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唐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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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一代明君唐太宗(12)

唐太宗派人征兵,兵员不足,有大臣建议:不满十八岁的男子,只要身材高大,也可以应征。唐太宗同意了,但是诏书却被魏徵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徵还是扣住不发。唐太宗大发雷霆,派人把魏徵叫来,训斥道:“那些个头高大的男子,自己说不到十八岁,其实可能是故意隐瞒年龄,逃避征兵。朕已发布诏书,你为什么扣住?”魏徵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得到鱼,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十八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里征兵呢?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呢?”唐太宗虽然觉得魏徵说得有道理,可还是不服气。魏徵接着说:“陛下的诏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征召十八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不到十八岁的男子也得应征,这不是说话不讲信用吗?”唐太宗很不高兴:“朕什么时候不讲信用?”魏徵说:“陛下刚即位的时候,曾经下诏:拖欠官家财物的,一律免除,可是官吏们照样催收,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曾明令规定:关中百姓免收租赋二年,关外百姓免除劳役一年。如今已经服了劳役或交了租赋的又被征当兵,这是不是说话不算数?陛下一向说要以诚信待人,为什么征兵的时候怀疑百姓作假?无缘无故怀疑人,这能算讲信用吗?”魏徵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好半天,唐太宗才说:“朕过去总以为你固执、不通情达理,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才知道朕的过错很大啊!”于是,特地下了一道诏书,重申免征不到十八岁的男子。

唐太宗从长安到洛阳,中途在昭仁宫(在河南寿安境内)休息,因为对他的用膳安排不周而大发脾气。魏徵当面批评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责怪百姓不献食物,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遭到百姓反对,灭亡了。陛下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如果能够知足,今天这样的食物陛下就应该满足了;如果贪得无厌,即使食物好一万倍,也不会满足。”唐太宗心中一惊,真诚地向魏徵道歉,在魏徵面前故意狼吞虎咽那些他刚才还拒之千里的食物。

贞观中期以后,唐朝经济更加繁荣,政治也很安定,朝廷大臣都尽力歌颂太平盛世。只有魏徵不忘过去的艰苦,给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指出他十个方面的缺点,希望他警惕,保持贞观初年的好作风。唐太宗把这个奏章写在屏风上,早晚阅读,引为鉴戒。由于魏徵处处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对皇帝的批评毫不客气,唐太宗对他既尊敬又畏惧。一天,唐太宗正在逗弄一只小鹞子,看见魏徵走进来,怕魏徵责怪,急忙将鹞子藏在怀中。魏徵装作没看见,向唐太宗奏事,故意拖延时间,等他离开的时候,鹞子已经闷死了。

魏徵的直言不讳,有时也会引得太宗的恼怒,有一次,唐太宗退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儿!”长孙皇后问杀谁。唐太宗说:“魏徵常常当众顶撞朕,给朕难堪,着实可恶!”长孙皇后默无一言,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她穿着最庄重的礼服,恭恭敬敬地向唐太宗礼拜道贺,连呼“万岁”,就像正式的国家大典。唐太宗莫名其妙,皇后说:“我听说,君主圣明,臣子才敢直言进谏;今天魏徵敢直言,就是因为陛下圣明,为此向陛下道贺!”唐太宗听了皇后委婉的批评,转为心平气和。

唐太宗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意思是说,人们用铜镜照自己,可以看到穿戴是否整齐;用历史做鉴戒,可以知道历代兴衰和更替的原因;看别人的成功和失败,可以吸取经验和教训。正因为唐太宗能纳谏,大臣们都敢于直言进谏,所以他在位期间,唐朝的政治比较开明,经济繁荣。《尚书》说:“天视我自民视,天听我自民听。”皇帝是天之子,但是天考察皇帝却要询问百姓民众,民众的满意就是天的满意。唐太宗要做一位好皇帝,他知道首先要使百姓生活富足,对朝廷满意,这样的认识在历代帝王中都是难能可贵的。

