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七年（624）四月，唐高祖李渊颁布均田令，其内容是：①对百姓授田的规定。丁男（二十一至六十岁为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满十六岁为中男）各授田一顷，其中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六十岁以上为老男）、重病、废疾者授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授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是户主，则每人授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尼姑、道姑各授田二十亩，工商业者减丁男之半，一般妇女、部曲、奴婢不再授田。②对贵族官僚授田的规定。有封爵的贵族按品级的不同授给不同数量的永业田，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授田数量由一百顷递降至五顷。在职官员从一品到八九品，授田数由三十顷递降到两顷。有战功的勋官也分别授田三十顷至六十亩不等。此外，各级官吏还有职分田，其地租作为官俸的补充。官府有公廨田，其地租充作办公费用。③对土地买卖的规定。官僚贵族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在无力丧葬时准许出卖永业田，若百姓从人多地少的“狭乡”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亦准许出卖。
在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要实现真正的“均田”是不可能的。均田令在当时并没有认真地执行。但均田令的颁布，对于唐初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初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还实行了租庸调制。它初定于武德二年（619）二月，修订于武德七年（624）四月。租庸调制规定：凡是授田的农民，每丁每年向国家纳粟两石，叫做租；又随乡土所产，每年缴纳绢两丈、绵三两，或缴纳布两丈五尺、麻三斤，叫做调；每丁每年要服役二十天，如不亲自服役，可每天折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叫做庸。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加役十五天，免调；加役三十天，租调全免。每年的额外加役最多不得超过三十天。唐代的租庸调和隋朝相比，以庸代役的条件放宽了，从而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租庸调制理顺了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关系，国民在支付了有限的资本之后，可以更多地投入生产建设，大唐迅速崛起为大帝国，与这些合理政策的颁布有直接关系。
第三，实行府兵制。府兵制始创于西魏宇文泰时期，历北周、隋而至于唐。李渊太原起兵时有兵三万，进军关中后，众达二十余万，为了使这支军队归心于唐和解决军粮问题，李渊把军队逐步纳入府兵组织系统，基本具备了府兵制的雏形。武德元年（618），李渊在长安称帝不久，即置军府，任用功臣和招降军将为卫大将军、将军，完全因袭隋制。当时十二卫所属有骠骑、车骑两将军，是事实上的领兵者，武德二年（619）置十二军，每军有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武德六年（623），废十二军；武德八年（625），因突厥入侵，又重设十二军。十二军是唐初关中比较固定的基本禁卫部队。此外，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各开府领兵。
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之上，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兵士平时在家生产，农闲时由兵府加以训练。府兵的经常性任务，是轮流到京师宿卫或到边境戍守，称作“番上”；若遇到战争发生，则出征打仗。府兵在服役期间，可免除本身租调，但“番上”、“出征”时的兵器、衣服、粮食均需自备。这种“寓兵于农”的兵制，从均田农民中征兵，保证了兵源，资粮甲仗自备，减少了国家的经费开支。同时，练兵权与将兵权分离，防止了将帅拥兵跋扈，对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实行科举制。科举制始创于隋朝，李渊初即位，就设立京师和地方学校，收揽人才。但同时也恢复了隋朝废除的中正官，以本州高门士人充任。这是对士族的让步，不过朝廷的大中正只是名誉职务，用人权仍在吏部，而吏部用人的主要途径就是科举。士人仕进不再专凭门第高低，而是主要依据学才德识，从而使唐代的用人比以前有所改进。
