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七年（643），萧瑀与长孙皇后之兄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都被画图像于凌烟阁。同年晋王李治被立为皇太子，拜授萧瑀为太子太保、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宗说：“三师是以德引导太子之人，在礼仪上如果不尊崇他们，就无从取法。”于是下诏：“老师入东宫谒见，太子必须出门迎拜；老师坐下，太子才能就座；文书开头末尾签名，要称说‘惶恐’二字。”
萧瑀向来显贵，但气量狭小。每当宴会朝见，就说：“房玄龄等人结交党羽窃取权力，他的同党如同用胶粘在一起一样牢固，只是没有机会反叛罢了。”太宗说：“了解臣下莫若君主。朕虽然不圣明，难道会昏聩得不知臣下的好坏？”萧瑀认为皇帝偏听偏信。这样时间长了，太宗心中也不高兴。
萧瑀喜好佛教，有时不高兴就向太宗请求出家做和尚。太宗允许了，随后他又奏说自己思量不能这样做。不久，又称有脚病不能入朝谒见，太宗说：“萧瑀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什么了？”于是下诏削去他的爵位，降授商州刺史。但太宗因萧瑀一向忠贞，所以不忍废其爵位，不久又恢复他的封爵，加特进。
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任命萧瑀为金紫光禄大夫，封为宋国公。他随从太宗到玉华宫，因病死在那里，终年七十四岁。遗言用单衣殓尸，下葬不必占卜吉日。下诏追赠司空、荆州都督，陪葬昭陵。太常寺拟议谥号为“肃”，太宗认为他性情猜忌，改谥号为“贞褊”。
萧瑀的儿子萧锐，娶襄城公主，任太常少卿、汾州刺史。
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房玄龄（579～648），唐太宗朝宰相。名乔，字玄龄，以字行，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父房彦谦，是当时著名学者。玄龄博览经史，工书善文，是有唐以来任相最长的一位，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贤相之一。他与杜如晦、魏徵一道辅佐唐太宗李世民，创造了历史上著名的盛世“贞观之治”，被太宗比为汉代名相萧何。
一、书香门第仗策谒主
房玄龄出生于诗书世家。他的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北齐任官职，父亲房彦谦是当时著名学者，在隋时做过司隶刺史，隋朝大文学家薛道衡与他父亲关系很好，每次因公事途经临淄，都要在房家盘桓数日。而后，房彦谦对魏、齐、周、隋之间的争斗极其厌倦，曾产生过“优游乡曲”的念头。隋朝初建，房彦谦以为国家振兴有望，对政治转为热心。但后来见隋朝的政治腐败，他十分忧虑。曾谏言宰相高颎，对官吏要严于管理，不要再修筑那些“穷极侈丽”的建筑。他曾对朋友说：“隋炀帝不吸取教训，不采纳大臣的劝谏，却一意孤行，肆行苛政。别看现在天下貌似安定，不久定会出现动乱。”
房玄龄深受家传熏染，自小爱好文学，广闻博览，文章异彩纷呈，又写得一笔好字，在当时很有名气。
开皇十六年（596），房玄龄举进士，授羽骑尉。此时，隋朝仍是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人们都以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积弊并未显现，然而，房玄龄却看出隋朝“天下太平”的表面下隐藏着巨大的政治危机。他对父亲说，隋朝并没有什么功德，只不过靠着愚弄百姓过日子，现在各位皇子又在皇位问题上相互倾轧、争夺，权贵们奢侈糜烂，这样的王朝又怎么会持续长久呢？看到儿子年纪虽小，却有如此远见，房彦谦非常惊奇。房玄龄事亲至孝，谨行“周礼”，父亲病了，他尽心服侍，一百多天，没有解衣安眠；继母病死，他悲伤得食不下咽，以至于骨瘦如柴。这都是“周礼”要求做的，是士大夫的标准。时任吏部侍郎的高孝基对其评价甚高。
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李渊起兵于太原，攻打隋朝。渡过黄河之后，李世民率军占领了渭北，准备进攻隋朝的都城长安。此时，隋朝的统治土崩瓦解，新王朝势必要替代旧王朝。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顺应潮流，加上李渊的军队军令严格，秋毫无犯，很得民心，归顺的人很多。官民及将士都来归顺，扶老携幼，日以千计。李世民广纳贤士，声名远播。时任隋隰州（今山西隰县，在山西西部）尉的房玄龄，分析天下大势，认为隋朝已是穷途末路，毅然决定投奔李世民。李世民当时驻军于渭北，而房玄龄在隰州，两个地方相隔有七八百里，房玄龄徒步前往李世民的驻地。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温彦博也投奔了李世民，对房玄龄的才能早有耳闻，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就向李世民推荐。求才若渴的李世民对房玄龄一见如故，深为他的才能所折服，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大业十四年（618）五月，李渊称帝，封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任命房玄龄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接着，唐王朝就开始了削平群雄、统一全国的战争。