十六、修明法律怀柔吐蕃

唐高祖刚刚打进长安,为了表示宽大仁慈,争取人心,宣布:除杀人、抢劫、叛逆之类的犯罪要处以死刑外,隋朝其他的法律一律废除。唐朝虽然建立,天下平定,但是社会治安没有明显好转,社会秩序很混乱,各地盗贼众多,刑事案件频发,暴民骚乱此起彼伏,严重地威胁着初生的唐朝政权。唐太宗即位不久,就召集群臣专门研究使社会治安根本好转的问题,商量怎样制止盗贼。有人说:“重典治暴民,只有重重地惩罚,才能使盗贼不敢作奸犯科。”还有人说:“盗贼越来越多,是刑法不严的缘故,应该恢复隋朝的严厉法律。”魏徵的见解卓然不同于众人,他坚决反对实行酷法,反对严刑驭民。他说:“乱世才用重典,我们已经安定了天下,外敌消灭,主要的任务是管理民众。对百姓要讲仁义,轻刑薄赋,这才是先王之政。”唐太宗很同意魏徵的看法,因为他心里也清楚,盗贼猖獗,是赋役繁重、官吏贪污勒索、百姓生活饥寒交迫所致。大多数人民,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愿意奉公守法的,盗贼越剿越多,只能说明国家的政策出了问题,必须在自身找原因,不应该加重刑罚凌逼百姓。严厉的刑罚只会更加激起百姓的反抗,隋炀帝就是前车之鉴。于是,他下令由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和法官一起修订法律。

唐太宗仿照汉代察举的办法,下诏鼓励大臣们和地方官员荐举人才。当时,全国各地等待荐举的人都集中在长安。荐举开始不久,就发现有人弄虚作假,谎报出身和资历,甚至不惜伪造证件。唐太宗震怒了,命令弄虚作假的人赶快自首。如果不主动自首,查出之后就要处以死刑。诏令下达,有人自首,但也有人企图侥幸过关,果然,一些瞒报出身而没有自首的人落网了。唐太宗指示交给大理寺卿戴胄负责审理。戴胄根据法律规定,判处这些人流放或者充军。唐太宗大发雷霆,质问戴胄说:“朕下过命令,不主动自首的要处死,而你却判他们流刑,这不是让朕失信于天下吗?”戴胄镇静地回答:“陛下如果查出弄虚作假的人,不交给大理寺审讯,直接就杀了他们,我作为一个部门的官员,是不能加以干涉的。皇帝有这样的特别处置权。但是陛下主张走司法程序,把这些罪人交给我审讯,我既然接了这宗案件,就必须严格按照法律条文办事,犯了什么罪行,就要承担相应的惩罚,不能法外施恩,也不能枉法加重刑罚。”唐太宗大怒道:“你不枉法,得到了严格执法的美名,可是朕呢,朕会落得让天下人耻笑,说朕的话不作数!”戴胄说:“陛下的命令只不过是因一时的喜怒决定的,未必经过深思熟虑。法律却是经过严密的程序会同专家制定的,是国家向天下公布的最高行为准则,所以,守法才是最大的信用。按法律办事,就要忍耐个人一时的愤怒而保存国家的信誉。”良久,唐太宗转怒为喜,赞扬戴胄说:“你能严格执法,无偏无颇,你做得对。”指示长孙无忌、房玄龄加紧修订法律。

河内(今河南沁阳)有个名叫李好德的人,患有精神病。一天,他又犯病了,居然污言秽语大骂皇帝,被人以谋反罪扭送到官府。大理寺丞张蕴古负责审理这个“谋反”大案。张蕴古经过仔细的调查,向唐太宗报告说:“李好德患精神病,根据法律,精神病人不负法律责任,所以不应该对他判刑。”侍御史权万纪弹劾张蕴古,力证李好德不疯,是正常人,谋反属实;还说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官任相州刺史,张蕴古的判决显然是包庇罪犯,为的是讨好地方父母官李厚德。这显然是京官和外任相勾结徇私枉法。唐太宗联想起有一次他路过监狱,曾看到张蕴古和囚犯下棋,这样的人,肯定和罪犯家属串通一气,贪赃枉法。唐太宗一气之下,命令处死了张蕴古。事后,唐太宗了解到李好德确实患有精神病,张蕴古是冤枉的,唐太宗深深自责。下了一道诏令:依照古制,今后凡是死刑,一定要经过三次复核,才能批准执行。并且告诉长孙无忌一定把这一条写到法律中去。

法律规定,兄弟分居以后,官爵、功劳不能互相继承,但是犯了罪则要连坐。有一次,一个叫房强的人,他的弟弟因为对朝廷不满,阴谋反叛,被朝廷发觉。按照法律规定,谋反大罪,即使还没有行动,只是谋划,罪犯也要处死。房强对弟弟的谋反毫不知情,但是按照兄弟连坐的法律规定,他也得被处死。唐太宗审查这个案子的时候,觉得这项判决有问题。他对房玄龄说:“谋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兴师动众,已经有行动。那么他的亲属应该是知情的。知情不报,应当连坐。另一种是讲几句大逆不道的话,并无实际行动,或者还在密谋阶段,还没有行动,反形未露,他的亲属未必知道。不知情,就没有举报的责任。这两种情况应该区别开来。”他让房玄龄把言论罪和行动罪区别对待,只有言论没有行动的罪犯,弟兄亲戚们不再连坐。