唐初，主持科举考试的是吏部考功员外郎。参加科举考试的生员主要有两种：一是国子监所属各学校的学生，称为“生徒”；二是各地私学中由州县保荐的学生，称为“乡贡”。
科举分常举和制举两种，常举即每年举行的定期考试，考试科目一般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算等科，其中明经、进士两科为热门。明经科主要考帖经，重在儒家经典的背诵记忆；进士科主要考诗赋和时务策，需要独立思考。进士科较难考，但一旦考中进士科，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因此人们称中进士为“登龙门”。所谓制举，是皇帝根据需要亲自主持的考试，科目多临时设置，考试时间也不固定，录取人数较少，制举只是象征皇帝的恩泽时下临民众，实际意义不大。
科举制的最后确立和进一步完备，有着重要意义。和九品中正制相比，所有读书的丁男都有了应试资格，为他们入仕开了绿灯，打破了士族门阀垄断仕途的局面，从而扩大了统治基础。
第五，制定《武德律》。隋朝末年，政府滥用刑法，使百姓手足无措。李渊攻下长安后，就学着汉高祖刘邦的样子，约法为十二条。李渊称帝后，宣布废除隋朝的《大业律令》，并令裴寂、刘文静等依隋《开皇律》重新修订法律。在“务在宽简，取便于时”的原则指导下，制定了新律五十三条。到武德七年（624），正式颁布新律，即《武德律》。从内容上看，《武德律》较隋律用刑有所减轻，但对劳动人民的反抗制裁更严酷了。
六、被迫退位古稀寿终
李渊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将军，即位为帝，依然励精图治，他创下的各项制度奠定了唐帝国霸业的基础，但随着局势的稳定和物质的丰裕，特别是初唐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重大功绩，高祖的性格和作为都发生了变化。多内宠，妃嫔成群，过上了腐化堕落的“帝王生活”。已经转为昏庸的高祖李渊宠妃怠政，必然导致一系列的不良后果。武德二年（619），李渊听信裴寂的谗言，居然处死了开国功臣刘文静，罪名是“谋反”，而天下都知道这是诬陷。刘文静最早参与晋阳起兵之谋，在唐王朝建立过程中，南征北战，屡立战功。李渊称帝后，大封功臣，刘文静对自己位在裴寂之下，甚感不平，遂与裴寂产生矛盾。有一天，刘文静酒后口出怨言，裴寂等乘机陷害，说刘文静欲反朝廷，李渊竟听其言，杀刘文静。李渊赏罚不明，势必加深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李渊带领父子兵征讨四方，终于号令天下，位尊九五；但他的儿子们如此优秀，面对皇位，兄弟残杀已不可避免，高祖对此几乎无所作为，只得束手，听任命运安排。太子和秦王互相攻击，甚至不惜采取诬陷手段，晚年的李渊再也不能振早年作为大将军的英武，反倒被儿子们利用和挟持。
武德九年（626）夏，突厥犯边，李建成向李渊推荐齐王李元吉为出征元帅，想借此把秦王府的精兵和骁将掌握在自己手中，然后除掉秦王。不料这一密谋被李世民得知。在这紧要关头，李世民先发制人，密告太子、齐王淫乱后宫，李渊决定次日诘问。次日，李世民在玄武门设下伏兵，当太子、齐王途经玄武门时，李世民及部下将其杀死，并让心腹尉迟敬德带甲入宫报告李渊。此时李渊正和他的臣子萧瑀、裴寂坐在一只小龙船上，准备在这里开会，叫太子和秦王对质，对两个儿子的斗争作最后的决断。但决断已经作出了——是秦王替他作出的，他见尉迟敬德全身武装立在岸边，十分惊骇。尉迟敬德说，太子和齐王造反，秦王已把他们处死，特派我前来保驾。李渊听后目瞪口呆，气愤地说：“想不到这个逆子竟会杀害自己的亲兄弟。”旁边的萧瑀等赶忙劝李渊把国事都托付给秦王，尉迟敬德也敦促李渊下诏，令诸军悉受秦王节制，以便制止东宫和齐王府军队的骚乱。李渊无奈，被迫写下“手敕”，命令所有军队悉听秦王处置，并于六月一日下诏立世民为皇太子。此时，全国局势基本上已被李世民所控制，李渊无奈，表示愿早些退位。八月，李世民正式即皇帝位，从此李渊徙居太安宫，过着太上皇的生活。
