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些例子都是对于天取着怀疑的态度的。从这关于天的思想上说来，的确是一大进步。这一进步是应该有的，因为殷人自己那样虔诚的信仰上帝，并且说上帝是自己的祖宗，然而结果是遭了失败，殷家的天下为周人所得到了。这样还好再信天吗？所谓“天命”，所谓“天威”，还是靠得住的吗？这是当然要发生的怀疑。周人一面在怀疑天，一面又在仿效着殷人极端地尊崇天，这在表面上很像是一个矛盾，但在事实上一点也不矛盾的。请把周初的几篇文章拿来细细地读，凡是极端尊崇天的说话是对待着殷人或殷的旧时的属国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这就表明着周人之继承殷人的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他们是把宗教思想视为了愚民政策。自己尽管知道那是不可信的东西，但拿来统治素来信仰它的民族，却是很大的一个方便。自然发生的原始宗教成为了有目的意识的一个骗局。所以《表记》上所说的“周人事鬼敬神而远之”，是道破了这个实际的。
周人根本在怀疑天，只是把天来利用着当成了一种工具，但是既已经怀疑它，那么这种工具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在这儿周人的思想便更进了一步，提出了一个“德”字来。
天不可信，我道惟文王德延。（《君奭》）
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祇祇，威（畏）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康诰》）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监，告汝德之说于（与）罚之行。……敬哉，无作怨，勿用非谋非彝蔽时（是）忱，丕则敏德，用康乃心，顾乃德，远乃猷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康诰》）
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梓材》）
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急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诰》）
这种“敬德”的思想在周初的几篇文章中就像同一个母题的和奏曲一样，翻来覆去地重复着。这的确是周人所独有的思想。在《商书》的《高宗肜日》中虽然也有这种同样的意思，但那篇文章在上面说过是很可疑的。还有一个主要的旁证，便是在卜辞和殷人的彝铭中没有德字，而在周代的彝铭中如成王时的《班簋》和康王时的《大盂鼎》都明白地有德字表现着。
父身三年静东国[10]，亡（罔）不咸斁天畏（威），否屯陟。公告厥事于上：“隹（唯）民亡（氓）（拙）哉。彝（昧）天命。故亡。允哉，显。隹（唯）敬德，亡（毋）逌（攸）违。”（《班簋》）
今我隹（唯）即刑廩于文王正（政）德，若文王令二三正。今余隹令汝盂诏敬雝德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畏（威）。（《大盂鼎》）
这些都是把周初的思想继承了下来的。根本的主意是“人定胜天”，便是要把人的力量来济天道之穷。德字照字面上看来是从（古直字）从心，意思是把心思放端正，便是《大学》上所说的“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但从《周书》和“周彝”看来，德字不仅包括着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着客观方面的规模——后人所谓“礼”。礼字是后起的字，周初的彝铭中不见有这个字。礼是由德的客观方面的节文所蜕化下来的，古代有德者的一切正当行为的方式汇集了下来便成为后代的礼。德的客观上的节文，《周书》中说得很少，但德的精神上的推动，是明白地注重在一个“敬”字上的。敬者警也，本意是要人时常努力，不可有丝毫的放松。在那消极一面的说法便是“无逸”。还有《周书》和“周彝”大都是立在帝王的立场上来说话的，故尔那儿的德不仅包含着正心修身的工夫，并且还包含有治国平天下的作用：便是王者要努力于人事，不使丧乱有缝隙可乘；天下不生乱子，天命也就时常保存着了。
