着他还斥责樊迟为“小人”。他说：“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问农没有答出，却来这么一套不相干的政治理论，显然樊迟的问是逸出了士学的范围的了。墨子也和这是一样，他说过：“一农之耕分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一妇之织分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不若诵先王之道而求其说，通圣人之言而察其辞。……虽不耕而食饥，不织而衣寒，功贤于耕而食之，织而衣之者”（《鲁问篇》）。这是当时为士者的通识。和这不同的就只有一些避世之士和后起的一部分道家而已。但那出发点是超现实的独善主义，我们是须得注意的。
工艺似乎学过。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又说：“吾不试，故艺”（试是浅尝之意）。这些艺能，大约不是指射御之类吧，射御是君子所必学的，不能视为鄙事或贱艺。
商是不曾学过的，也是为士者所不应该学的。子贡会经商，他说他“不受命而货殖”，而他自己是“罕言利”，又说“喻于利”的是小人。
他是文士，关于军事也没有学过。卫灵公问阵，他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接着便赶起车子跑了。不过他也并不如旧式注家所拟议的那样看不起军旅之事。为政之道，他既主张先“足食足兵”，又还说过，“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那类的话。军事的学习虽也是士的分内事，只是他对于这方面没有充分地研究过而已。
他为人为学倒很能实事求是，主张“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主张“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可疑的，靠不着的，不肯乱说。又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次第）也”，可见他是很能够注重客观观察的。“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个经验之谈很有价值，可见他是反对瞑想那种唯心的思维方法的。但他也并不泯却主观，一味的成为机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必须主观与客观交互印证，以织出一条为人为己的道理，然后他才满足。
然而时代限制了他，他肯定人类中有“生而知之”的天才，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盲）斯为下矣。”又说：“上智与下愚不移。”不移的下愚，我们能够承认其存在，如早发性痴呆症，那的确是没有办法的。生而知之的上智，却完全是莫须有的幻想。不过，好在他自己还不曾自认是生而知之的人。他自己的述怀是：“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故他所强调的还是“学而知之，困而学之”的步骤。他自己的敏求是到了“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程度的；他教人好学也要“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又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他的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那个简略自传，也表示着他一生都在困学敏求当中过活。
他注重历史，因而也注重根据。“怪力、乱神”之类的东西他是不谈的。要考证夏礼和殷礼，他嫌在夏后的祀国和殷后的宋国都无可征考，因为“文献不足”。儒家的典籍当中，《诗经》大约是由他开始搜集的吧。他已经屡次说到“《诗》三百”的话上来，又曾提到《雅》和《颂》。这一部最早的古诗总集里面，夏诗自不用说，就连殷诗也一篇都没有，《商颂》是宋襄公时正考父所作的东西。《书经》的情形稍微不同。这部书虽然也在他所“雅言”之例，但他很少征引。大约在他当时并不曾搜集到好多篇章吧。他把《诗经》看得特别重要，看来似乎是他所使用的极重要的一部教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可见他是特别注重诗教，也就是情操教育了。学诗不仅可以增广知识，“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可以从政，可以做外交官，据说都能因此而做得恰到好处。这大约是由于诗里有民间疾苦，有各国风习，有史事殷鉴，也有政治哲理的原故吧。把好多优美的古诗替我们保留了下来，单只这一点，应该也可以说是孔子的功绩。
诗与乐是联带着的，孔子也特别注重音乐。他自己喜欢弹琴，喜欢鼓瑟，喜欢唱歌。“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可见他学唱歌是怎样的用心。“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见他对于音乐又是怎样的陶醉。他把音乐不仅视为自我修养和对于门人弟子的情操教育的工具，而且把它的功用扩大起来，成为了治国平天下的要政。这是“与民偕乐”的意思，便是把奴隶时代的贵族们所专擅的东西，要推广开来使人民也能共同享受。这一点不仅表示了这位先驱者充分地了解得艺术价值，而且也显豁地表示了他所代表着的时代精神。不过时代也依然限制了他。他所重视的乐是古代的传统，也就是古乐。他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虽不必是舜乐，《武》也不必作于周武王，但总之都是古乐。当时和这古乐对峙的已经有新音乐起来，便是所谓“郑声”，这新音乐却为他所不喜欢，他斥之为“淫”。郑声和《韶》、《武》，我们都听不见了，无从来加以覆勘，但据我们的历史经验，大凡一种新音乐总比旧音乐的调子高，而且在乐理、乐器、乐技上也照例是进步的，故尔所谓“郑声淫”的“淫”应该是过高的意思，决不是如像《毛毛雨》之类的那种所谓靡靡之音，倒是可以断言的。