李渊当了太上皇后，自知大权已被李世民掌握，自己心灰意冷，也就不再干预政事。李世民对李渊表面上也隆礼相敬，对李渊的享乐需要尽量满足，并准备在长安城东北修建大明宫，作为李渊的养老享乐之所。李渊也明白李世民的用意，所以也就知趣而退，自乐于过太上皇生活。李渊的这种做法，有利于减少宫廷矛盾，同时也为李世民施展雄才大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贞观九年（635）五月，李渊病死，时年七十岁。谥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庙号“高祖”。
唐高宗李治
唐高宗李治（628～683），唐朝第三代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字为善，小名雉奴。母文德皇后长孙氏。公元649年即位，在位三十四年。谥号“天皇大帝”，庙号“高宗”。他恪守父亲遗训，重用元老，使唐朝社会保持较好的局面。但他被武则天夺权，自己平庸无能，遗祸子孙。
一、鹬蚌相争老九得利
皇家跟普通百姓没有两样，生个儿子均怕养不活，就给他取个“贱名”雉奴，就是“养鸡小子”，意思是说这个小孩子将来只是个鸡倌，阎王老子不要搭理他。从前汉景帝生了儿子干脆把他叫“彘”，就是“小猪”。小猪刘彻当了汉武帝，鸡倌李治成了唐高宗。
唐太宗李世民共生十四个儿子。其中，长子承乾、四子泰、九子治为长孙皇后所生，其余均出于后宫妃嫔。根据嫡长子继承制，李世民在做皇帝的当年便把八岁的承乾确立为自己的接班人。起初，承乾对父亲还有所顾忌，也尽量不让负责教育太子的大臣们抓住把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根本不再把大臣们看在眼里，有人劝谏，他不但不听，有时还派人去暗杀。承乾自幼脚残，不甚受父亲喜爱，只是作为长子，才取得太子资格。李世民对承乾越来越不满意，便生废太子之心。
李泰是承乾的亲弟弟，以文笔见长，颇被父亲宠爱，得到的赏赐往往厚于太子。李泰得知哥哥失宠，因二、三哥都没有继承皇位的资格，便想尽快挤掉承乾而自代。他拉拢在自己府中管事的韦挺、杜楚客等，让他们广泛结交朝中大臣，为自己做太子造舆论，又与驸马都尉柴令武、房玄龄的儿子驸马都尉房遗爱等二十余人结成死党，形成颠覆太子的一大势力。承乾本来就因父亲的偏爱而害怕失位，又觉察到弟弟的活动，更担心被挤掉。但是，他此时已无法挽回自己的影响，想得到父亲的宠爱已不可能，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只有设法除掉弟弟。于是他先派人冒充李泰府中的人到太宗面前密告李泰有种种不法行为，结果被李世民识破；再派人去暗杀李泰，也没有成功。承乾眼看大势已去，便暗中招募刺客死士，联络对父亲有不满情绪的李元昌、侯君集等人，密谋杀入皇宫，发动武装政变，直接夺取皇位。当时正值太宗的第五个儿子李祐为逃避惩罚，在外地举行武装叛乱，虽很快被平息，但也为承乾添加了一副兴奋剂，他认为：东宫与皇宫只有一墙之隔，不过二十余步的距离，一旦起事，便可马到成功，不会落到五弟的下场。但是，承乾的刺客中有一个人叫纥干承基，因李祐事件受到牵连，在接受审讯中，主动交代了太子的政变计划。太宗大惊，立即命人囚禁承乾，派人核查情况属实，一举清洗了太子党。李世民征求大臣对如何惩治承乾的意见，来济建议：“陛下不失慈父的形象，太子又可以活命，便是最好的办法。”太宗接受这项建议，废承乾为庶人。政变阴谋流产。
承乾被废，李泰似乎成为理所当然的太子人选。他每天都到宫中侍候，进一步讨父亲的欢心；太宗本来就喜欢他，便当面表示要立他为太子。但这时大臣们的意见却有两派：岑文本、刘洎等主张立李泰，在朝中地位显赫的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等人却主张立九子晋王李治。太宗拿不定主意，既不愿为立李泰使这几位功臣现在或以后受害，也不想使李泰失去元老派的支持。为消除父亲的顾虑，李泰表示在自己临死前杀掉自己的儿子，再把皇位传给九弟李治。李世民很赏识李泰的宽宏大度，便再次征求大臣们的意见，褚遂良对李泰的许诺表示异议：“若魏王（李泰）以后真做了皇帝，还肯杀掉亲生儿子，传位晋王吗？”李世民对此却也不能保证。褚遂良紧接着提醒太宗：“当初承乾被立为太子，陛下却厚爱魏王，待遇过于太子，才酿成后来兄弟争立、太子图谋政变的悲剧。这可是血的教训。如果您立魏王为太子，为避免以后悲剧重演，请您先给晋王一个妥善的安置，才能大家平安无事。”这番话入情入理，若李泰做皇帝，李治和几个元老大臣很难幸免；这种结局是可以预料的，故太宗又陷于困惑。
面临种种阻力，李泰为尽快取得太子资格，希望胁迫软弱的九弟退出这场竞争。他找到李治，说：“原来你与七叔元昌关系密切，现在他因谋反被杀，你不怕受到牵连？”这时的李治才十五岁，还并没有意识到目前的处境，也不知道正在争夺的内幕，的确被李泰的话吓住，整天忧心忡忡，唯恐有朝一日父亲来惩罚自己。太宗逐渐发现九儿的神色不对，便追问原因，李治如实坦白，李世民才知道是四儿暗中在搞小动作，心里很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