李世民连破薛仁杲、刘武周、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割据势力，房玄龄全都参与谋划。他很有政治眼光，善于深谋远虑，打了胜仗，攻下了城池，很多将领的注意力都放到了黄金珍宝上面，唯有房玄龄不为这些东西所动，他所关心的是那些有才干的人，千方百计去打听、去发现他们，收罗到李世民的麾下，使之“各致死力”。由此李世民的政治势力在征战的过程中得以不断壮大。后来以“杜断”而闻名的杜如晦，就是被房玄龄发现并向李世民推荐的。李世民感叹说，光武帝得到了邓禹，天下大治，房玄龄就是当代的邓禹。房玄龄不仅重视人才，还注重对前代图籍文书的保护。他担任秦王府记室后，秦王府的诸多事务，都由他亲自打理。他做事认真，效率又高，特别是撰写了很多军书、表奏，都是不打草稿、即时完成的，而且文采斐然，得到唐高祖李渊的赏识。史称他：“在秦王府十年间，掌管文书，每有军书表奏，立地成章，文字简约，条理清楚。”
二、玄武之变功在其中
“玄武门之变”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次宫廷政变，李世民由此决定性地成为唐王朝王位的继承人，开创“贞观之治”。在此次政变中，房玄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唐王朝建立后，又经过一系列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统一全国的战争，进行得很顺利，捷报连连，经过长期的战乱，国家初定，民心思安，社会矛盾趋于缓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子李建成与李世民的矛盾凸显出来，两人为争夺皇位而进行的斗争愈演愈烈。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他在创建李唐王朝的过程中，战功显赫，卓出于众皇子，宋司马光认为李渊之所以得天下，依靠的都是李世民的功劳。李世民不仅能征善战，在文采上也毫不逊色，多才多艺，可谓文武兼备。唐高祖李渊对次子李世民也是极为看重的。太原起兵的时候，李渊曾向李世民承诺过事成之后就立他为太子。唐朝建立后，唐高祖封他为秦王，又赐他“天策上将”的称号，地位远在王公之上。同时，李世民在“天策府”享有官吏任免权，天策府成为他在军事上的顾问决策机构。此时的李世民不但掌握着大量军队，还有一大批效忠他的将领，他利用各方面的优势搜罗人才，聚集到他的帐下，政治势力急剧扩大。太子李建成很明白这一点，他看到李世民政治势力日渐膨胀，自己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不禁忧心忡忡，但他也不甘心坐以待毙。在创立唐王朝的过程中，李建成也有一定的战功，他又与其弟李元吉联合起来同李世民抗衡，政治势力不容小觑。双方随着势力的扩大，矛盾也日益激化。据说有一次，李世民去太子府赴宴，回来后“吐血数升”。原来是李建成命人在酒食里下了毒，幸亏李世民酒量不大，饮之不多，才使李世民逃过此劫。这件事更使得双方的正面冲突一触即发。
房玄龄在这场争斗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的有勇有谋和当机立断的性格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早在武德四年（621），一位名叫王远知的道士就称李世民有天子相，此事房玄龄一直谨记于心。中毒之事发生后，他立即拜见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一起商量对策。他已十分清楚，此时的局势必要先发制人，才能掌握主动权，赢得胜利。他说：“如今兄弟间矛盾已凸现，一旦发生内讧，不仅家族危险，国家也堪忧。”他认为应当劝李世民“学习周公的做法，以平定家乱。在生死存亡时刻，要当机立断”。长孙无忌同意他的看法，并将他的这些话转告李世民。李世民也认为只有立即除掉李建成及其党羽，才能避免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以维持唐王朝的安定统治，使人民免遭生灵涂炭的悲惨命运。于是，李世民与房玄龄商量，打算发动宫廷政变。杜如晦、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也坚定地支持李世民，加入到发动政变的核心力量当中。