这一套思想，以天的存在为可疑，然而在客观方面要利用它来做统治的工具，而在主观方面却强调着人力，以天道为愚民的政策、以德政为操持这政策的机柄，这的确是周人所发明出来的新的思想。发明了这个思想的周人，在《周书》中表示得很明白，那便是周公。因为上揭的《周书》十一篇中除掉《召诰》的前半是召公所说的话外，其余的都是周公所说的话。那其中流露着的思想我们不能不说是周公的思想。在三千年前的周公已经有这样进步的想法，的确不能不说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如果不是政治家，不是立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的人，说不定他在思想上早就把天神来完全否认了，而另外构成了一个什么观念来代替了它的。但他的意识却不能不为他的存在所囿，他的怀疑的精神没有更进一步发展的必要，因而也就没有可能。
周公的思想除开《周书》而外，在《大雅》里面也还见得一些。《大雅》的首篇《文王》据《吕氏春秋·古乐篇》所说是周公所做的，大概可靠，因为我们从本诗中可以得到几个内证。例如：
天命靡常。
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
这和见于《周书》中的思想完全一致。并且不仅是《文王》这一篇，就是《文王之什》里面所收的十篇，似乎都可以认为是周初的文字，纵使有些地方是经过后代儒者的润色。大凡周初的文字在追颂祖德的时候只说到太王而止，《绵篇》的“古公亶父”自来是说为太王，太王以前，周人还是以女性为酋长的社会。但一到后来便不同了，《吕刑》里面钻出了后稷来，《大雅》的《生民之什》里面，更有了姜嫄生后稷的传说，又有所谓公刘传说。这些传说，据我看来，都是由成康时代或以后的人所编造出来的，用意是要笼络殷人而掩盖自己的暴发。后稷的传说自然是由“帝俊生后稷”的传说敷衍而来，更仿着简狄的故事造一个姜嫄，或者是把自己的宗母推到了帝喾和后稷的中间，与殷人认成了同宗。同在《大雅》中，《生民之什》和《文王之什》的时代是完全不同，但在诗的体裁上却几乎是完全相同的。这是表示着《诗经》全体经过后代的纂诗者（不必是孔子）的一道通盘的润色，以纂者的个性把全书整齐化了。请看《墨子》中所引的诗和今诗的语句多所不同，便可以证明。周人本是初兴的民族，而在初期却已有《周书》和《文王之什》那样的文字似乎是一个矛盾，但这个矛盾是不难解决的，便是那些文字都是仰仗殷人的手笔，就和满人入关前后所有的文诰是仰仗汉人的手笔一样。不过文字虽然是殷人做的，意思可以说是周公授的。
《文王篇》的头几句“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这和“文王监在上”的语意是相同的。这表示着在殷末周初的时候，中国人确是有天堂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南方的楚人的文学中多少还有些保存，譬如《招魂》上说：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从目，往来侁侁些。悬人以娱，投之深渊些。致命于帝，然后得瞑些。
这些虽是后来的文字，但楚人是倾服殷人而不满意周人的，这种观念可以相信一定是由殷代传来。
周公的思想可以说就是周人的“建国方略”，一方面是利用宗教以统治愚民，一方面是努力不懈以操持政柄。周人的统治方略都是根据着他的思想传继下来的。譬如夷、厉时代的彝铭，如《大克鼎》、《虢旅钟》、《番生簋》、《叔向父簋》等一直都是守着这个传统。
穆穆朕文祖师华父，冲让厥心，虚[11]静于猷，淑哲厥德。肆克龚（恭）保厥辟龚王，王家，惠于万民，柔远能迩。肆克友于皇天，顼于上下，贲屯亡敃（浑沌无闷），锡厘亡疆。（《大克鼎》）
不显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贲屯亡愍（浑沌无闷）。……皇考严在上，翼在下，溥溥（蓬蓬勃勃），降旅多福。（《虢旅钟》）
不显皇祖考，穆穆克哲厥德，严在上，广启厥孙子于下，擢于大服。番生不敢弗帅型皇祖考丕丕元德，用绸缪大命，屏王位。虔夙夜敷求不僭德，用谏四方，柔远能迩。（《番生簋》）
余小子嗣朕皇考，肇帅型先文祖，共明德，秉威仪，用绸缪奠保我邦我家。作朕皇祖幽大叔尊簋，其严在上，降余多福繁厘，广启禹身，擢于永命。（《叔向父簋》）