贞观十一年(637),新的法律修订完成了,这就是著名的《唐律》。《唐律》是在隋《开皇律》的基础上修订的,比起《开皇律》又有很大改进。它共分十二篇五百条,内容周详、简明,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法学文献。

新法制定之后,唐太宗要求官员们遵照法律办事。他说:“法律不是为我一个人的,是天下人的法。不论什么人,都要守法,没有任何例外。”高甑生案件是考验法律威信的关键。高甑生是唐太宗的老部下,任岷州(今甘肃岷县)都督。一次,唐太宗任命李靖为行军大总管,率领各路兵马讨伐吐谷浑。高甑生误了行军的日期,李靖要按照军法治罪。高甑生很不服气,他仗着自己是皇上的亲信,以为别人不敢惩罚他,即使李靖也奈何他不得。他还恶人先告状,到唐太宗那里诬告李靖谋反。唐太宗派人调查,结果,根本没有李靖谋反这回事。根据《唐律》,大理寺以诬告罪判处高甑生流刑,唐太宗批准了这一判决。这时候,有人替高甑生求情,说高甑生是原秦王府的功臣,即使犯了再大的罪也应该宽恕,何况这么点小过失。唐太宗说:“甑生违犯了李靖的军纪,又诬告李靖谋反,如果从宽处理,今后法律还怎么实行呢?国家的功臣很多,假如朕赦免了甑生,别人犯法,朕怎么禁止呢?甑生是朕过去的功臣,朕不会忘记的,但是,不能因此就不处分他。”

《唐律》吸取了隋炀帝苛刑峻法的教训,条文定得比较宽平。这种法律的改革,对于健全法制法律,安定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吐蕃人生活在青藏高原上,过着农耕和游牧的生活。他们勇敢善战,认为战死是光荣的,谁要是临阵逃跑,大家就拿一个狐狸尾巴挂在他的帽子上,嘲笑他像狐狸一样胆小。吐蕃人的首领称为“赞普”,意思是雄壮强悍的男子。

早在武德三年(620),囊日论赞统一了吐蕃各个部落。囊日论赞是后来著名赞普松赞干布的父亲,他在完成统一之后不久,就被大贵族毒死,吐蕃发生了内乱。松赞干布当时年龄还小,他依靠中小贵族的力量,平定了叛乱,自己做了赞普,把都城迁到逻些(今拉萨市),制定了官制和法律,建立了强大的专制政权。松赞干布非常羡慕唐朝的文化,希望和唐朝建立友好关系。贞观八年(634),他第一次派遣使臣前往长安访问,唐太宗很快就派使臣回访,汉藏关系进入亲密时期。

这一年,松赞干布派使臣带着丰厚的礼物,到唐朝都城长安向皇室求婚。当时,各国的首领都以能与唐宗室联姻为荣,松赞干布也想通过建立与唐的亲戚关系提高自己在青藏高原的名望。但是唐太宗没有同意。使臣怏怏回到吐蕃,因为有辱使命,怕受到惩罚,编了一通假话说:“刚到唐朝的时候,大唐皇帝对我们的欢迎非常隆重,很痛快地同意了将公主嫁给大王。可是后来吐谷浑王也来求婚,唐朝天子便不同意嫁公主给我们赞普。看来一定是吐谷浑王在中间说了坏话。”松赞干布大怒,马上发兵攻打吐谷浑。吐谷浑是西北地区的大国,经常袭击周边的国家,也曾向唐帝国发动过进攻。但是现在它已经衰落了,不是吐蕃的对手,很快就被松赞干布击溃。松赞干布打败吐谷浑,觉得向唐皇帝求婚的砝码又加重了许多,便再次派使臣带着厚礼去长安。使臣扬言:“我们是来迎娶公主的,如果不把公主嫁给我们赞普,我们的军队随后就到!”气焰很是嚣张。唐太宗派吏部尚书侯君集带兵讨伐吐蕃。松赞干布骄傲轻敌,结果被打得大败,收兵退回逻些,再不敢出战。

松赞干布看到唐帝国这样强大,既害怕又佩服。贞观十四年(640),他派大相(相当宰相)禄东赞带着黄金五千两、珍宝数百件,再一次去长安求婚。唐太宗被松赞干布的诚恳感动,同时,他也想笼络青藏高原上的这个强劲的部落,决定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赞普。