礼，不用说也是学的极重要的对象。礼，大言之，便是一朝一代的典章制度；小言之，是一族一姓的良风美俗。这是从时代的积累所递传下来的人文进化的轨迹。故有所谓夏礼、殷礼、周礼。但所谓夏礼、殷礼都已文献无征，“无征不信”，故他所重视的是“郁郁乎文哉”的周礼。他特别崇拜周公，以久“不复梦见周公”为他衰老了的征候而叹息。其实乱做梦倒是衰弱的征候，他的晚年之所以“不复梦见周公”，倒足以证明他已经超过了周公的水准了。周公在周初固然是一位杰出的人物，特别在政治上，但所有一切的周礼相传为周公所制作的，事实上多是出于孔子及其门徒们的纂集与假托。
是后来的字，在金文里面我们偶尔看见有用豊字的，从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盘庚篇》里面所说的“具乃贝玉”，就是这个意思。大概礼之起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这都是时代进展的成果。愈望后走，礼制便愈见浩繁，这是人文进化的必然趋势，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把它呼唤得起来，也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把它叱咤得回去的。周公在周初时曾经有过一段接受殷礼而加以斟酌损益的功劳，那是不可抹杀的事实，但在孔子当时的所谓周礼又已经比周公时代更进步了。虽然或者说为更趋形式化了要妥当一些，但在形式上也总是更加进步了的。田制、器制、军制、官制，一切都在随着时代改变，没有理由能说总合这一切的礼制全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孔子在春秋末年强调礼制，可以从两点来批判他，一层在礼的形式中吹进了一番新的精神，二层是把“不下庶人”的东西下到庶人来了，至少在精神方面。“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他并没有专重钟鼓玉帛等礼乐之外形。“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他是把仁道的新精神灌注在旧形式里面去了。
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治）也宁戚。（《论语·八佾》）
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
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
这些是表现着他的进步精神。野人就是农夫，他们所行的礼和乐虽然是非常素朴，然而是极端精诚。把精神灌注上去，把形式普及下来，重文兼重质，使得文质彬彬，不野不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那倒是他所怀抱的理想。这应该也就是他的礼乐并重的根据吧。礼偏于文，乐近于质，他把这两者交织起来，以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韧带，这层是他的政治哲理的一个特色，我们是不能否认的。“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他是把人文主义推重到了极端了。
不过就在礼这一方面，时代也依然限制了他。他在形式上特别注重古礼，就和他在乐的方面注重《韶》、《武》而要“放郑声”的一样，有好些当时的世俗新礼，他就看不惯。他主张：“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行夏之时”，在农业生产上大抵有它的必要。“殷辂”是否特别舒服，“周冕”是否特别美观，我们就无从判定了。据我从卜辞里面的发现，知道殷王所乘的猎车是驾两匹马的，比起周人的驷马来怕不怎么舒服吧。关于冕制，似乎他也还能够从权，且看他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丝），俭，吾从众。”但这“从众”的精神可惜他没有可能贯彻到底。他有时候却又不肯“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这就表示得很鲜明，他一只脚跨在时代的前头，一只脚又是吊在时代的后面的。“拜下”是拜于堂下，受拜者坐于堂上，拜者“入门立中廷北向”而拜，这种仪式，我们在西周的金文里可以找到无数例，这是奴隶制下的礼节。等时代起了变革，阶层上下甚至生出了对流，于是拜者与受拜者便至分庭抗礼，这也正是时代使然。众人都上堂拜，而孔二先生偏要“违众从下”，很明显地是在开倒车。从此可以见得他对于礼，一方面在复古，一方面也在维新。所谓“斟酌损益”的事情无疑是有的，尽管他在说“述而不作”，但如三年之丧便是他所作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杰作是另外一个问题，他自己的门徒宰予就已经怀疑过不是杰作了。
在主观方面强调学，在客观方面便强调教。教与学本来是士的两翼，他是士的大师当然不能离开学与教。他有有名的庶、富、教的三步骤论，是他到卫国去的时候，冉有替他御车，他在车上看见卫国的老百姓很多，便赞叹了一声，“庶矣哉！”——人真多呀。冉有就问：“庶了又怎么办？”他答道：“富之！”——要使他们丰衣足食。冉有又问：已经丰衣足食了，又怎么办？”他又回答道：“教之”——好生展开文化方面的工作去教育他们。究竟教些什么呢？可惜他没有说。不过他是承认老百姓该受教的，这和奴隶时代只有贵胄子弟才能有受教育的权利，已经完全不同。他是仁道的宣传者，所学的是那一套，所教的也当然就是那一套。文行忠信是他的四教，他的门徒是分为四科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教和四科大概是可以合的吧，总不外是诗书礼乐和所以行诗书礼乐的精神条件。他本人确实是一位很好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方法并不是机械式的，他能够“因材施教”。他也不分贫富，不择对象，他是“有教无类”。当然，也并不是毫无条件，只要有“十小条乾牛肉”（束脩）送去，他就可以教你了——“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也是教书匠的买卖不得不然，假如连“十小条乾牛肉”都没有，你叫教书匠靠吃什么过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