太子李建成获得的相关情况表明局面已经十分危急，并且朝不利于他的方面迅速转化。他决定主动出击，打算先从李世民身边的人下手。为削弱李世民的势力，李建成使用了很多手段，软硬兼施。他先是对李世民帐下的重要谋士尽力拉拢、贿赂，但这一招术对李世民那些铁杆支持者显然不起作用。太子决定走上层路线，倚托皇帝这座大山，于是他在唐高祖那里中伤房玄龄和杜如晦。对于太子和秦王，唐高祖还是相信太子多一些，其实他本人也对秦王已经肥硕的羽翼十分不安，得到太子的举报，就将二人赶出了秦王府。
武德九年（626）李建成借突厥兵骚扰边疆之机，同李世民争夺兵权，并预谋杀死李世民，诸人都劝说李世民立即做出决定，不然就会贻误时机。李世民准备发动宫廷政变，政变前夕，受李世民之召，房玄龄、杜如晦化装成道士潜回秦王府，对政变事宜进行了细致策划。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大王功高盖世，理应继承大业。如今正在危急时刻，是上天相助的良机，望大王赶紧行动，不再迟疑。”从而坚定了李世民发动政变的信心。经过谋划，李世民除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即“玄武门之变”。八月，唐高祖李渊传帝位于李世民，改元贞观，史称唐太宗。
三、裁汰冗官任人唯贤
李世民做了皇帝后，对有功之臣大加封赏。房玄龄等居功至伟。这时候，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表示不服。他认为房玄龄没什么功劳，只不过是个“刀笔之吏”罢了，唐太宗叙说李神通屡战屡败，并将房玄龄的功劳一一列举，称他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理应如此。李神通无言以对。
房玄龄任左仆射。因唐太宗在称帝前曾任尚书令，贞观年间因避讳，尚书令一职是无人出任的，因此尚书左右仆射就是尚书省最高长官，即宰相。
房玄龄任宰相后，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对唐王朝的兴盛做出了很大贡献。唐太宗认为“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应该“得其善者”。根据唐太宗的旨意，房玄龄对中央机关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裁汰冗员，任人唯贤，最终核定文武官员共六百四十六员，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支出，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唐太宗十分重视人才，他说：“执政的要害，在于赢得人才。用人不当，必定难以治理国家。”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你们身为仆射，应当广求天下贤才，因才授官，这是宰相的职责。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词讼案情，日不暇接，怎么能帮助朕求得贤才呢？”因此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使之能尽心尽力选拔人才。
房玄龄通晓政务，又有文才，昼夜操劳，唯恐偶有差池；运用法令宽和平正，听到别人的长处，便如同自己所有，待人不求全责备，不以己之所长要求别人，与杜如晦提拔后进，不遗余力。至于尚书省的制度程式，均系二人所定。房玄龄虽然多蒙太宗宠爱，有时因某事受谴责，总是一连数日到朝堂内，磕头请罪，恐惧得好像无地自容。房玄龄的用人政策很灵活，在官员的任用方面，他知人善任，杜如晦就是由房玄龄举荐给唐太宗并得到重用的。
杜如晦在秦府里做事，原为李世民的兵曹参军（训练士兵的军事参谋），他的才能没有为李世民发现，因而没有得到重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才被调离秦府，连杜如晦也在其中，李世民并没有在意，但房玄龄深知杜如晦的才能，劝李世民留下他，说失去别人都不可惜，杜如晦是个安天下的大人才，要想取得天下，就得有此人的辅佐。李世民听后大为震动，说：“你如果不向我介绍他，就会失去这一人才啊。”当即决定重用杜如晦，并把他当成是自己的心腹。他深知杜如晦的长处，说：“非如晦不能筹划大事。”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杜如晦与房玄龄同朝为相，其功勋与房玄龄旗鼓相当。往往在房玄龄与唐太宗谋划之后，杜如晦进行剖断，这就是所谓的“房谋杜断”，两人相当默契，配合得很好，成为唐太宗的左膀右臂。房玄龄在选用人才的标准上，既注重才干又注重品德，注意发现德才兼备之人，认为这些人掌握着百姓的安乐。房玄龄对人才不求全责备，利用各自的优势，发挥其所具有的长处。薛收文才很好，也是经由房玄龄推荐给唐太宗的，讨伐的檄文、捷报大多由薛收来写，唐太宗也非常赏识他，可惜他英年早逝，让唐太宗悲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