凡在这些文字里面所表现的都是以德为基础，以德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义，因而上获天佑。有德的人死了是升在天上的。在《虢旅钟》和《番生簋》里面和德并列的虽然有一个“元”字出现，但这个字似乎是本源的意思，或者如像《易传》说的“元者善之长也”的意思。故尔从整个上说来，夷、厉时代的这些为政者的思想是和周公的思想没有什么距离的，但是对于天的信仰却远在周公之上。周公的思想是由怀疑出发的，天只是政策上的工具。宗周的统治一经久了，所谓“殷鉴”渐渐远隔了起来，“天命靡常”的认识朦胧了，周公的那种怀疑精神完全受了隐蔽，只是所利用的工具焕发着异样的光辉。我们试把厉王用卫巫使监谤的事情来思索一下，便可以知道那时的为政者对于天的信仰是怎样的专一了。
厉王虐，国人谤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三年乃流王于彘。（《国语·周语》）
且看他用的是巫，而且用的是卫巫，卫是殷之旧地，这很明显地表明着厉王是怎样地依赖神祇。王者的暴虐是得到神权的保证的，王者的屠杀谤者自然是“恭行天罚”。王者在政治上的责任可以说是让天来担任了。在这儿不仅激起了政治上的暴动，向来相信着是“福善祸淫”的天，也成为了众矢之的，被当时一般“变风”“变雅”的诗人们责嚷了起来。《大雅》中相传是厉王时代的几篇如《板》、如《荡》、如《桑柔》，及时代相近的《云汉》，责嚷天的话言是层出不穷的。例如：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天之方难。……天之方蹶。……天之方虐。……天之方蹶。（《板》）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共命匪谌。（《荡》）
国步蔑资，天不我将。……我生不辰，逢天怒。……天降丧乱，灭我立王。（《桑柔》）
这里面的“上帝”和“天”，旧时的注家都讲成厉王，那是秦以后的语法，在《诗经》里是绝对讲不通的。而且这些诗人并不是立在民众立场上怨天，而是立在王室立场上怨天的，他们是怨天不作主宰，使下民暴动了起来。板板荡荡都是恶字眼，意思是上帝反动了，上帝昏乱了，上帝闹着乱子，上帝跌了交，上帝暴虐，上帝冒了火，上帝多邪僻的行为，上帝出言不信。……把一个上帝骂得不亦乐乎。又如《小雅》的《十月之交》也是厉王时的诗，近时由《函皇父簋》的出土已经得到了证明。那里面说：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沓背憎，职竞由人。
（老百姓受的苦，并不是天上降下来的。互相排斥，互相诽谤，都是人干的事。）
天命不彻，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天命没有一定的轨道，我是不敢跟着我的同僚学乖，不图自勉。）
由对于天的信仰降到了相信人力来，这位诗人的想念可以说是周公思想的复活。
大抵由夷、厉以后，天的思想发生了动摇。这一次的动摇和周初的不同，是很普遍而深刻的。周初的一次动摇只是一二杰出者的怀疑，并且那一二杰出者是有意识地要利用宗教，不仅不肯使宗教的信仰在民间稍稍生出动摇，甚且用尽了全力来要维系着那种信仰。我们可以说在夷、厉以前周代关于天的思想的传统是一贯的，没有改变的。到了夷、厉时代，那动摇是发生在民间，且看民众可以纠合起来放逐天的代理者的“天子”，便可以知道那深刻的程度是怎样。在政治上周人的统治虽然还经历过一次宣王的中兴，但不久仍然衰颓了下来，终竟失掉了他的真实的统治权，只是留存着一个“天子”的虚位一直绵延到周赧王为秦所灭。天的思想在古时候和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所取的路径和政治上的路线也刚好是一样。在宣王的时候随着政治的中兴，天的思想也曾中兴过一回。《大、小雅》中好些是宣王时代的诗，特别像《崧高》和《烝民》两篇，连作者的名字都是在诗里面自行表示着的。吉父便是《兮甲盘》的兮伯吉父，连他的彝器在世上都有流传。《烝民》里说：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这是说一切的庶民都是天所生的，有物质上的身体，有精神上的规律，人之守常务正者是喜欢有好的身体和好的精神。这种人便是有德的人，是天生来保佑国家和王者的。物与则两方并没有偏轻偏重，所以知道的是在下文：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古训是式，威仪是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